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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长篇连载） 大清藩篱岳钟琪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1-19 17:55
标题: （长篇连载） 大清藩篱岳钟琪
[attach]3897[/attach] 13日起《白银晚报》连载作家王博恩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清藩篱岳钟琪》，该书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8章，26万余字，较为详细地讲述了一代名将岳钟琪的人生经历。
岳钟琪以自己非凡的军事才华荡平青海叛乱，忠心报国，公而忘私，清廉为官，心系桑梓，情牵黎庶，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高尚品德尤其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名人是不会枯竭的社会资源，发掘和宣传名人不仅对提高社会大众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品位，占领舆论前沿具有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而且对于助推地域经济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大清藩篱岳钟琪》的问世，既是甘肃本土作家浓厚故土情结的具体体现，也是传承甘肃文化底蕴，宣扬白银时代精神的真实实践。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需要广大文化工作者共同参与，不懈努力，这部新作无疑为此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作者王博恩，甘肃景泰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白银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白银市纪委。
该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共白银市委、白银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被列入“白银市重点创作扶持项目”予以扶持。
大清藩篱岳钟琪
作者：王博恩 转载：白银新闻网
第一章 清朝初期的西部大势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它的缔造者和统治者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起自“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十五岁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讨伐杀父仇人尼堪外兰，从此，掀开了满洲铁骑纵横九州的征服之旅。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带下，越过山海关逐鹿中原，将葬送了大明国祚的李自成大顺政权驱出北京。九月，顺治帝由盛京迁都京师(今北京)，十月一日，在紫禁城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由此，揭开了满清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统治的大幕。
清王朝从入主北京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平定“三藩之乱”，经过三十七年艰苦卓绝的征战，较大规模的反抗势力基本平定，应该说可以舒一口气了。但是，无情的现实却让他们依然夜不能寐，这件事一直令大清朝统治者如芒在背、如坐针毡。那么，是什么问题有着这等严重性？是来自西部边陲的纷扰和动荡。是谁制造了这个纷扰和动荡呢？是卫拉特蒙古(也称厄鲁特蒙古)的一支——准噶尔部，俗称“准噶尔”。
一、准噶尔的崛起
卫拉特蒙古在明朝曾有一个让朝野神经高度过敏的名字——瓦剌。对，就是那个制造了“土木堡之变”，俘虏了英宗皇帝，并挟其南下差点终结了大明国脉的瓦剌。
翻开历史你会发现，在地球最大块陆地上最善于策马驰骋，而且驰骋最广的蒙古族，除了元代，几乎一直处于群雄并立、相互凌侵的分裂状态。明朝后期也不例外，这时候蒙古族逐步分裂为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三大部。漠南蒙古主要游牧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为主)游牧于漠南蒙古以北地区，漠西蒙古(卫拉特蒙古为主)则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地区。而此时的卫拉特蒙古不仅与喀尔喀蒙古之间战争不断，其内部之间也为争夺牧场互相攻伐，分化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以及和硕特四部。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不再同室操戈”，土尔扈特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游牧，而和硕特则迁移到西藏、青海一带。部族的内耗已使卫拉特蒙古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1635年，准噶尔部首领哈刺忽喇去世，其长子巴图尔洪台吉继位。1640年，巴图尔洪台吉与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共同主持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卫拉特、喀尔喀各部领主会议，史称“塔尔巴哈台会盟”，会盟制定了旨在加强蒙古族联合，共御外敌的著名法典——《卫拉特法典》。这次会盟后，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蒙古各部之间得以和平相处，友好往来。
为了维持这一局面，巴图尔洪台吉又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密切各部之间的联系。他娶了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女儿为妻，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作为友好使者，一个嫁给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朋楚克，另一个嫁给了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的儿子鄂齐尔图台吉。后来，巴图尔洪台吉又把朋楚克的儿子、他的外孙阿玉奇抚养在自己身边，为土尔扈特部培养了一代著名的领袖。
康熙四年(1665年)，巴图尔洪台吉五子僧格继位。在僧格统治期间，准噶尔加强了与清朝的联系，积极抵御沙俄的侵略。康熙九年(1670年)，僧格被同父异母的兄长——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谋杀。此时，僧格之弟噶尔丹正在拉萨跟随五世达赖学经。听到消息后，他发誓要为哥哥报仇，马不停蹄回到准噶尔。由于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认定的三世温萨活佛转世，所以，他以活佛身份号召支持者杀死了和卓特巴巴图尔，赶出了入侵的车臣部。康熙十一年(1672年)，噶尔丹宣布还俗，继位为准噶尔部首领，也号称洪台吉。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统一了卫拉特蒙古各部，正式宣布建立准噶尔汗国，达赖赐予其“博硕克图汗”称号。此后，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全面走向鼎盛，并以“准噶尔”之名著闻于世。
由于准噶尔部的游牧区域地处欧亚大陆中部，“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依葱岭”，是中西交通的必由之路，“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则中原为之动摇”。因而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是沙俄觊觎中国的角力之所，更是历代争国者必夺之地。随着准噶尔势力的不断强大，噶尔丹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屡屡染指西藏事务，侵扰青海，掳掠喀尔喀蒙古，甚至直接威胁到大清首善之区——京城的安全。雄心勃勃的噶尔丹不再满足于偏居一隅，逐渐萌生了“君长南方,我长北方”的念头。但这是骨子里尚充斥着浓烈铁血气息的大清统治者们绝对不可容忍的。于是，两个马背上的民族刀来剑往，在中国的西部展开了一个多世纪的兵锋对话。
二、准噶尔与西藏、青海的关系
准噶尔与西藏、青海除了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三地的大多数居民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也称黄教。佛教传入西藏后，在与西藏本土宗教的碰撞冲突中，逐渐形成了宁玛、噶当、噶举和萨迦四大教派。元朝时期，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其所倡导的萨迦派占据上风。公元14、15世纪时萨迦派与噶举派争夺权力，战火不断。就在这种状况下，曾师从西藏萨迦、噶举等各大教派的宗喀巴大师针对当时僧纪废弛、寺院生活腐化的现状，倡导进行宗教改革，受到了西藏僧俗的一致拥戴。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在帕竹(今拉萨柳梧区)贵族仁钦贝和仁钦伦布父子的资助下﹐宗喀巴大师于拉萨东北四十余公里的旺古尔山建立了甘丹寺﹐独树一派，形成了一个新的藏传佛教派别——格鲁派。为表示中兴律仪，他让僧人戴黄帽，因此，格鲁派又被称为黄帽派，即黄教。格鲁派兴起后迅速取代了其他各教派，成为藏区佛教的主流。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陆续皈依了格鲁派，使格鲁派势力日益大增。17世纪30年代，以却图汗为首领的喀尔喀蒙古占据了青海，他扶持噶举派，打击格鲁派。格鲁派于是求助于准噶尔蒙古势力，并依靠准噶尔的军事支持得以保存自己的影响力。就这样，逐渐形成了西藏，乃至整个藏传佛教区域教派与军事力量相互依存的模式。
据准噶尔史籍记载，卫拉特四部的盟主、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台吉曾随青海塔尔寺主持察罕诺门汗胡土克图精研佛法，因透悟“世间无常”之理，遂产生抛弃红尘出家为僧的想法。但是，他的举动遭到卫拉特王公贵族的一致反对。为了卫拉特蒙古的未来，准噶尔巴图尔洪台吉、杜尔伯特达赖台吉以及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辉特首领苏勒坦台什等三十二位王公就一起去恭问察罕诺门汗：“是一个人当喇嘛福大，还是众人当喇嘛福大？”大喇嘛知道他们的来意，就回答道：“众人当喇嘛福大。”随后，准噶尔联盟王公决定每人派一个儿子替拜巴噶斯当喇嘛，并将此以法律的形式写入了《卫拉特法典》。顺治五年(1648年)，巴图尔洪台吉四岁的儿子噶尔丹被藏传佛教格鲁派认定为三世温萨活佛的转世灵童，顺治六年(1649年)，噶尔丹被送往西藏当了喇嘛。谁也不曾料到，此次西藏之行，非但没有让噶尔丹超凡出俗，成为格鲁派高僧，反而让他尘心日重，成为草原枭雄，也成了大清朝的梦魇。
由于五世达赖喇嘛亲身经历了藏传佛教派系斗争的残酷，所以他一直梦想拥有一支忠诚的、完全为自己所驾驭的军事力量。噶尔丹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希望。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1-19 18:01
身为喇嘛的噶尔丹无法掩饰他与生俱来的尚武天性，“居乌思藏日久，不甚学梵书，惟取短枪摩弄”。加之他的不凡身世，所以，深得五世达赖的器重，“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顺治十三年(1656年)，噶尔丹在拉萨大昭寺接受了五世达赖的灌顶，随后，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拜四世班禅为师。康熙二年(1662年)四世班禅去世，十八岁的噶尔丹又回到大昭寺追随达赖，并结识了后来把持西藏地方政务近三十年的最高长官第五世第巴桑结嘉措，两人一文一武，被称为五世达赖的左右手。为了增进与西藏的关系,准噶尔还在西藏设立了大小库伦喇嘛营地，创建了佛教的医学部、密教学部和时轮学部等三个喇藏。后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首领，格鲁教派寺院如雨后春笋般在西域拔地而起。其中，以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庙、南岸的海弩克庙为最大，可容纳喇嘛六千人，“顶礼膜拜之盛为蒙古之首”。而且许多大寺院首领都由西藏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院派任高僧或学佛于三大寺之喇嘛担任”，俨然“西藏寺院在蒙古之支部”，“于是蒙古各部与西藏形成相互依赖之政教关系”。正是由于从噶尔丹时起，与五世达赖以及桑结嘉措等西藏僧俗势力建立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为后来准噶尔屡次出兵西藏和青海搭建了人脉基础，也为此后中国西部的百年战争埋下了伏笔。从此以后，准噶尔与西藏以及青海的关系真可以说得上是“剪不断，理还乱”。
第二章 一座城堡与一个家族
正如和平年代需要治世文臣一样，在清初的中国西部，对一个新兴的王朝而言，更需要的则是能够抚平边患、捍卫疆土的将帅之才。据笔者统计，大清两百多年间，仅甘肃白银一带涌现出的将领约有百位之众。在这些大清将领中，有许多都是一门数代相袭相荫的。被乾隆誉为“三朝武功巨擘”的一代名将岳钟琪及其家族，可以说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在举目洪荒的西部是怎样的一块土地孕育了这样一个功垂后世、流芳百代的家族？是景泰川，是一座位于陇原大地中部，景泰川西南角的军事城堡——永泰城。
一、军事城堡——永泰城
永泰城坐落于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寺滩乡境内的寿鹿山北麓，这里东眺黄河，南依寿鹿，西望松山，北控戈壁。早在西汉时期，为了遏制羌族的侵扰，营平侯赵充国曾率军驻扎令居(治所在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北)，首倡屯兵驻守之策，朝廷遂在临羌(治所在今青海省湟源县东南)至浩亹(今青海省大通河)一带，招募民众，“缮乡亭，浚沟渠”，进行屯田。随后，屯守区域向东延扩，并修建了许多防御城堡。在老虎山北侧修建的城堡，因地得名，称为老虎城。城堡西边不远处源自老虎沟的潺潺溪水汇入媪围河，蜿蜒向东注入黄河。由于气候及地质环境的变化，如今这里的河流都早已干涸。距老虎城东北八十余里便是当时武威郡十县之一的媪围古城(在今景泰县芦阳镇吊沟村)，这是景泰县境内有历史记载最古老的县城，也是丝绸之路沿线现存规模最大的汉代县城遗址。唐宋时老虎城改名“龙沙”，至今城东一处山口仍名叫“龙沙岘”，一直是丝绸之路的古道隘口，千百年来，递送了无数商客旅人。元代以后，此地长期为羌狄占领。明朝景泰年间又为鞑靼宾兔部所据。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李汶、大司马兼甘肃巡抚田乐、甘肃总兵官达云、宁夏总兵官萧如薰等奉旨收复松山。从三月至九月，集七路之师，十万之众，共发起数十次战斗，史称松山大会战，收复松山。第二年，李汶上《松山善后事宜疏》：
“松山既空，故疆已复，其经理善后最为吃紧。而善后非筑边、建堡、设官、屯兵，其道无由。……”
在他的建议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两年间，除修建了松山城外，又修筑了红水堡(在今景泰县红水乡)、三眼井堡(在今景泰县草窝滩镇三眼井村)以及靖虏卫(清初改为靖远卫，雍正八年改为靖远县)大芦塘堡(在今景泰县芦阳镇)、小芦塘堡(在今景泰县芦阳镇响水村)等数十座城堡，并由兵备副使荆州俊督建，达云率兵实施，还修筑了西起大靖泗水堡(今古浪县泗水乡)铧尖滩汉长城，东止靖虏卫哈思吉堡西南方的索桥堡(在今靖远县石门乡境内)约二百公里的明长城。为进一步巩固边防，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继任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顾其志，在巡视边防时，发现永泰城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因年久失修，已破败不堪。经与荆州俊及总兵官孙仁等商议，决定“筑连城诸堡”，遂上《奏城永泰疏》：
红水距兰州五百里而遥，原隰险阻，一路绝无人烟，虏小举或可拒守，脱或大举，单弱岂能支持？兰州官兵策应，猝不能至，况复奔驰远道，军马疲困，何能御敌？中无止宿委积之处，设虏乘间冲突，无城堡可依，非万全之策。臣等重复堪议，多方讲求，咸以老虎城地建堡设将为宜。迤南再设筑二小堡，传接烽燧，使首尾相应，犄角相成，冲疆可恃以无恐。……”
奏折力陈修建永泰城的重要性。恰在此时，兵备副使、天文学家邢云路来此督军。在得到万历皇帝允准后，遂决定由邢云路牵头，并由他亲自督建新永泰城。新城址在旧城以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月开工修建，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竣工，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新修建的永泰城“周长四百八十丈”，高三丈六尺，除了城门和三个瓮城用青砖巨石砌成外，其余城墙均由黄土、麦草等材料按比例混合夯筑而成。墙体下宽上窄，墙基宽约两丈，墙头宽约一丈，坚固异常。城下有宽约两丈、深约一丈的护城河环绕。城堡取名“永泰”，寓“永绝虏念，康泰安宁”之意。
正城门朝南面山而开，有内外两道城门，“永泰门”是内门，“安宁门”是外门。城墙上置有炮台十二座，女墙七百九十九雉。城墙之上有城楼四座，在正门“永泰门”之上的三层阁楼，名曰“药祖楼”。里面供奉着黄帝、邳彤、孙思邈三位济世救人的医家老祖。而与之遥遥相对的北城之上，也有一座阁楼，名曰“真武楼”。里面供奉着道教中执掌北方天界的真武大帝，俗称无量祖师。除了这两座阁楼分别位于坎、离正位外，其余两座城楼并没有在震、兑正位(东、西方位)，而是分别位于巽、乾两隅(东南、西北方位)，以取文、武之意。东南瓮城之上为文魁阁，也叫文昌阁，里面供奉着魁星和文昌帝君。西北瓮城之上为财神庙，里面供奉着武财神赵公明。
由于整个城池形状酷似巨龟，所以又叫“龟城”。成文于乾隆三十九年的《永泰城图说》一文这样写道：“城以圆形，为之龟盖；离首坎尻，为之龟向；城中礅台，为龟肩足；预建诸庙，按三吉六秀布置方位，以应甲折，为之龟纹。经心曲画，寓理于中，乃取洛龟献瑞之义也。”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1-19 18:03
第二章
