朱仙镇之役考辨

岳增省

                               朱仙镇之役考辨
                                  作者 徐规

       匹马南来渡浙河,  汴城宫阙远嵯峨。
      中兴诸将谁降虏？负国奸臣主议和 。
      黄叶古祠寒雨积,  青山荒冢白云多。
      如何一别朱仙镇,  不见将军奏凯歌,
                            ——于谦诗（1）

岳飞抗金的战功, 据岳珂《鄂王行实编年》及《宋史 · 岳飞传》记载, 以朱仙镇之役最为著名。在过去, 流布广阔, 影响深远。每当国家危难之秋, 更能鼓舞人心, 激励士气。可是从二十世纪初年以来, 国内外史学界相继有人提出怀疑, 说岳飞绝无进军朱仙镇之事（2）, 或断言朱仙镇之役是出于岳珂的 “凭空虚构” ·(3) 。主要理由是绍兴十年 公元1140年的宋高宗诏札和岳飞捷奏里, 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中兴十三处战功录》三书中都没有提到朱仙镇之役。这一派的说法, 在我国史学界颇占地位(4), 但我认为尚有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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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万历钱城县志 纪制· 忠烈庙》条及明万历年间张应登编的《汤阴精忠庙志》卷十。 而清嘉庆八年冯绪编的《（杭州）岳庙志略》卷七, ‘谁降虏” 作“ 思平敌” , 当系清人所改。
（2）1904年,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撰成《岳飞班师辨》一文, 刊布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五编 第二 、 三两期。他认为宋高宗时事，莫详于李心传之《系年要录》与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 但两书中绝无岳飞进军至朱仙镇的记载 · 又说岳飞的奏捷和高宗的“上谕” 中, 亦不见有关朱仙镇者 。最后, 从岳飞的驻军地点、行师路程和日期等方面提出疑点, 断言：“ 余诚不能信《行实编年》之说, 谓飞进至朱仙镇为确有其事也。” （转引自陈裕井的译文, 载1929 年九月南京中国史学 会编的《史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1905年, 江阴缪荃孙在跋南宋李壁撰的《中兴十三处战功录》（ 藕香零拾本）中说：“ 论者谓 岳鄂王朱仙镇一役, 至今啧啧人口, 而《三朝北盟会编》不载其事, 逐疑秦氏所恶, 史官不敢直书。至开禧（1205年）始撰是录, 正值定议伐金, 追封飞为鄂王之时, · 如果实有战级, 焉有不叙入之理。昔人亦有言‘倦翁（岳珂别号） 所记, 过于铺张, 孝子慈孙之用心，有不尽实事者。’ 予观 此录, 亦不敢以此言为过刻矣。” （陈裕普译载市村之文时, 在前言中亦用缪氏这番议论） 。
（3）见邓广铭先生着的《岳飞传》, 1955年十月, 三联书店版, 第284页。

（4）邓先生在《岳飞传》第214-220页中, 详述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绩, 但对进军朱仙镇一 事, 不着点墨。后来, 沈起炜先生着的《宋金战争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四月版）第121页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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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他们的论证方法是需要斟酌的。 这是因为有关岳飞的文件与记录岳飞事迹的书籍, 曾遭摧残和散落, 今凭借不完备的资料而运用默证, 恐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
其次, 再看他们的具体论据。有人说： 岳珂巳把高宗皇帝赐给岳飞的诏札悉数收录 于《金陀粹编》和《续编》当中了（1）。事实并非如此。 据岳珂撰的《高宗皇帝哀翰跋》 载：

      臣追述先志（指继承其父岳霖汇编诏札的遗志）纂辑次第, 端拜摹刻, 凡为诏札七十有六。若淮西始终十有五札, 复以甲子系日, 盖辨 明疑似, 不敢不详。其他轶在人家 、 散之族党者, 臣不能究悉, 誓毕此生搜访, 以补其遗”（2）。

岳珂在这里巳清楚地谈到高宗赐给岳飞的诏札是有散佚的 。又宋宁宗时史官章颖撰的 《鄂王传》也载：

        方虏寇河南（ 指绍兴十年夏季之役）, 诏飞助刘琦, 凡两月而飞 拜御札二十有三, 多于淮西时矣。淮西十五札, 飞之子霖尝抗章丐赐还。孝宗皇帝从之, 取之左帑, 复以畀霖（3）。
  
章颖在此地也提及岳霖取回的诏札, 仅绍兴十一年颁发的淮西十五札的全部, 并未说绍 兴十年及以前颁发的巳毫无遗失了。
至于岳飞的捷奏,有人说:“ 岳飞在绍兴十年北上迎击金人, 其历次战役的奏报, 全都被岳坷收录在《金陀粹编》的《经进鄂王家集》当中” （4）。 这一说法, 尚无确证。 岳珂在《家集序》中曾说：
         都上游之奏，止班师之疏，捣京、洛之策，出蕲、黄之请，亦仅详其一、二。而散帙不可考者，则盖不能究知其几也(5)。
岳飞的历年奏疏既然多有残缺和散佚, 又怎知绍兴十年的捷奏均一无遗失呢?
据此, 则《金陀粹编》、《续编》中收录的诏札、奏疏, 原已不全, 怎能依据其中未见 提及朱仙镇而断定当时必无朱仙镇之役?又怎能因此断言岳飞绝无进军朱仙镇之事呢?此外, 其他论据也缺乏说服力。 如他们拿《中兴十三处战功录》未列入朱仙镇之役 作为否定这次战役的论据之一。 如果照此类推, 则该书亦未将郾城之捷、拓皋之捷列入， 我们也可以把这两次战役否定了。这岂非成为笑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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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著《岳飞传》第279页。
（2）见《金陀粹编》卷三。
（3）《金陀续编》卷二十一。
（4）邓著《岳飞传》第282页。
（5）《金陀粹编》卷十
（6）参看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 》卷139、乾道二年八月 · 甲午条《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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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谈两点粗浅的看法‘ 其一, 关于进军朱仙镇的可能性问题。据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1188)王自中(1)撰的《郢州患烈行祠记》说:
           其后, 一出《绍兴六年》 、而平虢略（河南灵宝西南）, 下商于（河南渐川西面） , 再出（绍兴十年）遂取许昌（即颖昌,河南许昌） 以瞰陈留（指开封府）（2）。