至于城堡为何要建成龟形，笔者认为，大概与我国古代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方位神的崇拜有关。龟蛇合体为玄武，为北方镇神，将城池建成龟形寄托着人们期望边境安宁、太平长久之意。
在我国形似龟状的城池，除了永泰城，还有三座。一座是始建于汉景帝二年(前155年)的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境内的般阳古城。另一座是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的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旧城。有趣的是，这两座龟城也都在明朝进行过重修。般阳龟城于明朝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淄川知县杨武主持重修。浑源龟城于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由浑源州知州刘复礼主持重修。此外，据《华阳国志》记载，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攻取蜀国后，人口因战争锐减。公元前341年秦大举移民充实蜀地，由张仪(一说蜀守张若)负责先后“筑成都(今成都市)、陴(今成都市郫县)、临邛(今四川省邛崃县临邛镇)三城，以为犄角”。由于成都一带低洼潮湿，土质松软，故而城墙屡筑屡倾。后来将墙基定于高亢之处，才算修好。这样建成的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状如金龟，故而成都在古代也被称为龟城。岳钟琪家族由永泰龟城迁往成都龟城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机缘巧合。
“城既落成，其形显著，尤思龟为水族，旱燥之地，恐难资生”，于是又在南城门外数十步处设一大池，取名“用汲海”，“使龟无干燥，民有霑足”。随后，又在城南北两侧分别修筑了延伸到金城兰州和长城方向的烽火台，并于永泰城南一百里修建了镇虏堡(在今景泰县正路乡境内)，再南一百八十里筑保定堡，将金城兰州与红水一线连为一体，其间“墩院若台燧凡百二十余，广袤千八百里。东秩芦靖，西跨庄凉，北界沙碛，前滨临巩，若群山而四维之也”，成“犄角率然之势”，为拱卫西部边陲又增添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永泰城建好后，“兰州参将移驻，肃宪王朱绅尧裁拨卫所马八百归永泰”。据《创修红水县志》记载，当时城内有驻军一千五百名，其中，马兵一千名，步兵五百名。兵营、练兵场、火药场、武器库、草料场、马场等军事设施一应俱全。城内南北向一条一里多长的通衢为正街，沿街大小楼阁参差耸立，蔚为壮观。沿城墙内侧修有马道一周，供战时策马传递消息之用。城中西北街设有副将衙署，清朝顺治年间裁做参将，康熙年间又先后裁做游击、千总，乾隆末年再裁为把总。察院公署位于城内东北街，到乾隆年间改做城隍庙。城内街心建有高大的鼓楼(顺治年间失火，后改做玉皇阁)，后来，又在城南正街西侧修建了武庙,东侧修建了文庙；东南城根马道旁建有火神庙；东城街南火神庙背后建有马祖庙；北城街西建有大佛寺、永福寺；北城街东建有长乐宫，等等。据笔者统计，当时永泰城内大大小小的寺庙多达二十多座。到岳钟琪出生时，虽然经历了朝代更迭，但也只是过去七十八年而已，城内的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而且随着驻军的减少，逐渐为军民共居。据说，城内街道是按照奇门之法设计布置，错综复杂，一旦有敌人闯入城中，必定迷失方向，束手就擒。军事学家称其为“中国古代军事要塞教科书式的典范之作”。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的一天，天朗气清，微风拂面。邢云路与总督顾其志等边关将领一同登城巡视，感慨万千。因顾其志再三邀请，邢云路“逊谢不得，于是封山勒铭”，成就了这篇脍炙人口的“永泰城铭”：
帖彼松严，矗矗崇岗。
星分北落，御镇西方。
襟带山河，为金为汤。
何物狼贪，狡焉鼠窃。
帝命虎臣，犁庭扫穴。
搀枪叶落，蟊贼朝灭。
荡彼滑夷，归我版图。
乃眷疆域，扶舆奥区。
华裔界限，既雄且都。
元老壮猷，规模远宏。
议筑三城，韩公之悃。
萧规曹踵，惟余蹇蹇。
重险神皋，陟陟嶙峋。
随山刊木，先以劳民。
既决无间，复开天垠。
连城百雉，说筑梯空。
龙盘虎踞，增拟阆风。
缮葺各别，联校疏通。
体势互绵，走集巨固。
参旗错列，壁垒盘互。
坼后星明，甲兵云布。
林麓之饶，何物不有？
夷言米哈，田猎飞走。
千军肉食，武夫赳赳。
周眺原隰，沟塍洒连。
郑伯分渠，营平屯田。
遐阡迩陌，陆海在焉。
巴庐相望，阓阛为市。
廛殖货列，商贾萃止。
从军皆乐，吉甫燕喜。
内宁外詟，巍乎功成。
何以臻北，车书大同。
皇威逖畅，格于八弦。
我铭斯纪，著之金石。
景钟流芳，燕然秩绩。
垂亿万年，永保无斁。
由于永泰城所处的位置“扼丝绸之路咽喉”，所以，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央政权控制边疆少数民族入侵内地的军事前哨和保障用兵西域的重要给养孔道之一。《宋志》有云：“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长幼几乎都对弓马刀剑情有独钟，边关特有的尚武气息十分浓厚。
二、岳氏家族
据岳府谱牒记载，永泰岳氏为南宋著名民族英雄岳飞之后。绍兴十一年(1142年)十二月，岳飞被赵构、秦桧、万俟卨等人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屈杀于风波亭，一门忠烈惨遭杀害或流放。一个事件造就了两个道德极端——岳飞从此化为忠良的象征，高居祠宇备受尊崇；而秦桧则变成奸佞的代表，长跪地下遭人唾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以礼改葬。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又给岳飞赐谥武穆，岳武穆一称谓即由此而来。嘉泰四年(1204年)，应韩侂胄之请，宋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宋理宗将岳飞谥号改为忠武，并赠太师之爵。
作为追偿，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宋孝宗为岳霖(岳飞三子)恢复了右承事郎之职，后又授南赣都督等职，并赐“食邑宜兴”。此后，岳霖后裔随其“辗转于湖广、江浙一带”。到了明朝，岳氏其中一脉岳大舟自江西“入行伍”，随军转战广西及云贵等地，“因作战勇敢，升丽江指挥”。后因与同僚相互攻讦，被发配甘肃，驻防临洮，并定居于此。
万历二十年(1572年)，岳大舟之子岳仲武因职守，迁居永泰城。此后，岳氏一门在永泰城生活了一百四十多年。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袁枚在《岳威信公本传》中写道：“公……由宜兴(今江苏省宜兴市)徙居兰州。父升龙以永泰营百夫长，从征吴三桂立功，累迁至四川提督。”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1-19 18:04
岳钟琪同僚好友，曾为岳钟琪的《容斋诗集》作序的四川总督黄廷桂在他负责编纂的《四川通志》中也记载：“岳升龙陕西庄浪卫永泰镇人。”岳钟琪的另一位好友，曾三督川陕的尹继善有“临洮水畔有山庄，漫认西川作故乡”的诗句，并自注“陕西临洮为容斋故里”。正是景泰川这片热土，正是永泰城这座肩负着特殊使命的城堡，养育和造就了一门数代岳氏俊才，为大清江山社稷的稳固和中国西部边疆的统一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岳门忠烈写下了全新的可歌可泣篇章。
据《景泰县志》记载，岳府宅院位于永泰城内北侧，占地面积约两千多平方米。这样的院落在当时的永泰城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豪门府邸。后来，岳府所在的小街道一直称为“岳家巷”。随着历史的过往，岳府宅邸早已荣华不再，只剩下一段段突兀的院基与寒鸦衰草守望相伴。如今，虽然岳钟琪的嫡亲族人早已移居他乡，但他的远房族人仍然生活在永泰城周边的景泰县芦阳镇、正路乡，武威市古浪县以及兰州市、永登县等地。
有关岳钟琪及其家族的故事在景泰、永登、古浪、兰州等地流传甚多，其中有一则故事，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明朝末年，大明统治者自觉气数日衰，非常担心。但他们不从挽救人心民意上下功夫，而是舍本逐末，大搞迷信活动。于是，皇帝派出多路精通堪舆之术的道士到全国各地“御龙”或“斩龙”。“御龙”就是所谓的赶龙脉，希望将那些正旺或当旺的龙脉地气邀补到自家的龙兴之地南京和当时的皇都北京，以挽救家运与国运。而“斩龙”则是将那些有王者气象，又不服驾驭的龙脉就地施法筑起丘垒予以封斩。至今许多地方气势恢宏的山脉主峰之上都有一座小土包，据说就是当年各路道士的杰作。其中一位老道自昆仑山“御龙”而来，这一天来到永泰城南面的一处山丘。老道发觉其中有一条龙没有了动静，便从龙尾跑到龙首看看它到底出啥状况了。但是，龙首距龙尾足有一里之遥，首尾难以兼顾，他无法判断这条龙究竟是死是活。碰巧，一位牧羊老汉正赶着羊群路过此地，老道想，牧羊人不识字，更不懂风水之术，所以就将牧羊老汉叫到跟前说：“老人家，请您帮个忙行吗？”老汉很痛快地答应道：“行！”于是，老道将一把桃木剑插在一块微微隆起的土包上，说道：“您在这儿看着，我到上面去踩一踩，如果我在那儿踩这儿有动静，您就招招手。如果没有动静，您在插剑的地方踩三下就行了。”老汉点点头说：“成！”老道回到龙尾，使劲踩了踩，高声问道：“动不动啊？”只见那块土包真的在跳动！地怎么会自己跳动呢？老汉被惊呆了，根本就没听见老道的问话。老道一看老汉没有招手，提高嗓门喊道：“老人家，您使劲踩三下，我看看这儿动不动。”老汉心里发怵，哪敢在那儿踩，只是小心翼翼地在边上象征性地踩了三下就赶紧躲到了一边。老道一看没动静，摇摇头仰天叹了口气说道：“看来是天意呀！”他返回到老汉面前，郑重地说道：“老人家，您与我有缘，我就实话告诉您吧，我是个赶龙人，今天有条龙走到这儿不幸死了，我给您做个记号，如果您家中有老人，在老人去世后就将他葬在这条龙脉上，如果您家中没有老人，就等您百年之后，让家人把您安葬在这儿，将来您的后代中会出很多达官显贵，如果这条龙还活着，必出公侯！”老汉这才如梦初醒，心中又惊又喜，看来今天是遇上高人了！老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将身上背的干粮和水全部奉送给了老道，非常感激地说道：“托道长吉言！我家就在不远处那座城里，马上就到家了，你还要赶远路，这些干粮和水你都带上吧。”老道也不客气，径直背起干粮和水，手提桃木剑嘴里念念有词，沿着山边缓缓向东而去。
这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永泰岳氏的初祖岳仲武。他卸甲归田后，虽然“家道殷富，不亚陶朱”，但他笃行勤俭之道，坚持牧羊耕种，贤孝传家。岳仲武与妻赵氏共育有三子，长子岳文达，次子岳文元，三子岳文魁。岳文魁，字兆元，是岳钟琪的曾祖父。岳仲武去世后，就埋在了老道指点的地方。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而现实往往有传说的影子。在永泰城外西南约三公里的地方有座小丘，名叫“奎龙山”，山下就安葬着岳仲武及其后世共五代人的遗骸，岳钟琪生母王氏之墓也在其中。这个地方，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岳家坟掌”。据说，风和日丽之时，在永泰城周围，只有站在这块地盘上才可以眺见黄河。
树大招风，坟大招贼。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沉眠了数百年的岳氏墓葬被盗掘一空。据目击者称，古物运了好几卡车之多。不仅历史遗迹遭到了残忍的毁坏，而且众多历史资料也遗失殆尽，甚是可惜。
尽管盗墓贼可以盗走古物，但却盗不走历史。让我们通过一些尚存的史料记载，走进这个曾经的显赫世家，一起来感悟，一起来探寻……
三、总兵岳镇邦
岳镇邦是岳钟琪的祖父，字定寰，系“岳飞十九世孙”。“自小深受家风熏陶，秉性耿直”，“为人慷慨仗义，爱管地方不平事”。明末清初，王权更迭，明王朝自救不暇，清政府无力西顾，一些游居边陲的“掠食者”部族便趁火打劫，为害一方。永泰城一带也不曾幸免，“番夷数侵掠”。为保卫桑梓，岳镇邦“散财募士练乡勇”。“时多尔吉部落入寇”，岳镇邦躬率乡勇五百人据沙河沟天然屏障及永泰城坚固工事，会同守城官兵多次击退蒙古多尔吉部的进攻，并乘胜出击，以少胜多，“大破之，虏其酋”，收复了被侵占的水源、草场，夺回被抢掠的马匹牛羊。从此以后，多尔吉部落再也不敢南犯。因为有勇有谋，岳镇邦被“破格授予永泰营把总、千总”。后来，他辞官归田，居家孝养老母，备受当地人推崇。他的这一美德被其子岳升龙发扬光大，也传为一时佳话。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朝廷“召镇邦出山”。此时，老母已经过世，岳镇邦欣然应征。他不仅自己复出，而且连三个兄弟岳镇鳌、岳镇国、岳镇华，以及两个儿子岳升龙、岳陟龙也一并带入军营，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岳镇邦二次出山后，因战功相继被授予西宁南川营守备、都司，不久又升调甘肃抚标中军游击。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属将王屏藩攻陷汉中，兵逼临洮(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巩昌(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岳镇邦奉命向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阶州(今甘肃省陇南市)前线驻军押运粮草。时“贼将李虎牙潜登乐门山，锋甚锐”，岳镇邦以“五百人杀贼万余，军威大震”，再创以少胜多的奇迹。后来，岳钟琪将这种以少胜多的传奇更是演绎得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康熙十四年(1675年)，由靖逆侯张勇荐拔，岳镇邦出任甘肃抚标中军左营游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升洮岷协副将。同年，转任浙江绍兴协副将，加左都督衔。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1-19 18:06
最后官至山西大同镇总兵官。二弟岳镇鳌也曾任永泰营千总，官至游击，战死疆场。岳镇邦代弟抚养其遗子，亲如己出。三弟岳镇国历任千总、守备，官至副总兵官。四弟岳镇华后特授陕西秦川守备。次子岳陟龙在康熙年间曾任河南河北镇标中营中军游击。由此可见，岳镇邦的确是清朝永泰岳氏兴盛和崛起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四、两代父子四提督
永泰岳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代父子四提督”，分别为岳升龙、岳钟琪父子和岳超龙、岳钟璜父子，岳升龙是岳超龙胞兄，而岳钟琪是岳钟璜堂兄。我们主要说说岳钟琪之父岳升龙。
岳升龙，字见之，为岳镇邦长子。“自幼聪颖非常，知书达礼，喜好武功”。“三藩之乱”时随父以庠生入伍，一年后“授永泰营百夫长”，因擒斩叛将永泰营游击许忠臣，颇得甘肃提督、靖逆将军张勇赏识。
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今陕西省宁强县)叛应三桂”，并亲率大军数万，从平凉府出发，一路攻城掠寨，吴三桂四川部队乘机北上陕甘，“关陇之间很多州县落入敌手”。张勇迅速由驻镇之地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率兵东进。他派西宁总兵官王进宝进攻兰州，自己绕兰州南下，直取洮州(在今甘肃省临潭县东、卓尼县东北)、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州)和巩昌(今甘肃省陇西县)。踞守兰州的是王辅臣属下叛将赵士升，为阻止清军攻城提前烧毁了进入兰州的唯一通道——黄河浮桥，企图依凭黄河天险困守待援。岳升龙担任攻城先锋，他率领所部人马“联车为筏以济”，就是把车连在一起当做渡河的舟筏(也有“革囊以济”的说法，就是用羊皮筏子渡河)，击溃守河敌兵。估计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各种方法都有，可能以这两种方法为主。虽然岳升龙左腿被炮火所伤，但他忍痛率部冲锋陷阵，一举拿下了北城门。城内守军抵挡不住，只好献城投降，“兰州遂克”，岳升龙因功升任庄浪卫守备。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军攻克临洮平关，岳升龙加都督佥事衔。康熙十七年(1678年)，补授山西得胜路参将。康熙二十年(1681年)，迁黑城营游击。此后数年间，岳升龙率部转战川、滇，立下了赫赫战功。“三藩之乱”平定后，在王进宝的举荐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岳升龙升任湖广宝庆副将，不久，康熙特旨调任江西九江协副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月，岳升龙升任山东登州镇总兵官。两年后调任天津总兵官。十余年间，从西到东千里转任，为保卫大清疆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发动叛乱。康熙帝御驾亲征，命岳升龙率直隶、山东三百名马兵与怀庆总兵官刘国兴所率的二百名河南马兵一起护送中路粮车。一路上，受到康熙的多次召见和垂询，亲授机宜。并谕行在兵部，“岳升龙、马进良、白斌等系简选任用之人，今已逼近噶尔丹，若遇敌交战时，副将以下至兵众人等，有退怯违令者，著该总兵官正法奏闻”，这就是说，皇帝授予岳升龙等人临战生杀大权。在昭莫多会战中，由于岳升龙按照御旨及时调运粮饷补给北线，为大会战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康熙诏授岳升龙拖沙喇哈番(武散官名，乾隆时改为云骑卫)世职，赐顶戴花翎。康熙谕众大臣：“岳升龙随朕出师塞外，故于噶尔丹始末知之甚详，武职中未有如其明晰者！”同年七月，任命岳升龙为四川提督，并赐亲笔御书“仁爱士伍”匾额及鞍马弓矢等物。
从此，岳升龙成了康熙的心腹大将。这一点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巡抚于养志与提督岳升龙互参一案”的处理结果中可以略窥一二。当时，由于四川康定一带的第巴(土营官)纷纷公开反抗当地驻军官商勾结、垄断市场、哄抬物价的行为，第巴昌侧集烈派兵越过泸河，占据了泸河以东若泥等寨堡，与驻防官兵形成武装对峙。为防不测，岳升龙增派五百官兵驻化林营，加强了对泸河要塞的防务。四川巡抚于养志得知此事后，疏奏朝廷，状告岳升龙擅自移兵，引发土司误会，增加地方不安定因素。岳升龙据理辩解，结果，于养志被收监问斩，岳升龙被罢官免职。后据署川陕总督、吏部尚书席尔达复审发现，因“于养志将岳升龙咨移任私删改，不据实具题，以致营官踞炉狂悖，侵占河东若泥等处”。原先负责审理此案的工部侍郎罗察、内阁学士布泰等人因没有据实奏报被降职，而岳升龙则很快回归了军营。继任提督唐希顺征讨昌侧集烈时，“上命升龙从军”，由此可见，岳升龙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部队。两年后，岳升龙接替唐希顺复出，再任四川提督。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皇帝西巡时，召岳升龙与四川巡抚贝和诺一起前往临晋县(今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临晋镇)面圣。君臣重聚首，格外亲切。康熙给岳升龙颁赐“威信著闻”巨匾及貂帽袍褂。同时，又御书“太平时节原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对联一副，以褒奖其德威并萃、镇守边陲之功。康熙意犹未尽，再书张莒的《白鹰赋》一卷赐之，并诏封岳升龙母亲和妻子“一品诰命夫人”。能得到皇上诏封及御赐之物，这在封建时代可是举族无上之荣幸。临别时，康熙又依岳升龙之请，为其老母御书“重闱锡类”匾额一幅。君仁臣忠，康熙以其仁德成就了千古一帝的英名，也开创了大清朝走向鼎盛的不世伟业。岳升龙及其后世子孙忠心耿耿，为捍卫大清江山社稷立下了赫赫功勋。
岳超龙从小“精通武艺，尤善骑射”。岳升龙入伍时，由于岳超龙当时年岁尚小，没有让他一起从军。但不久，岳超龙瞒着父亲和兄长，假冒“刘杰”之名入伍。后来，岳升龙知道此事后，便让他跟随自己驻守川康边界，并出任建昌左营守备。伯因功进京陛见，受康熙垂询恢复本名，为回避岳升龙四川提督之嫌，改任西宁左营游击。雍正二年(1724年)授河州协副将，随后因回避岳钟琪川陕总督之嫌，改任张家口协副将。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十六日，升任天津总兵官。雍正八年(1730年)出任湖广提督。雍正十年(1732年)十一月，卒于任所。
岳钟璜于雍正七年(1729年)蒙皇上特许，随岳钟琪赴新疆西路军效力。西征结束后，因功授蓝翎侍卫，后担任銮仪卫治仪正，就是一个专门负责皇帝和皇后车驾仪仗事务的五品武官。乾隆初，擢升为四川威茂营参将。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由永宁协副将出任福建建宁镇总兵官。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月，补授江西南赣总兵官。乾隆十三年(1748年)八月，调任云南开化镇总兵官。半年后，转任云南昭通镇总兵官。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升任广西提督。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岳钟琪猝逝后，乾隆特调岳钟璜接任四川提督。在四川提督任上，岳钟璜继承了岳钟琪的安边之策，以和平方式平息了金川土舍郎卡与革布什咱土司之间相持数年的纷争，使剑拔弩张的“九土司之兵悉罢”。不久卒于任上，谥庄恪。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1-20 17:32
第三章 少儿时代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临洮府永泰堡”。《清史稿》上说他是成都人，这也没错，但那已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夏四月的事了。当时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因双目疾病即将卸任四川提督，加之“母年逾九旬不能远涉”，这才提出“将家口改入四川民籍”的请求，就这样岳升龙在任所解甲归田，成了成都人。本来按大清律法，“武职官员不许在任所入籍置产”，但康熙帝垂念岳升龙曾追随御驾亲征噶尔丹之功，所以金口破了玉律，特批了岳升龙的“遗疏”请求，“著照所请，准其家口入籍四川”。而此时，岳钟琪已经二十七岁，在四川松潘镇担任中军游击了。嘉庆朝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后在道光朝任大清通礼馆、内廷方略馆编修的梁章钜在《国朝臣工言行记》中直接记载为：“岳钟琪，兰州人。”
一、军事小天才
岳钟琪从小就崇拜岳飞，不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先祖，更因为他是忠心报国的一代名将。岳母刺字、大破朱仙镇、十二道金牌等故事让他百听不厌，并在他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他也非常羡慕爷爷和父亲那威风凛凛的戎装，因此，他从小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像岳飞一样流芳百世的将领。在家族的影响和父亲的培育下，岳钟琪从小就表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军事天赋。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袁枚在《岳威信公本传》中这样写道：“(公)为儿时，好布石作方圆阵，进退群儿颇有法。”清代范恒泰所撰的《岳威信公钟琪家传》中的描写更传神：“儿时嬉戏，好布石作方圆局，进退群儿，群儿咸惮之。”一个不同凡响的少小军事天才跃然纸上，俨然训练有素、成竹在胸的军事统帅，稳坐中军大帐排兵布阵，指挥“队伍”进退有方。在岳钟琪少儿时代，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外，《六韬》《孙子兵法》《武侯八阵兵法辑略》等一些古代兵法书籍也是其家庭启蒙教育的必修读物。虽然对同龄孩童而言，可能有些深奥难解，但对岳钟琪来说，却是恰适胃口。由于运用纯熟，已到了信手拈来的境界，所以，一些阵名等军事词汇经常出现在他的诗词之中。
岳钟琪从小就是个有心人。他“尝随父入蜀，过山川险隘必图其形势”。小小年纪就知道绘制“山川险隘形势图”，这么早就对川蜀地理了然于胸，军事天才的特质已悄然绽露。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多次随其父出征建昌(今四川西昌市)等地平叛，而且每每“出奇谋无不中肯”，堪称“少年军师”。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话用在岳钟琪身上可以说再合适不过。后来他由文转武，乃至总督川陕，都是因为康熙和雍正均深知岳钟琪“晓畅军机，谙熟番情”。
他从小酷爱读书，“博涉群籍经史”，并“旁及天文地理，风角占验之术”。他还善于将学到的知识实际应用到生活中去。《国朝先正事略》记载：“京师前门外，有公遗第一区，按奇门法布置，居者每更动，则灾祸立至，犹想见伟人规划云。”此宅是雍正皇帝在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期间首次进京面圣时御赐的。后来府宅易主，岳府成了著名的“阅微草堂”，主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他在此生活了六十年，曾数次想加以改造，但“每更动，则灾祸立至”，只好作罢。原来岳府旧宅是按奇门之法布局，“门径特小，其闺庭窗壁多不便”。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军阵。如果不遵循奇门原理和遁甲规则，不察八门九星之吉凶，必然会招致灾殃。清嘉庆朝翰林院编修戴殿泗在《岳襄勤公行略》中也曾有记载，印证了此事的真实性。
二、孝顺儿郎勇少年
岳钟琪排行老二，他和哥哥岳钟瑞是岳升龙与王氏所生。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生母王氏就撒手人寰。祖母张氏对孙儿岳钟琪最为疼爱，而岳钟琪也与奶奶的感情至为深厚。岳钟琪去世后，没有子随父葬，也没有子随母葬，而是让后人按其遗愿将他的遗骸葬在了四川金堂县松秀山下祖母坟墓东面不远的地方，他与祖母的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继母苗氏对他们小哥俩也是待若己出，悉心照顾，加之官宦之家优渥的生活条件，因此，母亲的离去没有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过深的伤痛。在家人的关心呵护和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小容斋一天天长大了。
后来，岳升龙将全家又迁至他曾经出任守备的庄浪卫(今永登县)，这里的自然条件比永泰城好一些，而且他与这里的马、鲁、杨、张等四姓地方官员及土司“交契最厚，互相姻亲”，土司鲁帝心是自己的亲妹夫，自己常年在外任职，家里少不了要有人予以关照。就这样，他在北城及北城外陆续置办了三处房产，而且规模日益扩大，到他举家南迁四川之前，岳府在这里已经有“正、厢、大、小、楼、平、土、瓦房屋一百二十间”，并“在北门外有水地一百七十余亩”，家道相当殷实。
《岳威信公本传》说，岳钟琪“生有至性”，对父母非常孝顺。相传，有一次，岳钟琪的继母苗太夫人得了一场重病，可能是所谓的“羸疾”。多方医治均无效果，全家人非常着急。换了好几个郎中都束手无策，后来又延请了一位“江湖神医”，这位“神医”为苗太夫人把完脉后开了一剂中药，说吃了他的药一定药到病除，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要用人肉做药引子。这可如何是好？就在大家锁眉犹豫之际，一个仆人战战兢兢地端着盘子走了进来，里面盛着一块血淋淋的肉。大家十分惊讶，还没等问话，仆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原来当听到要用人肉做药引子时，岳钟琪一身不吭，回到卧室拔出父亲送给他的弯刀，手起刀落从大腿上割下一大块肉……
永泰城北面是广袤的沙碛地以及植被稀疏的童山秃岭。而永泰城南面紧邻寿鹿山的宽阔地带则是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因祁连山尾段毛毛山寿鹿山系对来自北方冷空气的抬升作用，致使这一带每年夏秋季节降水丰沛，宽阔平坦的原野上草场茂密，种类繁多的动物生活其间。成群的黄羊、石羊、狐狸、野兔以及虎豹、豺狼都是这里天然的主人，浑然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草原风光。对于“自幼勤学好武”、“骈肋善射”的少年岳钟琪来说，这里也成了他和哥哥、弟弟以及其他小伙伴们纵马驰骋、飞骑习射的好地方。甚至兴致浓烈时，他们还要上演一些诸如下马追逐野狼、徒手格斗猛兽等惊险节目。在这种环境中摸爬滚打，不仅练就了他健壮的体魄，也养成了他敢于克难犯险的沉雄刚勇性格，正如岳钟琪后来在他的《述怀古诗》所写的那样。
忆昔少年日，所食尽膏粱。
肉必啖大胾，酒必饮巨觞。
手能格猛兽，足可逐奔狼。
无志事毛锥，请缨誓戎行。
喜驰花叱拨，爱射野黄羊。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1-22 10:30
岳钟琪身材比较魁梧，“长七尺二寸”，相当于现在一米七几的样子。他饭量惊人，一餐的量比普通人要大得多，用袁枚的话说，“食前方丈，馔饮兼人”，话说的有点夸张，但其饭量之大可想而知。好体格加上好饭量等于好将才，这是古代常用的公式，岳钟琪也不例外。因为力气很大，他双手使得一对百余斤重的铜锤。老将军岳升龙对岳钟琪可以说是寄予了厚望的，他的目标是要把岳钟琪培养成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帅之才，因此，他对岳钟琪的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岳钟琪为继母苗太夫人“刲骨”疗疾，腿部伤口尚未愈合的情况下，他依然命令岳钟琪每天“忍痛发矢”，苦练骑射之术。
经过多年的锤炼，岳钟琪渐渐从一个少不更事的懵懂小儿长成了一位文武双优的少年才俊。为了让儿子尽早接受战争的洗礼，岳升龙将儿子带往四川，并经常随军出征。岳钟琪虽然只是个少年，但在战争中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勇敢，军中将卒无不啧啧称叹。有一个人对岳钟琪非常赏识，他就是当时驻防四川的广东韶关总兵官宋秀。因为敬重岳升龙的为人，加之对岳钟琪喜爱有加，遂与岳升龙说笑间定为儿女亲家，将小女诺许岳钟琪。后来，宋秀将全家迁到了永泰城西北的凉州定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岳钟琪年及弱冠，遵照父命，迎娶宋秀之女为妻。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长子岳浚出生。娶妻生子是一个男人成年的标志，但岳升龙心中非常清楚，此时的岳钟琪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孩子，虽然已成家，但还没有立业，他的人生之路如何去走，成了眼下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
第四章 捐官入仕
在儿子的前途问题上，位及封疆、贵为朝廷一品大员的岳升龙是着实有一番思量的。摆在儿子面前通往官场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科举之路。这条路对岳钟琪来说是一个可以实现，而且是很能光耀门庭的选择，但这也是一条漫漫长路。三年一比，从秀才、举人到进士，最快也得九年，有时甚至要耗费一生的光阴去拼搏。据统计，清朝二百六十八年间共有两万六千八百四十六人通过科举考试出仕为官，平均每年不到一百零一人，这对于一个亿兆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可谓万里挑一，科举之难可想而知。另一条就是“捐纳”。虽说历来人们都讲究“入官重正途”，但毕竟捐官是一条捷径，只需花费些钱财，而不需要耗费太多的青春年华也可以实现荣身仕途的梦想，如果运气够好还有可能是一条“高速路”。其实，清朝捐纳做官的比例是很大的，多的年份甚至达到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百分之六十的官员是捐纳而来，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官员是科举考试拼出来的。斟酌再三，他最终决定让儿子走捐官这条路。
一、需次同知
由于岳升龙身为一品大员，按照规定，“满、汉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可以选一子入国子监学习，作为荫生。另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凡给荫，康熙间定制，三品以上荫知州，四品以下至通判荫知县，布政、按察、都转盐运三司首领官及州、县佐贰六品、七品官荫县丞，八品、九品官荫县主簿，未入流荫州吏目。”这就意味着，岳升龙有资格让自己的儿子一起步就可做到知州一级。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时任四川提督的岳升龙为岳钟琪办完由原籍(即甘肃)地方官查具的“身家清白册”(相当于现在的政审证明)和“族邻甘结”(就是同乡族人或邻里的担保书)两道手续后，向户部捐纳房报捐，以六千八百两捐银领取户部出具的“执照”。有了这张捐资凭据，二十岁的岳钟琪一夜之间便取得了“需次同知”这样一个入仕的身份。需次同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其实，这还不能算正式的官，用现在的话讲，相当于后备同知。还要按照捐班的先后顺序，经过学习、铨选等一定的程序，“简授”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官员。
说起捐纳制度，在我国历朝历代一直沿袭传承，最早出现于秦朝。捐纳,又称赀选、开纳、捐输，清代称“捐纳事例”，简称“捐例”。但凡遇到“拯荒、河工、军需”三种情况，朝廷财政吃紧，就以官职为商品，明码标价，官阶高自然就值钱，捐纳的数额就多；官阶低当然也就便宜，捐纳的数额就少。这个制度可以说为千百年来许多无志于寒窗苦读的官宦、商贾子弟荣忝官场开了方便之门。虽然这条路时常为人们所不齿，但不可否认在这条道路上也涌现了许多贤臣良将。清朝康熙十三年，因为平定“三藩之乱”，“军需孔亟，暂开事例”。从此，捐纳制度在清朝越走越乱，至大清“中叶而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殽杂矣”。不管怎样，岳钟琪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他凭借提督父亲的尊贵背景和高额的捐银，直接捐到了从五品，一下子就越过了寒门学子一步一步从底层慢慢往上熬的苦难历程。这无疑抬高了他的仕途起点，为他的迅速崛起打下了基础。
二、弃文从武
这似乎是岳升龙与岳钟琪父子两代的“定数”，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岳钟琪结发之妻宋氏不幸病逝。看着年幼的岳浚，岳钟琪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他默默发下誓言要倍加关爱儿子，一定要将他抚养成人，以此作为对亡妻最好的追思。
三年后，二十四岁的岳钟琪续娶卸任贵州巡抚高起龙之女为妻。高起龙，字霖苍，汉军镶白旗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广西知府，曾捐俸修建府城，并在东华寺设立义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二月，由贵州贵西道升任安徽按察使。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五月，由安徽按察使转任四川布政使。在四川任职期间，高起龙与岳升龙成了同事好友。这位高大人主管征收钱粮事务，他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在他任内“胥吏不敢舞弊纳课，审丁悉有成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九月，升贵州巡抚，半年后乞休。高起龙长子高西捐曾为河南通判，次子高士鐄后随岳钟琪在部队效力，参加了剿灭桌子山(在今甘肃省天祝县境内)叛乱之战。最为可贵的是，在封建气息尚浓的大清早期，高起龙却将自己的女儿培养得落落大方、文武双全，成了岳钟琪举案齐眉的知音。据《创修红水县志》记载：“(高氏)能娴弓马，钟琪出征，署中内外，莫不肃然。能诗与钟琪唱和。”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秋天，经过三年部院学习后，岳钟琪被简授同知，发回四川协助州府长官从事征粮和水利等工作。尽管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总算是正式出仕为官了。岳钟琪是一个“无志事毛锥”的人，骨子里散发着一种军人特有的一振羽翼、翱翔千仞的天纵豪情，“请缨誓戎行”才是他真正的理想归宿。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二月，当他听到番贼闯入四川宁番卫肆行抢劫，游击周玉麟被伤身死的消息后，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主动要求前往军前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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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朝廷在补授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四省的官员时，由于四省均属边关蛮荒之地，路途遥远，加之生活艰苦，与家人聚少离多，有的甚至“一去不复返”，因而许多官员千方百计找理由、托关系留任京城或另派他省，致使四省“悬缺甚多”，严重影响了地方官府的正常运转和日常政事的办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推行了“豫发人员备用”的制度，即提前选派官员以散秩身份赴待任衙门备用，一旦该衙门相应职位出缺，即由后备官员即时补缺。后来因朝廷给予边疆省份官员以优厚待遇，许多人为了达到升迁目的，曲线赴任，等到职俸提升后，速度另谋高就。这条原本人人避而远之的官场冷门，反而成了一条快速升迁的捷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康熙皇帝对这一现象予以了严厉批叱，“此等官员但图以边俸速升，居官无一善者”。并谕令吏部“地方关系甚属紧要，嗣后四省停其豫发，仍照旧例归于月选，得缺人员严限速催赴任。如此则缺不致久悬，而于地方亦有裨益。其以前发往未经得缺人员俱著掣回，各归月分补用”。康熙堵上了这个官场漏洞后，使官员的选任又回到了“月选”和“掣签”的老路上来。