可见岳家军在取得颖昌后, 其用兵的主要目标是企图进击北宋故都开封的 。朱仙镇位于开封西南四十五里, 颖昌又在朱仙镇西南一百七十里, 从颖昌到开封去的大路, 是通过朱仙镇的。这一带皆平原旷野, 无高山大川的险阻, 行军极为利便。据《系年要录》卷一三 六的记载, 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 张宪部攻克颖昌，二十四日, 岳飞又遣牛皋等部与张宪部会合收复了淮宁（即陈州, 河南淮阳）。其间经过几场战斗, 为时还不到四天。 颖昌东北距朱仙镇尚较去淮宁近五十里许, 行师日期可减缩，又七月八日郾城之战 （即岳飞率部击败金将兀术带领南下的一万五千骑之役）以前, 金方主力军尚未同岳家军接仗过。 这是因为兀术所部“ 长胜军” 十余万人在六月中旬顺昌（安徽阜阳）战败退回开封后, 金方正忙于调兵遣将, 暂时无力反攻。 在此期间, 岳家军趁虚而入, 进抵朱仙镇是有可能的。

即从岳家军的整个军事部署来看, 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当他们取颖昌后, 就分兵两路, 东出攻淮宁, 西北攻郑州、洛阳, 并企图以主力直捣开封，东西两翼其为中路军的辅助，最后迫使兀术大军北撒。在这样形势之下, 驻颖昌及其附近的岳家军曾一度攻抵朱仙镇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二, 关于《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之役的真伪问题。《行实编年》成书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 , 上距朱仙镇之役仅六十三年，其亲见亲闻岳家军战绩的老人尚有健在, 岳珂又是南宋的一位学者, 他可能夸大这次战役战绩, 也可能记错进兵时间 、出发地点及领兵主将姓名，但很难断其凭空虚构‘ 且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知襄阳府事刘光祖辑的 《襄阳石刻事迹》与同时章颖《鄂王传》也都提及此役。有人认为《 鄂王传》系根据《行实编年》写成，这固然是事实， 但断定《襄阳石刻事迹》也是“显为《金陀粹编 》成后, 撰《行实编年》而作者（3）、尚欠确证，因《金陀粹编》初刻于嘉定十一年（1218年） , 后于刘光祖撰文九年, 刘氏撰文时，岂能见及？ 更值得注意的，刘氏生于绍兴十二年（4）, 去朱仙镇之役, 时间很近, 且襄阳离河南不远, 这里又曾是岳家军驻防的重镇, 熟知岳飞战功的人, 为数当不少, 故其记载的可靠性自属较高。即使本诸《行实编年》, 亦适足以证明朱仙镇之役巳为当代所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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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自中生于绍兴四年（1134年）“ , 卒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  见 魏了翁《鹤山集》 》卷 七十六《墓志铭》
（2） 见《金陀续编》卷三十。
（3）引市村瓒次郎 语 。
（4）刘光祖生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 卒于嘉定十五年（1222）。见真德秀《西山集》卷四十 三《墓志铭》及《宋史· 刘光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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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岳珂长二十二岁的南宋史学家李埴在《皇宋十朝纲要》绍兴十年 九月条载： “是秋, 岳飞军至朱仙镇, 距东京四十五里, 被旨班师 。” 李埴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 曾以吏部尚书兼修国史 、实录院修撰的身份, 专门提领《高宗正史》的编 修事宜（1） 。他对高宗朝的史实较为熟悉, 其记载当属可信。又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进士吕中也在《中兴大事记》中说：“ 岳飞捷于郾城, 乘胜逐北, 兵至朱仙镇, 距东京四 十五里矣” （2） 。吕中为南宋进步思想家叶适的学生, “ 惯熟国史” , 曾充任理宗朝史官。元代初年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撰的《文献通考 · 舆地一》亦载： “ 绍兴十年秋, 岳飞兵至朱仙镇, 距东京四十五里。诏班师。” 其记事与《十朝纲要》 、《中兴大事记》 相符, 足见宋元间人也是确信岳家军曾到过朱仙镇的。
综上所述, 我认为断言朱仙镇之役是出于岳珂的虚构, 尚缺乏有力的反证。至于说 岳飞绝无进军朱仙镇之事, 更是主观武断, 不足凭信！

岳增省

徐规（1920－2010年12月21日 ）中国著名宋史专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国家人事部批准他为杰出高级专家，延缓退休，继续工作。2002年浙江大学对五位有突出贡献的教师，颁发该校最高级别的“竺可桢奖”，他是文科中惟一享此殊荣的教师。他历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岳飞研究会会长等职。半个多世纪以来，徐先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宋史、中国古代史学等领域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为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大部分作品收集在《仰素集》一书中。今年3月，他校注的宋代笔记丛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已经是第二版。编著有《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李焘传》、《宋史研究集刊》、《宋史补正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