“月选”是明清吏部选官的制度。按照规定，凡是属于初授之官归双月大选，而改授之官则归单月急选，统称月选。所选出的官员称为月官。而“掣签”是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尚书孙丕扬为避免宦官请托所创立的任官制度，它类似于民间的问卜抽签形式，即由吏部统一组织进行，在竹签上预先写好所选机构及地区等，然后打乱放置在一个签筒中，不管是大选还是急选，都由待选之人自己亲自掣签，抽到什么官职就任什么官职，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可真正叫做“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即使觉得不公平也怨不得别人。清朝沿用此制，对外省官员都通过这种方法选定后分发各省上任。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秋七月，岳钟琪通过“月选”和“掣签”后，由吏部尚书带领进宫引见。康熙对岳钟琪的事迹有所耳闻，当他在太和殿见到这位虎背熊腰的同知后，总是觉得有些屈才，一番君臣问答后，康熙喜出望外，不知该如何升赏才好，最后特施恩泽，为岳钟琪加官晋爵，由从五品越级擢升为从三品，钦点授予四川松潘镇中营游击一职。因为四川提督标下不直接管辖松潘镇，松潘镇是由成都将军直接管辖的，所以，岳钟琪在任职上就不存在回避的问题了。就这样，一代名将从这里开始，踏上了他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戎马仕途。
三、钱粮亏空风波
钱粮亏空可以说是康熙留给雍正最大的“遗产”，也是岳升龙给岳钟琪入仕伊始上的官场第一课。清朝入关之初，因战事频仍，为了早日实现天下太平，大清皇帝给予朝廷官员的支度政策很宽大，各级官员纷纷以各种理由向国库及地方府库借支，事后再以“岁欠”“赈灾”等堂而皇之的借口销账，虚虚实实，不一而足。实者体民为国，虚者中饱私囊。康熙帝是著名的一代仁君，对天下官吏宽厚有加，尤其对边关文武更是如此。因此，康熙朝官员亏空事件频发，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以致雍正即位时，国库仅存白银八百万两，国家的财政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造成亏空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其一是自然损耗。因为存入官办的正仓(主要用于供应兵饷和官禄)及常平仓(主要用于调节粮价，平准籴粜以及储粮备荒)的粮食都会出现霉烂现象。其二是因公挪用。边疆省份常常会出现因紧急军情而亟须挪支的现象，事后，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填补，从而形成亏空。其三是上司勒索。一些京官以钦差等身份巡视地方索要规礼，地方官不得已“出库帑应酬”，也是造成亏空的重要原因。其四就是营私舞弊。这是官员贪污腐败的重要手段。正是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不力，才导致亏空案的屡屡发生。
岳升龙提督四川期间也发生了亏空事件。查考史料发现，岳升龙之所以亏空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公也有私。公是为了解决军中紧急用度。众所周知，川陕甘是大清朝西部武备前沿，兵事繁忙，为了应对突发军事事件，朝廷允许边省提镇等官员预借一定数额的银两作为紧急军需，岳升龙的亏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私是为了养活日益增加的众多家口。岳升龙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七年间，先后从时任布政使高起龙、于准、何显祖和卞永式处“具印”借支库银三万九千二百八十两。年羹尧出任巡抚伊始曾查问此事，岳升龙几经“腾挪”偿还了五千两，其余欠银确实无法偿还，只好拖欠，终致亏空。
巡抚年羹尧虽然与岳升龙在军事事务上小有芥蒂，但他知道老提督威望甚高，许多事情就连皇帝也会给他面子的，因此，年羹尧最终在岳升龙亏空一事上来了个顺水推舟，落得几重人情。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初一，年羹尧上书康熙皇帝，一来陈说了此事的原委，鉴于岳升龙业已“病废”，家境拮据，确实无力偿还欠银，为其求情宽免，以显其仁。二来因深知圣上向来有“曲全武臣之意”，一直没有“明题”此事，以免“徒劳圣怀”，以显其忠。三来表示愿率“川省文官自府道以上捐俸助还”，以显其义。由此也可以看出年羹尧之所以深得康熙器重，确实有其过人之处。虽然年羹尧的提议遭到了总督能泰的坚决反对，但最后还是康熙一句话化解了所有的纠结：全免了！
四、老提督辞世
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腊月，继室苗氏病故后，老提督岳升龙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犹如风中残烛，飘飘欲熄。“屋漏偏逢连夜雨”，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初四夜，老提督闻听九十岁的老母张氏“一时痰涌”，于是，披衣跃起“仓忙走视”，结果猝然晕厥，不省人事。当年迈的老母摸到儿子跟前，将他唤醒时，老提督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他看不见母亲，什么也看不见了！顿时泪如雨下，“肝胆痛裂”。原来由于他常年征战在建昌“瘴毒”遍布的药山一带，顶着刺骨的山风，踩着夺目的冰雪，左眼早已失明了。苗氏辞世后，老提督因思念殷切，“陡患右目，红肿流水不止”，而且日益严重。现在连他“慧光独照”的右眼看来也将难见光明了，因此，老提督分外痛心。家人赶紧请来郎中诊治，郎中看后明知已无力回天，但还是留下了一句充满期待的慰语——“需半年方见瞳仁光满”。三个月后，岳升龙的右眼的确是彻底失明了。
老提督自己觉得无法继续供职，于是上书康熙皇帝，述说病情状况，表示不敢贻误“封疆重寄”，故而“具本告休，恭请立施乾断”。此前，康熙帝曾就此事几次专旨询问了年羹尧，康熙五十年(1711年)四月初一，年羹尧专程到岳府探视在家休养的岳升龙。随后，年羹尧据实奏报，“见其身体瘦弱，两目不见，医药无效，竟成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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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得报后长吁短叹，“提督久任封疆，名望甚大，可惜两目失明”。考虑到川藏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一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老提督的健康状况对地区稳定有着不可预计的重要影响，所以严令封锁消息，“断不可让人知道”。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经岳升龙力荐，由同乡好友、著名的回民将领、西宁总兵官马际伯接任四川提督。康熙皇帝权衡再三，觉得马际伯老成持重，身经百战，谙熟军机，也确实是眼下最合适的人选，这才旨准先后两任四川提督达十三年之久的岳升龙“以病告休”，八天后马际伯走马上任。
十一月初六，刚刚卸任两个月的老提督岳升龙在得知康熙召见岳钟琪的消息后，不顾身心交瘁，以巨大的心力向康熙皇帝写了一纸疏折：“臣次子钟琪得觐天颜，仰邀特典，准改游击，赐发回川，重沾旷代之荣，遽受补用之德，总是我圣主施恩衰废并无已时，臣虽世世顶铭，生生衔报，即使永做犬马，亦未足酬。”言辞恳切地道出了自己对康熙皇上的由衷感戴之情。
老提督岳升龙病休后，举家迁至素有“忠孝之邦”之称的彭山县(今四川省彭山县)，择地修建了一座宅院。虽然双目失明，但因高堂老母尚在世，他逐渐从悲伤中解脱出来。曾自作一联，贴于书房两侧展示了其达观的心态，“自古许多名将相，门前谁有此溪山”，据说此联至今尚存。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八月，老提督岳升龙逝世，赐葬彭山县城西北二十公里的金刚山(又称翔凤山)。金刚山左侧为青龙山，右侧为白虎山，而金刚山则好像一只展翅翱翔于天宇的凤凰，山势十分雄伟。岳钟琪与兄长岳钟瑞、弟弟岳钟珩将父母合葬一处，在墓前勒石树碑，上楷书阴刻：“皇清诰授四川提督讳升龙授一品夫人苗氏之墓”，落款为“康熙五十二年八月，祀男钟瑞、钟琪、钟珩敬立”。岳升龙的牌位后奉诏入四川名宦祠“通省通祀”。雍正四年(1726年)，应岳钟琪之请，追谥“敏肃”。
据民国《彭山县志》记载，在岳升龙墓正前方，曾遵照康熙御旨修过一个巍然矗立的将军衙门，作为对岳升龙功业的褒奖和纪念，当地百姓称之为“岳衙门”。据说，这“岳衙门”很灵验，如果有人犯了错不肯承认，就要被带到“岳衙门”受审。往往犯错之人摄于巨大的心理压力，都会主动招供，“岳衙门”的神秘感也便因此越来越浓。只可惜“岳衙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毁，现已不复存在。
第五章 边关历练
老提督的辞世，对岳钟琪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意味着他从此要走出父亲的护佑，开始独立面对自己的人生了。今后的路怎样去走，再也没有人来指点，完全要靠自己的判断和抉择。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岳钟琪在松潘镇度过了看似平淡无奇的七年。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似乎都有这样一段不起眼的“空白”岁月，但恰恰此时也正是一个人压力最小，最具塑造性的时候，这个时期身边和周围发生的事情往往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放任这段貌似廉价的时光飞逝而去，留下的可能就真正是苍白的一生了。如果善加利用，注重磨练，馈赠给自己的则不仅仅是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往往是精彩人生的序幕。对素怀远志的岳钟琪而言，这段时光正是他传奇一生的前奏和积淀期。
一、松潘游击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以后，没有噶尔丹的准噶尔依然霸气十足。新首领策旺阿喇布坦与清朝大玩两面派伎俩，以便拖延时日，再图分庭抗礼之策。虽然历经战乱，但此时的准噶尔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康熙皇帝对它的方略依然以招抚为主。策旺阿喇布坦对康熙的这一心态非常清楚，故而一面对大清朝的招抚俯首顶礼，一面在哈密等地频频制造小摩擦，试探虚实，并窥视青藏地区，待机而动。西藏和青海各势力集团从得知第巴桑结嘉措隐瞒达赖圆寂消息、一人掌控西藏事务十五年的真相后，刀兵相见，争夺西藏最高政教统治权。川甘边界作为大清朝的第一道防线，局势格外紧张。
松潘镇是岳钟琪踏入仕途的起点。松潘，古名松州，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扼岷岭，控江源，左邻河陇，右达康藏”，“屏蔽天府，锁钥边陲”，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重镇，也是内地与青藏地区茶马互市的集散地，被称作“川西门户”。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统治可追溯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在今川主寺镇建立湔氐道，为松潘地区建置之始，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自汉唐以来，此处均设关尉，屯有重兵。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置松州，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年)，平羌将军丁玉在平定威茂土官董贴里叛乱后，上书朱元璋置松州、潘州二卫，不久合并为松潘卫(相当于现在一个师的建制)，从此时开始才按规定筑城，并在城内建卫指挥署，改古都督府为总兵署。当时的松潘城不大，“正街自北而南约一里许，自西而东约二百步，偏街小巷四十余道”。
到了清朝沿袭明朝旧制，依然在此设松潘卫，配置总兵官一员，为本地最高军事长官。“厅城中有左中右三营，外有漳腊、南坪、小河、平番四营”。据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松潘镇本标设中营中军游击一人，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兵六百六十七名。左营游击一人，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兵六百六十七名。右营都司一人，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兵六百六十六名。也就是说，松潘镇内驻扎的兵力达两千人。其实，松潘镇在大清一朝的驻军也不确定，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康熙年间兵力驻扎最多时松潘镇下辖七营，马步守战兵共约四千五百名，再加上其他各营，松潘一带驻扎的兵力曾一度多达八千三百名。雍正九年(1731年)裁卫，由“龙安同知”在此驻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改置松潘厅，直隶四川布政司。
这里的居民以羌、番、戎、猼猓子等几个民族为主。据民国时期的《松潘县志》记载：“羌为三苗之后”，是当地真正的土著居民。而番族则主要是“宋元之际由青海、西藏”“奉调从征”迁移来。“因其势力强悍”，“侵凌羌民、占其土地”，逐渐成了这一地区说一不二的龙头老大，明清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戎族人数最少，习俗与羌族略同。猼猓子族由大凉山移来，“旷悍勇武、酷嗜劫杀”，与其他民族隔阂较深，即便是同一种族也互不相认。由于地处边荒，各族之间、族群之内相互倾轧，纷争不断。因此，驻守在这里的清军任务十分繁重，不仅要防卫来自青藏及准噶尔的军事威胁，还要镇抚当地各民族及各部族之间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
岳钟琪在松潘戍边时，虽然自然环境是苦了些，但四川的官场环境对他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1-27 11:07
上至督抚提镇，下至校尉兵弁，有许多都是曾与老提督岳升龙一起，或在平定“三藩之乱”，或在荡平准噶尔时浴血并肩的同僚或故旧部下，一些人对岳钟琪比较熟悉，还有一些人对他随父从征的事迹早有耳闻，只是未曾谋面。现在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自然不把岳钟琪当新人看，而且领导层还颇多关照。正因如此，岳钟琪在这里没有感到陌生，还结识了曾跟随岳升龙护卫康熙御驾亲征的左营游击纪成斌以及右营游击陈尊王、左营守备吕尚儒等许多新面孔，一些人从此还和他成了荣辱相连、沉浮与共的生死之交了。
二、黄胜关兵噪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也就是岳钟琪担任松潘镇中营游击一年后，父亲的另一个好友康泰接了马际伯的班，出任四川提督。康泰是甘肃张掖人，精于骑射，英勇善战。曾随“河西四将”之一的孙思克征讨噶尔丹，战功卓著，深受到康熙帝青睐，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康泰与岳氏家族私交颇深，他曾将跟随岳镇邦、岳升龙征战多年的两个长随家人之子弟马本固、吴之正分别补授为叙马营千总和峨边营千总，岳氏家族及其家人对康泰非常感激。但康泰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在部队中作风强硬，略带一些军阀习性，有点“挟皇宠以自重”的味道，为周围属吏和兵弁所诟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的“黄胜关柏木桥兵噪”就证明了这一点。
话得扯远一点，要从西藏历史上的三个六世达赖喇嘛说起。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巴桑结嘉措选定藏南门隅(今门巴族)宇松的仓央嘉措为转世的六世达赖，并拜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师，剃发受戒，送往布达拉宫坐床。但后来，桑结嘉措被拉藏汗所杀，随后，拉藏汗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另立益西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而将才华横溢的仓央嘉措作为假达赖“持献京师”。没想到，这位留下“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等许多优美情诗的活佛在行至青海时走完了他仅仅二十四年的人生道路，“病故”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康熙从西藏稳定大局出发，册封了由拉藏汗选立的益西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并颁赐了金册、金印，但益西加措不被西藏多数僧侣以及青海蒙古各部所承认，也被指为假达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青海贝勒戴青等奏称：“里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而这位胡必尔汗在青海和藏地被认为是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应该为七世达赖。而此时，策旺阿喇布坦灵敏地嗅到了其中的玄机，想通过迎请达赖去准噶尔弘法达到驾驭青藏的目的。但康熙也睿智地洞悉策旺阿喇布坦欲借达赖大做文章的良苦用心。不管真假，如果达赖被策旺阿喇布坦接走，他将会借此直接号令青藏蒙地区，后果不堪设想。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了阻止青海诸台吉迫于无奈将他们认定的六世达赖噶桑嘉措送往准噶尔，并借此监视青海诸台吉的动向，川甘边界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同时，清政府又派护军统领晏布率一千西安满洲兵前往西宁，并令西宁总兵官王以谦、四川提督康泰、松潘总兵官程正李预备兵马到各自指定地点驻扎，随时待命。康泰统率自全川调集的五千兵马驻扎在松潘镇西北七十里外，漳腊营所属的黄胜关柏木桥。摄于清政府的强大压力，青海诸台吉只好将噶桑嘉措送往宗喀巴寺(塔尔寺)安住。为了防备准噶尔策旺阿喇布坦入侵西藏，康熙令驻扎在西宁的晏布、侍卫阿齐图、护军参领钦第移往青海与新疆交界处的噶斯口防守。
局势看起来暂时平静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闰三月，康熙皇帝谕议政大臣，“四川松潘等处预备兵丁著彻回”。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初二开始，驻扎在黄胜关柏木桥的各镇协兵马陆续撤退回营，只有提督康泰的一千二百名亲标兵马仍旧原地驻扎。八月初九夜半二更天，兵营内突然枪炮声大作，全营兵勇“弓上弦刀出鞘，将提督子营布墙斫开”，在一个叫皮登云的士兵带领下，兵勇一拥而上冲进中营守备汪文藻的大帐，汪守备手下两名家丁被砍伤，其余人等保护守备及提督狼狈而窜，借着夜色掩护躲进山里，算是逃过了一劫。等到四更天大家悄悄溜下山一看，只剩下空荡荡一座营盘，“马步兵丁尽数离营”，“提督前只余仆从，并无一兵”，康泰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了。
从黄胜关到松潘镇一路塘汛密布，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松潘镇。八月初十天还没亮，新任松潘镇总兵官路振扬闻信后，即刻作出应急部署：“单骑疾驰前赴安抚”。当行至虹桥关时，“见提标兵蚁拥而来”。还没等路总兵发话，兵勇已将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环匝呼号”，声称他们“出兵(时)预借马兵六两、步兵三两饷银，每兵只实得二钱”，提督不察下情，任由提标中营守备汪文藻等人克扣军饷，并将巡抚发给大家的赏银据为己有，现在其他镇协的兵全都回去了，而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还要守多久，大家现在确实“饥饿难忍，只得散了”。看来是官逼兵反了。
任路总兵怎么劝说，士兵就是不肯回大营。路振扬见群情难压，好言抚慰，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感化，士兵们这才随他到了松潘镇，全部被安排到城内居民家中吃住休息，到夜半时分困乏睡去才渐趋宁定。这时康泰也遣提标游击吕尚儒、朱国佐以及守备汪文藻等人送来盘费银两，然后准备由他们集合所有兵丁带回成都。
十一日清晨，众兵又齐聚城外校场，路振扬随即率领岳钟琪等数十位松潘镇文武官员出城安抚，将康泰差人送来的银两按照马兵一两五钱，步兵一两的标准尽数发放，但兵勇们认为路险难行盘费太少，依然群情澎湃。经过紧急会商，路振扬不得已额外动用巡抚年羹尧寄储在松潘专门预备大兵出征口外时购买羊只的库银一千两，将盘资上调一倍，马兵三两，步兵二两，众兵这才平静下来。但他们还是坚持不愿回成都，除非总兵官担保他们不被追责。为了尽快平息事态，路振扬只好满口答应下来。同时，又从大兵出口军粮内借支稻米五十石散作裹带，供兵勇一路上充饥之用。杀牛宰羊安抚两日后，于十三日一大早，由提标营军官重整队伍撤回成都。
八月十六日，正在组织乡试的巡抚年羹尧接报大惊，一面对返回成都的士兵“给银米抚慰”“曲加安戢”，并交提标中军参将杨尽信妥善管束，一面紧急向康熙皇帝及总督鄂海上报情况。年羹尧对康泰的一些做法向来看不惯，他在奏折中狠狠地揭发了康泰。他说，巡抚衙门赏给差往松潘兵丁的银两米石以及牛羊茶叶等，康泰等人领去后私下克扣，没有全部发给兵丁，而且康泰专信汪文藻胡作非为，视而不见，平素既对部队不加训练，也不知抚恤以致发生兵噪之事。
这起事件与一年前发生在浙江崇明岛的兵哗事件相比规模可大多了，无异于清廷的一场政治地震。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1-27 11:09
所幸没有对朝廷的军事部署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它所激起的波澜久久难以平息，以致多年后仍然是朝堂内外引以为鉴和军政大员举一反三的典型案例。事件发生后，康熙并没有雷霆震怒，而是将此事交由议政大臣马齐等议处，并命路振扬署理提督，“着康泰驰驿来京”。
面对四下要求对康泰“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的声音，康熙严厉训斥了康泰，但他的确爱惜这样一员难得的猛将，最终决定将此事“暂存贮”，责令康泰“自备鞍马前赴色楞军前效力”。如果能够实心效力，可将功抵过；如果不能尽心戮力，将加等治罪。并命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法喇前往四川协助年羹尧处理善后事宜。
法喇抵川后，谨遵御旨将汪文藻及为首兵丁皮登云等五人就地正法，其余众兵情节较重的，解送陕西安插；情节较轻的，“俱照旧留营，给饷效力行走”。黄胜关兵噪事件就此落下帷幕。
后来，康泰反躬自省，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挽救了自己险些不保的晚节。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九月，康泰配合西安将军额伦特及侍卫色楞入藏驱逐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其所部两千人马自打箭炉入藏，被黑帽喇嘛诱至藏北那曲喀喇乌苏河河谷，战斗中，他一马当先，杀入准噶尔阵营，敌人的箭密密麻麻射满了他的双臂，他叱令其子康世显拔掉箭镞，“裹臂复战”，壮烈战死沙场。他用最后一滴鲜血仰报了康熙帝的宽处和知遇之恩，也为黄胜关兵噪事件画上了血淋淋的句号。
此事件给大清的边关将领，尤其是镇守四川的各级军官近距离地上了一堂鲜活的教育课，这个教训足以让人们终生难忘。岳钟琪也是事件的见证人，深受震动，这件事对他后来体恤士卒、严谨治军作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永宁协副将
黄胜关兵噪发生在四川，发生在松潘镇辖区。一时间，松潘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也进入了康熙皇帝的视野，引起了他的关注。
康熙深知四川提督一职与其他各省的提督还有所区别，它的人选对西南边疆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胜任的。思考再三，康熙认为康泰的提督一职不能免，因为在充满战争悬念的青藏边界，四川提督人选首先必须是谙熟战略战术的将才。自康泰而上五任四川提督中有四人都是甘肃人，并且都是康熙亲选钦定的，个个都是纵横疆场、身经百战的老将。见景生情，这不禁让年过花甲的康熙想起了那些曾追随自己忠心耿耿征战驰骋的老将来，他想起了唐希顺、马际伯、岳升龙等很多人。选人用人是对领导者领导水平和管理艺术的深度考验，而选任封疆，则更是难上加难。
黄胜关事件后，康熙觉得培养提督后备人才突然之间显得格外紧要。经过反复斟酌，他决定从将门选将，岳钟琪成了重点人选之一。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十二岁的岳钟琪在经历了七年边关历练后，已经完全成熟。在康熙皇帝的亲自关心下，经兵部题补，给岳钟琪授予直隶固关参将衔，不久便迁任四川永宁协副将，由三品升至二品，跻身封疆大员的行列。
康熙时期，永宁协驻叙永厅(今四川叙永县)，由于毗邻滇黔，过去由永宁宣抚司进行管辖。早在顺治四年(1647年)，叙永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归四川叙永同知管辖，东城则归贵州威宁府管辖。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原政权遥控西南的屏障之一，战略位置不言而喻。著名爱国将领蔡锷将军讨袁护国途经叙永时的叹咏足可为证：
作西蜀千年屏障，
会当秋登绝顶，
看滇池月小，
黔岭云低。
到雍正五年(1727年)，叙永东西两城合并为永宁县，隶属叙州府，后再设同知，隶永宁道，这属于文官的行政管理，而武官的治辖与文官有所不同。历代在边陲之地，都是文武兼配，以武为主。据民国时期《叙永县志》记载，顺治十六年(1658年)在叙永厅设总镇一员，中左右三营游击三员，守备三员，每营千总把总四员，马步战守兵三千名。康熙三年(1664年)改镇为协，设兵两千七百名，裁去中营游击等官八员。另据雍正朝《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永宁协原设总兵官一员，康熙八年(1671年)改为重庆总兵官，永宁另设副将一员，驻扎永宁卫西城，标下左右二营，左营兼中军，有都司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兵五百人。右营驻扎泸州，有都司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兵五百人。永宁协兼辖叙马、建武、大坝、赤水和龙场五营，属于四川提督直辖。
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其实，协就和现在的营、团、旅、师等一样，是当时的一个军事建制而已。虽然都称为协，但清初的协和清末的协还不太一样。清初的协，其兵力比现在的一个团多，但比一个旅少。到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而后，清军的协已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旅了，所谓“三营为标，两标一协”。副将是明清时期的武官名，清朝的副将地位次于总兵官，相当于副总兵官，为从二品衔，已算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了。其职责是统理一协之军务，因此又称协镇或协台。岳钟琪升任永宁协副将，听起来是副将，而实际上他是永宁协的最高军事长官。
康熙提拔岳钟琪为副将赴永宁协担任地方驻军的统帅，应该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准噶尔公然入侵西藏，显然已成了大清西南边陲最大的隐患，很难保证它不会进兵川滇黔等省。面对骤然紧张的局势，加强边防必然成了当务之急。二是岳钟琪有其父岳升龙十多年抚定边患的背景，而岳钟琪也有随父征剿的阅历，“深谙番情”“畅晓军机”的评价早已上达天听。正值朝廷用人之际，身披家庭、经历、能力等数重光环的岳钟琪成了最佳人选。事实证明，康熙的选择是准确的，他的确为大清选择了一位杰出的帅才。
第六章 驱准安藏
康熙末雍正初，大清朝西部疆域一直被战火阴霾所笼罩，严重影响着边疆的稳定，也困扰着数千里外的紫禁城主人千秋万代的雄梦。而正是这样的时势，为许多满腹韬略、蓄志报国的文武之才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和舞台，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爱国史诗话剧。
西藏，唐宋时称为吐蕃或乌斯国，元朝曾称为西蕃，明朝称为乌思藏，清朝称图伯特或唐古特，有时也称卫藏、西藏。自李唐以来，中原与西藏的联系日益密切，元朝统一西藏地区后，设立了吐蕃宣慰司，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管理逐步加强。清朝入关伊始，顺治帝即派人入藏向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致以问候，还与他们互通信使。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又遣使敦请五世达赖进京。第二年年底，达赖喇嘛经青海、蒙古抵京，沿途受到了清朝官员的隆重接待。顺治帝在南苑以田猎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迎迓会见了达赖喇嘛，赏赐其大量金银珠宝，而且为他斥资白银九万两修建了黄寺，特许他乘金顶黄轿进京，并正式册封了达赖喇嘛，从此成为定制。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以后，达赖喇嘛每年遣使进贡，清朝也报以丰厚的赏赐，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关系已经实际形成。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发动侵藏战争，使清朝权威在西藏受到了无法容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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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噶尔染指西藏
策旺阿喇布坦为了实现方便插手西藏的目的，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他通过联姻的方式拉近与西藏的关系，先是娶拉藏汗的姐姐为妻，名正言顺地成了拉藏汗的姐夫，后来还觉得力度不够，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将自己的女儿博洛托克嫁给拉藏汗的长子噶尔丹丹衷，并“邀请”噶尔丹丹衷留住伊犁达三年之久，实际是将噶尔丹丹衷作为人质扣留在准噶尔，但在世人眼里则制造了“准藏一家亲”的美满表象。同时，他还在西藏重新恢复了噶尔丹时所创建的三个喇藏，并献给伊克呼拉尔集赛、杜尔巴集赛、赉吗里木集赛三个鄂托克，俗称三集赛，以供养三个喇藏的五千余名喇嘛。三集赛的上层喇嘛们，经常参与重大政治决策，对策旺阿喇布坦的影响非常大。在他们的作用下，策旺阿喇布坦与第巴桑结嘉措以及拉萨三大寺的喇嘛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为了帮助噶桑嘉措坐床，拉萨三大寺上层喇嘛通过三集赛喇嘛向策旺阿喇布坦发出了出兵西藏的求援信。策旺阿喇布坦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接受了西藏喇嘛们的“求援”，作出了出兵西藏的决定。
为了试探清军的设防情况，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初，策旺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卜率领两千精兵抵达哈密北境，连夺五集，威胁到哈密的安危。此时，驻守哈密的只有扎萨克达尔汉白克额敏与游击潘之善以及笔帖式常保住等率领的二百绿旗兵。甘肃提督师懿德接到报警后，一面命令肃州总兵官路振声就近驰援哈密，一面亲往甘州厂调集厂马随后前往救援。
康熙接到师懿德的疏报后，由于对准噶尔军力多寡没有准确的情报，朝廷上下神经高度紧张。噶尔丹倾巢来袭的情景一直萦绕在康熙帝的脑海里，他深知准噶尔蒙古人不好对付，所以一再提醒文武大臣：“若彼倾国而来，势有万余，我一总兵之力微有不足，不可不预为周备也。”于是，火速调派三千西安满洲兵、川陕总督鄂海标下二千营兵“星急前去救应”。同时，康熙皇帝下令调遣八旗察哈尔、尼鲁特、巴尔虎之兵千名，由总管铿特、傅尔丹、常济保和阿礼浑管领速往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布防，加强了哈密、巴里坤、布隆吉尔(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察罕乌苏(在今青海省都兰县境中东部，察罕乌苏河畔)及噶斯口(青海省海西州芒崖一带)一带的防御，封锁了新疆南路通往青海以及内地的所有要隘。
三月二十五日，大策凌敦多卜率兵抵达哈密城下。哈密城内的驻军面对十倍的敌人毫不畏惧，在潘之善与常保住等人的率领下，于三月二十六日会同白克额敏一起奋起反击，一举击溃了大策凌敦多卜的部队。与此同时，清军各路援军陆续抵达，策旺阿喇布坦不得不放弃由哈密、吐鲁番入侵青海的计划。
哈密失利并没有阻止策旺阿喇布坦的野心，他又制定了绕过塔里木大沙漠，经叶尔羌、阿里克，翻越昆仑山入藏的新计划。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下半年，策旺阿喇布坦开始秘密着手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麻痹清王朝的防御神经，使自己的军事行动不至于再次引起清朝的猜疑，他们对外宣称要出征哈萨克。策旺阿喇布坦下令各鄂托克挑选出征人员，治办器械，准备行粮，又从阿尔泰的汗哈敦、托济等处调来了数千名乌梁海士兵，作为入藏的主力军。大策凌敦多卜以足智多谋、英勇善战闻名准噶尔，而且他童年时曾赴西藏当过喇嘛，在扎什伦布寺拜班禅大师学经，不仅对西藏的情况很熟悉，而且与拉萨三大寺关系密切，他被再次任命为远征军的统帅。同时，策旺阿喇布坦又任命都噶尔为军师，并令三都克、三济、托布齐、吹穆品尔、郭莽喇嘛(大策凌敦多卜之弟)等大宰桑们一起领兵从征。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初，大策凌敦多卜率领六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自伊犁出发，向伊赛克湖方向西进，做出攻打哈萨克的假象。当部队绕过汗腾格里山后，大策凌敦多卜调转兵锋，由乌什(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沿塔里木大沙漠西边改道南进。十一月，经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抵阿里克休整。此时，大策凌敦多卜公开打出“送噶尔丹丹衷夫妇归藏，并助拉藏汗与卜鲁克巴(今不丹，时为西藏属籓)人作战”的旗号。严冬的来临阻滞了准噶尔军队前进的脚步，大策凌敦多卜再次改变进军路线，命令部队向和田挺进，准备开春后翻越昆仑山。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年初，经过一段时期休整的准噶尔军队给养充足。他们沿玉龙喀什河南进，“涉险冒瘴，昼伏夜行”，越过了荒无人烟的昆仑山、冈里木孙冰山，沿着僧格喀巴布山(阿隆冈日山)向东推进。为了配合大部队的军事行动，策旺阿喇布坦还派出三百人的小股部队直奔青海“谋袭塔尔寺”，意欲劫走格桑嘉措号令蒙藏。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七月初，准噶尔大军越过乌巴什山脉西部的克里野拉大山。经纳克产(今西藏奇林错东南，加林错东北)隘口，驻扎在申扎(今西藏申扎县)一带。消息传到拉萨后，拉藏汗令次子苏尔扎带领一队人马去迎接大儿子噶尔丹丹衷。当苏尔扎赶到达木(今当雄)时，准噶尔军已绕道净科尔庭山，经腾格里湖(今纳木错湖)先一步抵达离拉萨近在咫尺的达木草原。准噶尔的大队人马出其不意袭击了苏尔扎的队伍，此时策旺阿喇布坦入藏的本来面目算是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苏尔扎逃回拉萨，将情况报告给父亲拉藏汗。拉藏汗这才紧急会见侍郎赫寿商量对策，并派胡喇奇火速前往西宁，将准噶尔入藏的消息由侍读学士查礼浑安排急报康熙皇帝。同时，命颇罗鼐动员和召集藏地民兵，准备抗击准噶尔军队。
虽然准噶尔大军“自远路冲雪而来，士卒冻馁，马驼倒毙，沿途食人犬，俱徒步而行”，加之水土不服，普遍患了水肿病，而且在进犯阿里时，遭到了藏军的顽强抵抗，被击毙二百余人，但准噶尔军队的确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再加上拉藏汗一直忙于用兵青海，对身为姐夫和儿女亲家双重身份的策旺阿喇布坦始终抱着和平的幻想，以至于坐失战机。蒙藏联军在颇罗鼐和崩塘巴台吉的率领下，经过两个月的奋力抵抗后达木还是失陷了，拉藏汗与次子苏尔扎被迫撤回拉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二月，当拉藏汗万里之遥的求援信到达康熙御案时，大策凌敦多卜已率军攻破拉萨，杀死了拉藏汗，废除了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加措，并将其囚禁于药王山扎克布里庙，又将班禅囚禁于扎什伦布寺。紧接着任命拉藏汗的侍从、“和硕特叛徒”大咱克(达孜巴·拉加饶旦)为藏王，扶持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全盘接管了西藏。策旺阿喇布坦的脚步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不断派兵骚扰青海及巴塘、里塘一带，对青海、云南、四川等地构成了现实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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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接到藏使胡喇奇的报告后不久，康熙帝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西藏“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当月初十，即令青海诸王及台吉等派兵六千即日起程驰援西藏，但青海诸王及台吉多数持观望态度，军队开进速度非常迟缓。三月，康熙特命西安将军、湖广总督额伦特与都统色楞统率满汉官兵六千人分道入藏进剿。六月，策旺阿喇布坦故伎重演，大玩两面派手法，一面上书康熙假意悔过，表示要从西藏撤军，一面暗中加强部署应对清军的进攻。
由于策旺阿喇布坦的迷惑，康熙不顾众臣力谏，下令暂停进兵。加之，额伦特与色楞平日关系不和，战术配合不当，又轻视敌人，当清军行至那曲（今西藏那曲县）喀喇乌苏河时，进入准噶尔军的包围圈，两军相持激战月余，清军全部阵亡，清军首次出兵西藏就这样以全军覆没而告终。康熙闻讯天威震怒，果断作出继续进兵西藏的决定。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康熙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全权负责进藏事宜，并特许允禵使用正黄旗王纛，足见其出兵平叛的决心。随后，他将四川从川陕总督辖制范围划出，另设四川总督一职，提升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专门负责南路清军进藏后勤保障等事务。又命令护军都统吴世巴率第一路于十一月十五日出发，前往庄浪驻扎；副都统赫石亨率第二路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出发，前往甘州驻扎。十二月十二日，康熙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颁印及出征仪式，抚远大将军允禵领命率第三路起程兵发西宁。
二、平定里塘、巴塘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二月，抚远大将军允禵抵达西宁坐镇指挥，清军号称三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决战准噶尔：一路由靖逆将军富宁安驻守巴里坤、阿尔泰等地，相机袭击策旺阿喇布坦所辖地区，以牵制其驰援入藏军队。一路由大将军允禵属将征西将军噶尔弼统领，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为先锋，率云南、四川满汉官兵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入藏。第三路由平逆将军延信(康熙侄儿)率兵从西宁出发，护送六世达赖格桑嘉措入藏坐床。
打箭炉藏语名叫“打折渚”，位于川西贡嘎山北端跑马山麓，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高原古城。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大军南征孟获途经雅安，曾派将军郭达在此铸箭。据说郭达每天造箭数千支，当地百姓深感惊奇，视为神人，遂将此地唤作“打箭炉”。虽然它的名字火药味十足，而且似乎从一开始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当你今天真正走近这座美丽的“水城”，徜徉于清泉密布的街衢，仰望白云浅飞的蓝天，耳畔回荡着“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吆……”这首妇孺皆知的爱情旋律时，相信你绝不会把它和血火相连的。但在三百多年前，它的名字的确和战争一样醒目。
由打箭炉入藏，首要解决的是打通前往西藏的道路，同时必须建立稳固的后方和畅通的给养通道。“历来办藏者，皆以川为根本”，而巴塘由于地处川、滇、藏三省交界，既是康区（也叫巴尔喀木或喀木，指打箭炉以西至西藏边界一带）南部重镇，也是出入川藏的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元朝以来一直由当地土司统治，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入据康区，派第巴驻里塘、巴塘征收赋税，进行管理。吴三桂叛乱时，扎什巴图鲁亲王趁清军征滇无暇顾及之际，占领里塘和巴塘。后来，因畏惧清朝政府清查，遂“布施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曾一度派人在此征收“鞍租”。
康区一带以藏民为主，因为和西藏同宗同源，同一个信仰，曾是五世达赖的供养地，又是六世达赖格桑嘉措的诞育地，自然与西藏的关系非常密切。准噶尔军占据西藏后，大策凌敦多卜四面出击，指使一些亲准派藏民和喇嘛在青海、康区等地搞大串联，企图在西藏以外的藏区建立抗清联盟，阻止清军入藏。在其煽动宣传和高压统治之下，西藏内外许多不明就里的藏民在一小撮人的蛊惑带领下，一呼百应，对入藏清军存有严重抵触情绪。大策凌敦多卜不仅派人与里塘营宫喇嘛以及青海台吉察罕丹津派驻里塘的宰桑“暗通密信”，而且还派遣了一支五百人的部队在距里塘不远的察木多（今昌都）一带游弋。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清军满洲兵自恃天朝嫡系，居功自傲，跋扈嚣张，在青藏边关驻地与当地藏民屡屡发生摩擦，制造对立，导致事态逐步升级。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为了探明道路，“预贮仓库钱粮”，为大军进藏做好准备，由正白旗护军统领温普率领五百名荆州满洲兵从打箭炉先期入藏，“沿途招谕里塘绥定人心”。但是，由于温普“忠厚有余，端方不足”，对其属下的侍卫、章京等将官无法驾驭，时常发生“满洲兵强取柴草，搜夺财物”的现象，不但没有抚定人心，反而激起了巴塘、里塘一带番民的强烈不满，人心起伏，暗潮涌动。
事件引起四川总督年羹尧的高度重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二月，经与都统法喇商议，一边派干员前往里塘处理此事，一边驰奏康熙要求调换温普。康熙闻奏，将温普调回京城，另派征西将军、镶红旗护军统领噶尔弼驰驿赴川，与年羹尧一同办理军务。在对待藏区、藏民问题上，康熙向来主张恩威兼施、剿抚并用。为了抚定人心，朝廷一面派员外郎巴特麻等到巴塘、里塘“宣布圣主威德”。一面派前锋参领伍林帕率打箭炉满洲兵一百名，化林协副将赵弘基率领绿旗马兵一百名和鸟枪兵三百名一同移驻里塘。同时，还传谕住在塔尔寺的六世达赖之父转谕里塘营官、喇嘛及居民人等晓以大义。即便如此，里塘堪布达哇拉木渣木巴与第巴色布腾阿住等人还是相互串通，阴谋生变。
战事在即，前线地区的稳定对战局的走向往往发挥着潜在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五月，镶白旗蒙古都统法喇一面知会西宁、云南领兵大臣，一面派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率领一千名绿旗提标兵及五百名化林、永宁兵，会同成都协领所率五百名满洲兵渡雅砻江先期兵进巴塘，自己亲领五百满洲兵随后进驻打箭炉。
岳钟琪一到里塘营官坝即与侍卫那沁统领的驻军会合，他们坚决贯彻康熙大造进兵声势的意图，开展宣传攻势，力图争取人心，但当地番民在一些头人的威胁、压制和蛊惑下，对清军的宣传将信将疑，形势依然没有好转。岳钟琪决定派人请达哇拉木渣木巴、色布腾阿住等头人前来面谈，要他们差遣各自所署番兵随军进藏。但几次派去的人都吃了闭门羹，这些头人根本不理会，更有甚者，达哇拉木渣木巴竟然背地里与两名藏族营官密谋，在清军军营以苦肉计，将他俩“劫持”，进而企图控制清军，逼其就范。岳钟琪得到消息后与众将领商议，决定将计就计，擒拿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人。
经过一番周密安排，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人以及两名营官被诱至大营。但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人为防不测，也做了应对准备，他们令手下人带领各自寨口的番兵尾随而来，清军大营外一时聚集了三千左右气焰汹汹的番兵。岳钟琪召集众将领一起稳坐中军大帐，先向这些蛮横的头人宣说了大军进藏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达赖，拯救黄教，驱逐准噶尔，随后提了两个问题：第一，能不能报上你们的“人口数目”，也就是献出户籍归顺朝廷，接受政府的统一管理。第二，你们未经允许，擅自带领番兵前来大营，是不是窥探我军底细的？结果，第一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否”，第二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是”。回答的倒也很是爽快。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2-2 09:00
岳钟琪一挥手，庄浪土司鲁华龄率副将亲兵一拥而上，将达哇拉木渣木巴、色布腾阿住等人及其贴身随从一并拿下。营门外的番兵见势立时骚乱，向军营冲击而来。岳钟琪当机立断，下令将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七人就地正法。众番兵见此情形，吓得目瞪口呆，一时间鸦雀无声。当冲突无法通过语言方式解决的时候，流血就成了最后的选择。岳钟琪随后派人用藏文书写安民告示四处张贴，并宣布“革去堪布喇嘛”，重新商议选定。就这样，“里塘头人、百姓咸凛军威，各举素相悦服者议立堪布”。经大家推选，头人江摆成了新的堪布喇嘛，另外又选了两名第巴协助管理，后来朝廷授予江摆宣抚司一职。在新堪布的带领下，“开造本营大小堡寨十五处，头人三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户，大小喇嘛寺院四十五座，喇嘛三千二百七十余众倾心投诚，输纳贡赋，承应差使”。附近的瓦述、崇喜等五处酋长也各呈户口纷纷来归，里塘就此平定。
法喇接报后，令岳钟琪率一千绿旗兵与他分道进取巴塘。当岳钟琪领兵行至巴塘所属的立登三木巴这个地方时，先期差往巴塘招抚的人已带领巴塘头人喀木布的使者一同前来迎接大队人马，俯身叩首，表示情愿归顺。岳钟琪令使者回去转告喀木布，令其“开明户口数目，俟大兵一至巴塘即来亲递”。兵不血刃，巴塘向风归附。自此，和硕特蒙古势力退出康区。
三十三岁风华正茂的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以其临危不乱、处事果断的作风为将士们所折服，也为番众所敬畏。从此，在康藏一带藏民中纷纷传说岳钟琪是护法韦陀尊天菩萨下凡，斩杀了九头怪转世的达哇拉木渣木巴，是他给康藏人民带来了安宁和吉祥。
三、智取嘉玉桥
在进军安藏问题上，大清朝堂之上一直保持着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康熙皇帝经过反复考虑，再次决定暂缓进藏，并严令“今年大兵断然不可轻进”。因为首次进军西藏的惨痛教训就发生在一年前，额伦特等大将的音容笑貌时而萦绕在耳边、浮现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但康熙皇帝解决西藏乱局的决心从未改变，从后来的发展看，康熙不愧是“千古一帝”，他在安藏问题这次确实是走了两着高棋：第一就是做出了暂缓进藏的决定，第二则是打出了“护送达赖进藏坐床”的旗帜。做出暂缓进藏的决定，他是想静观其变，让准噶尔这杯毒酒在西藏持续发酵，让整个藏区看到策旺阿喇布坦的真实嘴脸。打出“护送达赖进藏坐床”的旗帜，自然会赢得整个藏区大多数藏人的欢迎和拥护。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春节刚过，御极五十一年的康熙帝面对满朝文武“请行庆贺典礼”的呼声，断然叫停，神情严肃地告诉众大臣：“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经过一年的紧张准备，出兵征讨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月，驻扎在西宁、四川打箭炉和新疆阿尔泰、巴里坤待命一年的三路大军同时行动，讨伐准噶尔。西宁方面，抚远大将军允禵率自己的侄子、前锋统领弘曙移驻穆鲁乌苏（今青海通天河），全面管理进藏军务粮饷。平逆将军延信以策旺诺尔布、额驸阿宝、随印侍读学士常寿、提督马见伯参赞军务率兵进藏。新疆方面，兵分三路，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兵三千由巴里坤出击乌鲁木齐；征西将军祁里德领兵七千由阿尔泰进击布娄尔；振武将军傅尔丹统兵八千出布喇罕袭击准噶尔后方地区。打箭炉方面，一万多川滇满汉官兵由定西将军噶尔弼偕都统武格统领，以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为先锋向西藏进发。由于年羹尧的极力反对，法喇被康熙帝安排驻防打箭炉。
从打箭炉入藏前往拉萨自古有两条路可走，都是茶马古道在青藏高原的一段。一条习惯称为北路，由打箭炉出发，途径霍耳（今四川炉霍县）、得尔革（今四川德格县）、春科尔、诏乌隆、春科纳鲁、索科赞丹滚庙（在今西藏索县）、那曲到拉萨。这条路的优点是相对比较平坦，而且一路上有水草，但缺点是居民不多，木柴很少，不利于军队烧火做饭。另一条称为南路，由打箭炉出发，途径里塘、巴塘、乍丫（今西藏察雅县）、察木多、擦瓦冈、朔般多（今西藏洛隆县硕督镇）到达拉萨。这条路的优点是沿途居民较多，可换取口粮，而且也可以“雇觅驮脚”，帮助运送物资，但缺点是“道迂山险”。这条路历来都是川藏商客的首选。由于两条路都蜿蜒于峻岭及峡谷地带，有些地方常年冰雪覆盖，崎岖难行，全程走下来都在五千六百余里之遥。经过反复讨论，他们最终敲定走南路。
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四月十三日，川滇大军兵出巴塘，横渡金沙江，沿无量河谷崎岖西行，噶尔弼率主力在后，准备到察木多补给休整后，沿恶洛藏（今西藏昌都县俄洛镇）、类乌齐（今西藏类乌齐县）方向前往拉里，保存实力用于决胜，是为正兵。岳钟琪率先头部队先期抵达察木多短暂休整后，沿洛隆宗方向挺进拉里，主要实施定点清除，为大军开道，是为奇兵。四月的青藏高原，山高路险，天寒地冻，这对内地士兵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为了提高行军速度，全体官兵只裹带两个月的口粮，其余军粮随后由察木多转运补给。自从里塘、巴塘平定后，“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皆顺命”，所以从里塘、巴塘到察木多除了几小股土匪外，一路上没有遇到其他抵抗势力。
察木多是进藏的一个中转站，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察木多在藏语的意思是“河流交汇口”，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在此汇合，“水草丰美”，地势相对开阔，适合部队休整。六月，当岳钟琪所率的四千先头部队行至察木多时，前哨侦察兵回来报告，据一些由洛隆宗（今西藏洛隆县）逃回的拉藏汗兵丁说，策旺阿喇布坦的宰桑托托哩在朔般多正从四处调集兵力，欲凭借嘉玉桥（又名三巴桥）天险困阻清军。
嘉玉桥是藏族传统的石木结构桥，由三个木笼桥墩和四根木头组成，是千年茶马古道上最大的骡马桥，也是当时怒江上唯一的大桥。如果大桥被准噶尔占据或烧毁，将无法渡过怒江天堑。此时，噶尔弼尚在千里之外，请示是不可能的了，岳钟琪即刻召开军前会议商议对策。托托哩要调齐准噶尔军队到嘉玉桥少说也得十天左右时间，岳钟琪决定趁敌人到位之前，出其不意拿下嘉玉桥。
事不宜迟。岳钟琪给洛隆宗藏族土司三图鼐写了一封亲笔信，派游击高雄率领冶大雄等三十人的马兵小分队连夜出发疾驰洛隆宗。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岳钟琪表弟鲁华龄所率的庄浪土司兵，全都会说藏语。为了不打草惊蛇，三十人全换上当地人的服饰，昼夜兼程，经过四天急行军抵达洛隆宗。小分队稍事休息后，在三图鼐的引领下向西疾驰而去。当次日太阳的余晖被念青唐古拉山的山峰遮住后不久，他们悄然抵达了一百六十里外的朔般多。第巴与三图鼐是老熟人，托托哩的住处很快定位，只等队长一声令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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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冶大雄决定化装成提茶倒水的藏民奴仆独自进入黑毡房进行一次“火线”侦察，里面果然全是准噶尔人。可以动手了，三十人“如神兵天降”诛杀了负隅顽抗的六名准噶尔随从，活捉了金巴等四名主要头目。战斗没有任何悬念以清军获胜结束，细一盘查才知道唯独不见托托哩。原来在他们冲进来之前，托托哩出帐方便去了。当听到帐房内传来激烈的刀剑搏击声后，他摸上马背落荒而逃了。
追！小分队一分为三，一部分看押“战利品”，一部分沿拉萨方向追了过去，一部分向洛隆宗方向追去。当拉萨方向的马队追至马索朗时，终于将筋疲力尽的托托哩擒住。小分队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迅速回师洛隆宗。在三图鼐的号召下，许多番民主动参加到据守嘉玉桥的队伍中来，通道的制控权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
四、计擒黑帽喇嘛
占领嘉玉桥，入藏的第一道天险突破了。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军事成果，清除潜在隐患，岳钟琪趁热打铁开展政治攻势，他派冶大雄等人分头就近招抚了朔般多、达隆宗（今边坝县）、布龙结落、结树边噶、结东、三打奔公等六个地方，当地一些土司本来还左右摇摆，现在眼见清军占了上风，纷纷献户受抚，归顺人口达三万余人。
时序已到六月半间，青藏高原依然非常寒冷，马匹和骆驼冻饿倒毙的不计其数，许多士兵不仅手脚被冻伤，高原反应严重的人身体浮肿甚至死亡。这次进军与其说是征服准噶尔，不如说是征服雪域。只有先征服了这冰天雪地，才有可能与准噶尔面对面一决高下。要想早日结束这噩梦般的征程，只有加快速度冲向终点，岳钟琪继续挥师急进。
青藏高原的夏天处处透着冬天的魅影，江边河谷地带偶尔跃入眼帘的山茶树、葡萄藤夹杂在高原铺天盖地的绿毯和雪峰之间总让人觉得有点说不出的异样味道。智取嘉玉桥，擒获托托哩的消息如湖中的涟漪四散传去。沿途大大小小的藏寨村落以及喇嘛第巴等纷纷“倾心向化”，主动派人联络“承办粱（粮）差”，为进藏大军提供补给。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拉萨门户拉里近在眼前。
这是七月的一天，天朗气清，部队正行进在易贡藏布河谷。突然一支番兵马队拦住了去路，为首的是位身材魁硕的喇嘛，头上一顶高高的黑色喇嘛帽，与内地通常喇嘛寺院的喇嘛戴的黄帽、红帽截然不同。喇嘛自称是甘肃河州人，要见同乡岳钟琪将军。没想到能在这绝域碰见故乡人，真是喜出望外，岳钟琪下令部队就地驻扎。黑帽喇嘛操一口河州方言，与岳钟琪将军一番寒暄过后言归正题，他主动提出要为大军做向导，助岳将军建立盖世功勋。岳钟琪自然非常高兴，全队人马也欣喜不已。但岳钟琪是一个智虑缜密的人，接下来的对话黑帽喇嘛一直围着定西将军何日能到拉里，大军粮饷一路同行还是先行一步这些话题在打转，这引起了岳钟琪的警觉，军人的直觉告诉他，此中有诈！岳钟琪不动声色，诚心相待稳住黑帽喇嘛。回头一面差人驰报噶尔弼，请大将军务必加强戒备，严护军粮，一面派出暗探摸清黑帽喇嘛的底细。
果然不出所料，打探回来的消息证实了他的判断是对的。这黑帽喇嘛的确是河州汉人，只因恃武生事，才亡命天涯。为了生存他潜往后藏一个噶举派寺院出家，摇身一变成了黑帽喇嘛。大策凌敦多卜侵占西藏后，黄教面临空前劫难，这位黑帽喇嘛利用教派罅隙顺势投靠了准噶尔，他凭着高强的武功，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大策凌敦多卜的赏识，成为其帐前鹰犬，人送外号“万人敌”。令岳钟琪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老提督康泰竟然就是遭此黑帽喇嘛的诱骗，惨死在他的乱箭之下的。
岳钟琪强压胸中怒火，决定老账新账一起算，一定要除掉这个败类，但是表面还是对他言听计从。为了万无一失，岳钟琪下令部队选择河谷开阔地带安营扎寨，等待定西将军的到来。七月下旬，两军在阔别三个月后胜利会师。岳钟琪向噶尔弼悄悄汇报了黑帽喇嘛的秘密，并献策在攻打拉里之前相机擒拿，噶尔弼顿首同意。
经过几天休整，噶尔弼召集众将领下达夺取拉里的作战任务，他按岳钟琪的计策特意给黑帽喇嘛安排了保护军粮的重任。黑帽喇嘛听后眉飞色舞，眼冒金光。其实，攻打拉里是假，引蛇出洞诱捕黑帽喇嘛才是真。这天夜里，噶尔弼调令各作战单位密集运动，制造了没人看护军粮的假象。黑帽喇嘛不知是计，心中暗喜，以为立功的时刻到了。他率领自己的番兵杀散一起护粮的清军兵丁，押运粮车就要起程。这时候，漫山遍野亮起了火把，把整个军营围了个水泄不通。黑帽喇嘛这才惊呼上当，虽然他号称“万人敌”，但在层层叠叠大清铁骑面前反抗已经成了多余，但不服输的黑帽喇嘛还是负隅顽抗，最终被岳钟琪亲手擒获。黑帽喇嘛对自己投靠准噶尔、设计抢粮和诱杀康泰等罪行全盘如实招供。噶尔弼一声令下，“旋即正法”，士气为之大振。清军一鼓作气乘势拿下了拱卫拉萨的最后一道屏障——拉里。
五、工布来归
清军攻取拉里后，距离拉萨只剩最后的一千里路程，远征万里就为这最后一战，全军上下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应该说这是最佳的进攻时机。但噶尔弼突然接到命令，“就所到处屯兵，勿轻动”，“俟大军到后并进”。
在这形势大好的关键时刻，为何要原地待命呢，众将士异常迷惑。原来，就在此时，靖逆将军富宁安统率的西路军截断了大策凌敦多卜逃窜新疆的退路，三路大军在西藏、新疆一线对大策凌敦多卜的战略大包围即将合拢，战争眼看就要胜利结束了。但是，由于青海蒙古兵没有按时抵达指定的作战位置，影响了清军的整体作战方略，围歼之势功亏一篑。事后，康熙皇帝问罪下来，罗卜藏丹津与察罕丹津合力将责任推到达颜身上，“达颜被押往北京，投进了监狱”。
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源要追溯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当时，为了实现青海蒙古各部互相牵制的目的，康熙皇帝改变了青海左右两翼分别由一位部长管领的传统，让罗卜臧丹津、察罕丹津、达颜三台吉共同管理青海右翼事务，而让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奈、阿尔布坦温布二台吉共同管理左翼事务。让达颜参与管理青海右翼事务，不但让世袭部长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家族的子孙不服，而且引起了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等青海蒙古贵族的不满，从而使青海左右两翼的部长各怀心志，互相掣肘，最终导致青海蒙古兵的调度缺乏统一指挥。
正是由于青海蒙古兵的缺位，给策旺阿喇布坦提供了喘息之机。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策旺阿喇布坦再次玩起了阴阳手段，一面密令大策凌敦多卜加紧备战，一面派大喇嘛充当使者，赴北京谈和，藉以牵制和迟延清军进攻速度，为其加强军备争取时间。和谈之举正符合康熙在解决准噶尔问题上一直抱有的和平意愿，所以他密令大将军王允禵就地驻扎，暂缓进军。在这个问题上，恰恰噶尔弼也有着与康熙一致的主张。他曾上书康熙，希望利用大策凌敦多卜与副将三济之间的矛盾，做做大策凌敦多卜的策反工作，借机招降他。形势的发展和圣上的意思，看来与他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他马上下令所属川滇大军各部原地驻扎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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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军令的下达，很显然是康熙错估了准噶尔的友善，是不合时宜的。坐失战机无异于前功尽弃！可军令如山，此时此刻所有前线的将领都选择了沉默。岳钟琪心如火燎，他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铸下无法追悔的错误。他径直前往中军大帐，言辞恳切地向噶尔弼直陈：我军从察木多出发之时，只带了两个月的粮饷。现在已过去了四十多天，所余粮草仅能维持全军人马半月之需，如果等到和大将军王会齐后再一起进军，到时就有粮草告罄不济的危险，“恐士无斗志，军中生变”，请将军三思！噶尔弼一路行来，对这位年轻副将的才能很是赞赏，所以他很谦恭地问岳钟琪，依你看该如何打算为好？岳钟琪于是趁热打铁为噶尔弼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准噶尔方面，一是大策凌敦多卜与副将三济关系不和，明争暗斗，致使准军战斗力大不如前。二是为了应付两路进藏大军，大策凌敦多卜由中路阻击青海来军，宰桑春丕勒由章米尔戎抵御南路，本来就不多的准军被迫兵分两路，而我军每一路人马都多达万余，他如何相抗？三是西藏番兵由于准噶尔的胁迫，虽然与我军对敌，但都将鸟枪举高放空枪，可见他们与准噶尔不是一条心。我军方面，一是自进军西藏以来每战必捷，士气正旺。二是我军乃正义之师，沿途番寨部落闻风归附，纳粮献草，可见人心在我。无论从实力还是人心向背都于我有利，将军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听了这番话语，噶尔弼觉得非常有理。为了使噶尔弼能彻底接受自己的建议，岳钟琪献上了先招降工布的策略。他说，听说工布是西藏最强悍的一个部落，准噶尔军对他们又恨又怕。不如趁此兵威正盛之际进行招抚，为我所用。不仅可以壮大我军的实力，而且还可以利用其影响力调集其他各部落番兵一起进剿，“胜算可先得！”噶尔弼“以为然”。于是，便派千总赵儒和随军效力的第巴吉果儿等人前去招抚。
“天朝大兵进藏护法”的风声一年前就已吹遍雪域高原，这对为虎作伥的人而言是噩耗，但对不堪准噶尔欺凌的人来说恰恰是福音。准噶尔占领拉萨烧杀抢掠、驱逐喇嘛、“霸占子女、荼毒生灵”等暴行深深地伤害了善良的藏族人民。一些勇敢的藏族人民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工布部落就是其中的代表。工布部落居住在念青唐古拉山南麓，雅鲁藏布江支流尼洋河中上游一带，这里“天时和暖，产稻米”，堪称绝域沃壤。在西藏各部落中，工布可以说是最坚决的“抗准派”。准噶尔强占拉萨后派兵四处劫掠，无恶不作，工布也屡遭侵扰。该部第巴阿尔布巴性格刚猛，其部下个个骁勇善战，远近闻名。工布藏民在他的带领下，凭山依谷“坚壁防守”，多次击溃准噶尔军队的进攻，书写了藏军传奇。
当赵儒抵达工布说明来意后，阿尔布巴喜出望外，因为对他和他的部落来说，这几年可谓“望王师如望悬云”，早就盼着清朝大皇帝的军队到来的这一天了。他下令拆除所有路障，盛情款待赵儒一行人。第二天，阿尔布巴与达克巴等头目一起率领两千藏兵启程前往墨竹工卡，等待与清军会合一起打过噶尔招穆伦河（今拉萨河）。阿尔布巴的归顺在藏区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准噶尔在西藏的残暴统治已人心尽失，宛如一幢千疮百孔的危楼，只消轻轻一击便会轰然倒地，看来光复拉萨已指日可待。
六、光复拉萨
工布的归降使噶尔弼对岳钟琪更为信任。岳钟琪进一步对敌我形势做了深刻分析，他敏锐地指出，连阿尔布巴这样的藏军骁将都能听从朝廷的调用，可见死心塌地甘愿替准噶尔卖命的藏人不会太多，多数藏人是迫于势单力薄委曲求全，与准噶尔只是貌合神离。清军不如乘势兵进拉萨，直捣黄龙府，活捉大策凌敦多卜。如果昼夜兼程，不出十日定能光复拉萨。如果犹豫不决，一味拖延，“是自困也！”
噶尔弼知道岳钟琪所言极是，但他觉得这样做无疑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肯定不会得到大将军王的同意，而且还有可能招来责罚。于是对岳钟琪说，还是召集众将领一起商议一下，再做定夺吧。岳钟琪知道这只是噶尔弼的推脱之词，自己的主张如果让这些八旗贵胄来讨论是绝不可能同意的。此时的岳钟琪热血澎湃，顾不得那么多繁文缛节了，神情激昂地慷慨陈词道：“事在必行，何议之有？某惟有喷此一腔血仰报朝廷，请以旦日行矣！”噶尔弼最终被岳钟琪的慷慨坦诚所折服。此时的噶尔弼也十分清楚，如果错失战机酿成失败的后果，追究责任的时候，自然不可能问罪于大将军王，牺牲自己来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倒是最有可能的。反正不管康熙与准噶尔如何博弈，大军入藏的目的地不就是要到拉萨吗，而自己的部队现在离拉萨最近，如果此时进军，说不定还会中个头彩，岂不是奇功一件？权衡再三，噶尔弼最终下令进兵。
八月初四，南路清军以阿尔布巴为向导，依然以岳钟琪为先头部队从拉里出发，一路攻城拔寨，摧枯拉朽直奔拉萨而去。大策凌敦多卜的宰桑春丕勒带领两千六百人的准藏混合部队前来拦截，结果被忽悠了一把，连清军的影子也没见着，不战而败。巴松错湛蓝的湖水、邦杰塘草原玲珑缤纷的龙胆花留不住大清将士们前进的脚步，恋恋不舍为他们送行。
阿尔巴布归附，青海大军屡溃大策凌敦多卜，达赖喇嘛已在来拉萨的路上，等等，各路鼓舞人心的消息在雪域高原口耳相传，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心向天朝，翘首期待已成了人们共同的心愿。朱贡、墨竹工卡、钟科尔等地头人“望风响应”，陆续“献地来降”。恰在此时抚远将军下令，轻装前进，夺取拉萨。这时的噶尔弼才慢慢进入了角色，左右开弓、剿抚兼用。他再次派遣千总赵儒等人去做招抚工作，不过这次的招抚对象是伪藏王达克咱。年迈七旬的达克咱见准噶尔势如危卵，朝不保夕，立刻改旗易帜投向大清。而此时大策凌敦多卜还在绰马喇一线与青海方面的清军作战，拉萨对准噶尔而言已成为一座权力空城。
当八月十九日部队占领噶尔招穆伦河渡口时，达克咱遵照事前协定已将渡河皮船集结准备到位。八月二十二日，噶尔弼下令全军渡河，岳钟琪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岸上的番兵看着铺天盖地的清军涌上岸来，两腿直打哆嗦。见势不妙主将早已不知去向，番兵已是群龙无首，纷纷放下手中的武器投降。八月二十三日“五鼓时分”，大军渡河完毕，噶尔弼命令副将岳钟琪、侍卫那沁和都统伍格兵分三路向拉萨发起了总攻。
又是一个没有悬念的战役，清军几乎可以说是长驱直入，轻松占领了拉萨。
清军开进拉萨时，饱受蹂躏之苦的圣地只剩一片狼藉。噶尔弼命令清军迅速控制了拉萨附近的关隘道口等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查拿准噶尔叛军及奸细，断绝了准噶尔军的“运粮要路”。同时，将达赖喇嘛的仓库“尽行封闭”，防止有人趁火打劫。噶尔弼传令拉萨大小第巴头目以及各寺庙喇嘛全部集合一处，向他们宣示康熙皇帝“拯救西藏民人至意”，第巴和喇嘛们长跪顶礼犹如浪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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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在达克咱的引领下，清剿城内的准噶尔残余势力，藏民和喇嘛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先后协助缉拿了隐藏在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以及其他寺庙内的准噶尔喇嘛一百零一人，处死了其中五名大策凌敦多卜所授的总管喇嘛，将其余全部监禁起来。随后又查获内应喇嘛三百余人，招降番兵七千多，拉萨完全控制在清军手里。整个拉萨城的人纷纷匍匐道旁，控诉自准噶尔占据西藏以来，使他们“父子分散、夫妇离别、以致冻馁”等等罪行。真诚感谢天朝圣主大皇帝“遣师击败贼兵，拯救土伯特人众”，使他们“得脱患难，仍前永享升平乐业之福”。准噶尔三年的残暴统治结束了，拉萨城内的人们“纷纷欢悦，举掌叩首”，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拉萨终于光复了。
七、达赖坐床
噶尔弼大军进驻拉萨后，西藏形势顿然改观，高原又逐渐恢复了以往的恬淡祥和，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着青海大军和达赖喇嘛的到来。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三月，抚远大将军允禵专程到塔尔寺谒见达赖喇嘛，带去了康熙命人用一百三十两黄金专门铸造的金印，正式册封噶桑嘉措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实为七世达赖喇嘛）。四月二十二日，在雄浑悠长的法号声中，十二岁的达赖喇嘛在青海王、台吉、四十九旗扎萨克、喀尔喀哲卜尊丹巴活佛以及一万多名清军的层层护卫下，从塔尔寺启程，前往“圣者世间自在观世音菩萨驻锡、雪域众生的福德之地”——拉萨。
七月初，大军渡过通天河后，抚远大将军返回青海驻扎坐镇指挥，由平逆将军延信接任，继续护送达赖喇嘛进藏。为了阻止清军入藏，大策凌敦多卜亲自指挥主力部队在喀喇乌苏一带先后三次突袭清军营盘，企图击败清军，劫走达赖，但均未得手。不甘失败的大策凌敦多卜收集残勇，退守达木一带，准备与清军决一死战。但天不遂人愿，就在决战前夕，两个消息让大策凌敦多卜的雄心成了永远的遗憾和梦想。一是拉萨已被清军占领。二是大量藏兵脱逃。失去拉萨意味着没有了后方，势成困兽。藏兵脱走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更是雪上加霜。为什么藏兵会不战而逃呢？原来达克咱归顺后，噶尔弼命令他派人到大策凌敦多卜军营，以藏王名义下令所有藏兵放下武器，“各自散去”。一夜之间乾坤倒转，准噶尔军队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眼见大势已去，大策凌敦多卜只好放弃决战计划，率领仅存的两百多人“经纳克产隘口，越克里野岭，遁回准噶尔”。
九月八日，青海大军奉命驻扎达木，平逆将军延信率精锐护骑，与蒙古汗、王、贝勒、台吉等一起护从达赖左右直驱拉萨。一路上所有经过之处，僧俗二众、男女老幼“踊跃欢欣，襁负来迎”，围着达赖法驾“君拥环绕，鼓奏乐器”。九月十五日，进驻甘丹曲果。在这里，他们为达赖坐床做好了准备工作。《七世达赖喇嘛传》对达赖由甘丹曲果出发到达拉萨城，以及举行坐床仪式进行了微妙细致的描述：
在此吉日（藏历九月十五日、农历九月十六日）黎明，从甘丹曲果启程，前导者持吹打乐器、华盖、佛幢、飞幡及其他珠宝装饰品，一如政教双运转轮大王之威仪。喇嘛身着比丘法衣，相好如朝日，四射光芒，乘骑白龙驹，如白云包裹，徐徐而行。喇嘛身后领头的是来自南北两方的治理世间的大将军（噶尔弼和延信），其后依次是文殊皇帝的大臣阿达哈达、科秀艾金等；佛教大法师土观胡土克图、甘珠尔大喇嘛；成吉思汗的苗裔喀尔喀顿珠王、公策旺诺尔布、台吉拉旺嘉措；持教法王顾实汗的后裔额驸贝勒、亲王罗卜藏丹津、郡王噶丹额尔德尼济农、额尔德尼额尔克、额尔德尼达赖博硕图、墨尔根岱青、青洪太吉、额尔德尼济农之子久谢加、额尔德尼博硕图、噶丹达什、岱温太吉、格勒济农等王族如大娑罗树，无比威严。另有文殊大皇帝的持诏使臣克雅、加果齐、笔帖式杂郎臧哥等。众人簇拥着喇嘛从甘丹曲果出发去拉萨。
拉萨四如及布达拉附近的居民以各种歌舞相迎，吉祥哲蚌寺、色拉大乘洲、甘丹尊胜洲等寺僧众持华盖、幢幡、鲜花等供品，吹打各种乐器，排仪仗迎接喇嘛。同时，拉萨四如等地民众的房顶上，均有各种彩旗飘扬，吹奏的各种乐声嘹亮，桑烟如吠琉璃溶液四溢，布满天空。身着各种美饰服装，操着不同口音的民众从各地云集而来，布满大地。其规模盛况堪与诸佛国土之功德相比拟，使天界诸神亦觉奇异。
达赖在万众敬仰的目光中，渐次登上位于红山顶上的“第二普陀洛迦无量宫”——布达拉宫。在措钦宁巴大殿（东大殿），“喇嘛莲足登上无畏雄狮承举的，按照历算经典而设，面朝东方的高广大金座”。随后，献上康熙皇帝为达赖坐床而赐的洁白哈达和一万两白银，主事官宣读了金字圣旨，僧俗人等依次进献贺礼，达赖喇嘛为他们摩顶赐福。是日，“万里虚空出现吉祥云块和五色彩虹，时而现出八吉祥图和国政七宝图形，使无量众生大饱眼福，发出赞叹”。
达赖坐床的意义不在于其仪式的隆重，而在于它已成了大清与西藏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历时一年多的驱准安藏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西藏从此名正言顺纳入了大清版图，成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八、勒石纪念
远在京城的康熙得知达赖顺利坐床后非常高兴。十月，降旨对全体入藏将士论功行赏，岳钟琪以卓著的战功加左都督衔。同时，他还对藏族有功之人也进行了封赏，并让他们负责西藏的治理事宜。阿里第巴康济鼐、工布第巴阿尔布巴等人被册封为贝子。隆布鼐被封为辅国公，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鼐授扎萨克一等台吉，管理后藏事务。他们同时又被授以噶伦官衔，由康济鼐总理藏地，这就是藏人治藏的噶伦制度的发端。康熙处心积虑地想解决西藏的治理问题，噶伦制度的实行无疑为青海蒙古汗王的治藏历史划上了句号。看似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实却为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叛乱和雍正五年（1726年）的西藏内战（史称卫藏战争）埋下了祸根。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按照抚远大将军允禵的建议，由策旺诺尔布统辖扎萨克蒙古、察哈尔，川滇士兵三千名留藏驻防，其余大军逐步撤回口内。噶尔弼、岳钟琪率其余南路大军原路返回。由于进藏时，岳钟琪先头部队在从打箭炉至拉萨的五千多里路上沿途安站台八十四处，安汛卡十三处，另设粱台六处，使进出川藏的道路彻底贯通，所以他们在回程时粮草无缺，以致云南、松潘进藏部队也请旨和他们一起结伴凯旋。这条通道就是后来被称为三条入藏驿道之一的“康藏驿道”，为清政府管理西藏乃至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五月，岳钟琪由“署参将管四川永宁副将”破格升任四川提督，一跃而成了炙手可热的封疆重臣，足见康熙皇帝对年仅三十五岁的岳钟琪是何等器重。这提督一职始设于明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主要为武职，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有时也用于武职以外官员。清朝沿袭明制，只在重要省份或重要事务设立，武职提督下辖镇、协、营、汛四级，受总督节制，为从一品高官。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2-15 09:16
闰六月，康熙又给岳钟琪赏赐了一支一眼孔雀花翎。可不要小看这个孔雀花翎，赏戴孔雀花翎在清朝可是一种身份和荣耀的象征，因为按照清初的规定，翎有蓝翎和花翎之别，蓝翎由鹖鸟羽毛染制蓝色而成，无眼，一般赐予六品以下、在皇宫和王府当差的侍卫官员享戴，有时也会赏赐给建有军功的低级军官。而花翎则分为一眼、二眼和三眼，其中，以三眼花翎最为尊贵，只有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驸(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才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只有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驸(嫔妃所生公主的丈夫)才可享戴。一眼花翎的享戴者为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而且出身还必须是满洲镶黄、正黄和正白这上三旗。由此可见，在清朝赏戴花翎是非同寻常的恩典。
九月，为了纪念西藏平定，应蒙古王以及西藏酋长等人请求，在拉萨“建立丰碑，以纪盛烈，昭垂万世”。康熙挥毫泼墨，亲自撰写了碑文：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顾实汗谓东土有圣人出，特遣使自人迹不至之区，经仇敌之国，阅数年始达盛京。至今八十载，同行善事，俱为施主，颇极安宁。后达赖喇嘛之殁，第巴隐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灭之，复兴其法。因而允从拉藏，青海群众公同之请。中间策旺阿喇布坦妄生事端，动准噶尔之众，肆行奸诈，灭坏达赖喇嘛，并废第五辈达赖之塔，辱蔑班禅，毁坏寺庙，杀戮喇嘛，名为兴法而实灭之，且欲窃据土伯特国。朕以其所为非法，爰命皇子为大将军，又遣朕子孙等，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历烟瘴之地，士马安然而至。贼众三次乘夜盗营，我兵奋力击杀，贼皆丧胆远遁。一矢不发，平定西藏。振兴法教，赐今胡必尔汗册印，封为第六辈达赖喇嘛。安置禅榻，抚绥土伯特僧俗人众各复生业。于是文武臣工咸谓王师西讨，历瘴疠险远之区，曾未半载，辄建殊勋，实从古所未有。而诸蒙古部落及土伯特酋长，亦合词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临，邪魔扫荡，复兴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卫等部人众咸得拔离汤火，乐土安居。如此盛德大业，非臣下颂扬所能宣罄。请赐御制碑文，镌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何功焉？而群众勤请不已，爰纪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达赖喇嘛等三朝恭顺之诚，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举所以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云尔。
第七章 征讨郭罗克
一、“夹坝”招来的祸患
郭罗克也称“俄洛”，自明清之际开始，藏区人称之为“郭罗克松”(即三果洛)，民国以后称作“果洛”，沿用至今，是对青海果洛(今青海省果洛州)一带藏区的统称。果洛州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地处巴颜喀拉山和阿尼玛卿山之间，东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南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西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毗连，北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接壤。这里在古代是党项人的居住地，唐朝时曾设置轨、山居、奉、岩、远等州进行统治，后来划归吐蕃统一管辖。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被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攻占后，成为元朝吐蕃等路宣慰使司的辖区。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邓愈率兵西征，元朝吐蕃等路宣慰使何锁南普投降明朝，朱元璋下令在此设置朵甘思行都指挥使司。清朝入主中原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青海蒙古总管在北京受到康熙皇帝接见，果洛连同整个青海正式成了清朝藩属。但长期以来，由于青海和硕特蒙古政权无力顾及果洛地区，以致其所辖的两百余个大小部落均由世袭的头人分别统治，青海蒙古和清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可以说徒有虚名。
果洛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虽然这里湖泊星罗棋布，有扎陵湖、鄂陵湖等，也是黄河、长江和雅砻江的三江源头，但由于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处处可见常年不化的冰雪，年均气温在零度以下，土地的绝对多数被高山草甸和原始森林所占据，可供青稞生长的小块耕地零星地分布在一些山间河谷地带。恶劣的自然环境注定了这里的人们必须依靠畜牧业为生，游牧生活便成了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在那个时代要养牛马羊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只有那些土司老爷们才有能力豢养，对普通藏民而言，那只能是一个奢望而已。占有牲畜数量的多寡也就成了区分贫富、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尺标。
但人活着总要吃饭穿衣，该咋办呢？恰好境内就有内地与青藏地区的交通要道，虽然这些道路不是官马大道，而只是一些人畜常年行走自然踏成的羊肠小路，但这在山峦密布、地势起伏多变的高原地带可算是最好走的路了。其中主要的两条路是“茶兰木”和“卫兰木”。“茶兰木”也叫盐路，是一条到哈姜盐池驮盐的路，而“卫兰木”又叫卫藏路，这是一条前往西藏朝佛之路。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来往的商队和使团。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于是乎，满载货物的驼队、马帮就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财路。就这样，一些贫穷的郭罗克人为生活所迫走上了“夹坝”之路。“夹坝”是藏语，意思就是偷盗。到后来，不仅穷人出来拦路打劫，就连土司老爷们也耐不住寂寞，干起了这个看起来只赚不赔的买卖。
仅仅劫个商队充其量只能算是草莽强梁，对朝廷而言可能不足为患，但是他们有时还会越境到瓦寺、杂谷脑等其他藏族部落进行劫掠，而且越往后胆子越大，大到竟然敢以兵站为抢劫目标的地步。这可就有点自取灭亡的味道了，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政权都不会容忍有人胆敢公然挑战朝廷重器。
二、祸起索罗木兵站
鄂陵湖，古称“柏海”，意为“蓝色长湖”，藏族人称之为“白度母的眼泪”，与扎陵湖并称为“黄河源头的姊妹湖”。唐太宗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曾在这里迎娶文成公主，书写了藏汉民族追求世代友好、和睦相处的历史篇章。但自元朝蒙古人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果洛以后的数百年间，由于政治统治与宗教信仰等原因，这里悄悄进行了一次藏、蒙等民族的融合，许多蒙古人逐渐被藏族同化，但骨子里依然流淌着蒙古人的粗犷和彪悍。由于地理环境以及政权更迭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使他们逐步与外界隔离，形成相对独立的生存圈，久而久之，便游离于中央政权管辖的边缘地带。为了捍卫自己逐步形成的生存领域，他们时常会与其他外来势力发生碰撞和冲突，制造出一些令中央政权不快的声音，“夹坝”似乎也是他们这一心理状态的解释之一。
索罗木兵站位于鄂陵湖北边，是大清康熙朝以前官方在青藏地区设立的为数不多的官方驿站之一，具有军事和保护通商活动的重要作用。(18)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2-15 09:18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四月，清军入藏时，依抚远大将军允禵之请，朝廷从阿什罕至索罗木设置了十五个驿站，又从索罗木通往柴达木一路设置了五个驿站，每个驿站配备二十名士兵和十五匹驿马，同时，还调派六百名青海兵驻守于此，索罗木的军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随着驱准安藏战争的结束，大军撤回内地，这里的驿站便显得格外孤单，最后竟成了郭罗克人劫掠的目标。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驻扎在西藏的多罗郡王、和硕额驸阿宝向朝廷奏报了郭罗克人掠夺蒙古商队、洗劫索罗木兵站马匹的消息。当康熙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他随即召集议政大臣们讨论处置方略。最后形成的意见是让距郭罗克最近的多隆汗代天宣化，晓谕郭罗克各部落“嗣后宜遵守法度，不得仍前肆行”。并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尔等不遵训谕，将发兵前往，严惩首恶之人”。同时，责成多隆汗在自己的下属中拣选有才干的人，准备派充郭罗克部落首领。此外，康熙还做了第二手准备，就征讨事宜他让议政大臣们商议后做出了一个原则性的部署：如易于攻取，即令岳钟琪带领松潘兵进剿；倘地险势众，应酌量派遣满洲蒙古兵丁以及附近的察罕丹津协助前往进剿。
大家本以为如此安排，小小的郭罗克必定会慑于大清天威而收敛行踪，劫掠之事从此销声匿迹，“西宁、青海等处往来使人及商贩之人俱获安静”。但事与愿违，已经习惯无拘无束的郭罗克各部落土司老爷们回拒了多隆汗，当然也就意味着根本不把大清天威放在眼里。这让有着六十年超级皇龄的康熙多少有些尴尬，为了达到惩治肇事者，并借此树威青海的目的，他命令大将军王允禵与侍郎常寿、四川总督年羹尧以及四川提督岳钟琪共同商议解决此事。一场征伐郭洛克的流血战争看来已不可避免。
三、连克三寨
为了一鼓荡平郭罗克，总督年羹尧与提督岳钟琪商议后决定秘密行文多隆汗，让他派人详细探明郭罗克各部落的兵力及其部署等具体情况。根据反馈的信息得知，郭罗克分为上、中、下三寨，每寨各辖数量不等的若干小寨子，主要的隘口有三处，都依山而建，地势十分险峻，易守难攻。进出郭罗克的道路都是山路，崎岖陡峭，所以不宜使用骑兵，只能使用步兵。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初，赴热河朝见康熙的年羹尧被改任川陕总督，回署后，他立即与岳钟琪磋商应对之策，最终确定了“以番攻番”的策略，即以郭罗克附近的瓦寺、杂谷脑等处土司的土兵为主进行围剿。因为他们深知这些藏族部落本来就是郭罗克人“夹坝”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向来对郭罗克人深恶痛绝，有许多人正想借此机会报仇雪恨。纷纷主动请命参战，土兵中士气空前高涨。
高原的冬天来得很早，如果不能及早结束战事，恐怕数九寒天冰雪冻阻，清军将被拖入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泥沼，不仅可能招来满朝文武的责难，而且还会在朝野面前颜面尽失。就在年羹尧与岳钟琪筹划进剿事宜之际，额驸阿宝千里飞信，奉旨催促他们发兵进剿。年、岳二人哪敢怠慢，一面由岳钟琪选领镇兵速赴松潘集结，一面派官员知会瓦寺土司桑郎温恺以及杂谷脑土司班第尔吉等人尽快派兵秘密前往松潘与镇兵会合。驻扎在西宁的满洲兵和青海蒙古兵作为预备力量原地待命。
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各路部队由岳钟琪统一指挥，从松潘出发在当地番民的向导下一路向西挺进郭罗克，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取道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雪山冰谷。在翻越果洛雪山时，岳钟琪一度因冰雪夺目而失明达半月之久。尽管清军的军事行动是高度机密，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郭罗克人闻风后已做好了拒敌准备。当岳钟琪的部队到达下郭罗克黄河河曲南岸时，遭到了他们千余伏兵的突然袭击，但岳钟琪并没有慌张，因这一带地势相对比较开阔，他迅速指挥部队摆开阵势。玩阵战郭罗克人哪是他的对手，仅仅几个回合，便被杀得人仰马翻，四散逃奔过河而去。
岳钟琪派各土司率兵乘胜渡河追击。他们趁敌人惊魂未定、立足未稳之际，迅速攻取了下郭罗克所属的吉宜卡等二十一个寨子，被杀死的郭罗克人不计其数。清军并没有休整歇息，而是连夜进兵，直抵中郭罗克所属的纳务寨。在郭罗克三寨里面数中郭罗克实力最强，因为中郭罗克所辖寨子和人数居各寨之首。清军在此遭到了郭罗克人的顽强抵抗，但清军士兵越战越勇，尤其是各土司的土兵更是奋不顾身、勇猛冲锋陷阵，从卯时至酉时，经过七个时辰的苦战，“连克一十九寨，斩杀三百余级，擒获贼首酸他尔蚌、索布六戈”。从下郭罗克到中郭罗克，用血流成河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现在只剩上郭罗克了，岳钟琪亲督官兵直扑押六寨。正当清军准备进攻时，该寨头目旦增等人将首恶假磕、为从等二十二人绑缚献出，并率领全寨男女老少叩头求饶。这些人中只有为从一人拒不认罪，被就地正法。酸他尔蚌、索布六戈以及假磕等人全部被解送进京。
从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到十二月，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跋涉和征战，清军大获全胜，而郭罗克人则为其“夹坝”之举付出了血的惨痛代价。为了加强对郭罗克的统治，清朝政府在上郭罗克车木塘寨设置土百户，由噶顿授职管理。在中郭罗克插落寨设置土千户，由丹增授职管理。在下郭罗克纳卡寨设置土百户，由彭错授职管理。轰动一时的郭罗克就这样暂时平静了下来。
朝廷议叙平郭罗克之功，封年羹尧为二等公，赐岳钟琪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游击姚文玉、周瑛等人各功加二等，其余人也都得到了相应的赏赉。
四、收服羊峒生番
在征讨郭罗克的战争中，岳钟琪与年羹尧所创立的“以番攻番”的治边方略在后来平定青藏地区的许多平叛战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取得了显著效果。岳钟琪在此次战争中所历练出的绿旗土司组合部队，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收服羊峒生番战斗中依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次的绿旗土司联军仍然以金川土司属下的土目(官职名)莎罗奔所率领的土兵为主。
羊峒生番其实就是古羌族的一支，他们共有下羊峒、钟天山、南坪坝等三十一个寨子，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四川松潘与甘肃阶州交界的大山里。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地理位置险要而独特，川甘孔道中最险峻的阴平道就在此处。据记载，三国时，蜀国大将姜维率三万兵马据守剑门关挡住了钟会、邓艾的十万大军，使其无法入川，邓艾就是暗渡阴平道才最终出奇制胜。从明朝宣德年间开始，羊峒生番凭借天险，“不遵教化，沿途抢劫，竟成化外生番，并无统辖彼等之人，亦无有主”。到了清朝，朝廷长期用兵西南，这里的作用愈显重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曾设羊峒踏藏寨土目进行管理，但作用不大，这些人依然时常劫掠山下文县百姓以及一些藏族村寨，而且还每年要他们进贡牛、布等物。 (19)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2-15 09:19
不仅如此，他们还截断川甘大路，抢劫来往贩运米、粱、梨、枣的商人。文官管不了，武官顾不上，百姓怕报复，致使这种恶势力愈加膨胀，祸害一方。他们中尤以勃力、楚塔子、跃连等几股势力恶名昭著，百姓不堪其苦。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七月，川陕总督年羹尧经与署理四川巡抚色尔图、提督岳钟琪等商议后，决定由岳钟琪与副将周瑛一起带兵收服羊峒生番。因为羊峒生番既非达赖喇嘛所属，又非青海所属，问题就简单多了，再不需要和谁商量给不给面子的问题。在当地百姓的配合下，绿旗土司联军边探边进，莎罗奔的土兵的确很勇猛，他们在侦察中与勃力匪帮相遇，一举将其擒获。楚塔子匪帮十多人在官兵与文县百姓的包抄下，慌不择路，跳河而亡。其他匪首和各寨闻风投降，收服羊峒生番的行动兵不血刃即告捷。因为这里离南坪坝较近，所以随后在此设立了南坪营。雍正二年(1724年)，为了强化对这一带羌族的统治，由川陕总督年羹尧为当地藏族首领甲利授以羊峒寨土百户的委牌，并将它划归松潘左营管辖。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六十九岁的康熙皇帝带着无尽的眷恋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眷恋的是自己勤勉开创的辽阔帝国，他遗憾的是没能在有生之年彻底铲除帝国西陲准噶尔的威胁，这个难题只能留给自己的后世子孙去解决了。
第八章 青海之乱
经过惊险角逐，雍亲王胤禛继承大位，成为大清入关后的第三任皇帝——雍正皇帝。客观地讲，雍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勤勉皇帝之一，大清朝的历史在他的手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承启作用。他在位的十三年间，通过整饬吏治、推行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大清国力日盛，为遏制西部纷争，维护边疆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封赏不公起纷争
前面曾经提到，在入藏驱准的过程中，由于青海各位台吉的部队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到达作战位置，致使清军错失了围歼大策凌敦多卜军队的最佳时机。正由于此事，使康熙皇帝对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的芥蒂更深一层，因此，在驱除了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后，康熙皇帝没有把西藏的管理权交还给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而是实行噶伦制度，将政权交给藏人康济鼐和阿尔布巴等人。本来罗卜藏丹津热心参加进藏之战，就是想继承先祖顾实汗在西藏的统治权，可是结果却让他的美梦化为了泡影。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进藏大军班师回朝论功行赏，根据川陕总督年羹尧的提议，雍正皇帝特意诏封右翼部长多罗郡王察罕丹津为亲王，左翼部长多勒贝勒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为多罗郡王，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墨尔根岱青拉查卜以及吹拉克诺木齐封为贝勒，辅国公噶尔旦达锡、敦多卜达锡封为镇国公，阿尔布坦温布加俸银一百两，诺尔布彭苏克加俸银五十两。而作为亲王的罗卜藏丹津只得到了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的赏赐，此外别无所获。这一做法的目的是有意削弱罗卜藏丹津与阿尔布坦温布等两翼部长的权力，以达到青海各台吉内部势力的相互制衡，便于大清中央政府的驾驭和管理，但没料到这样一来却进一步激化了青海两翼各台吉之间的内部矛盾。左翼部分台吉投靠了阿尔布坦温布，但多尔济之孙噶尔丹达什台吉等却投靠了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奈，这令阿尔布坦温布非常生气。于是，他率领所部人马前往大通河威胁噶尔丹达什台吉等归属自己。经过一番厮杀，噶尔丹达什台吉等战败，赶紧向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奈求援，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奈派其子阿喇布济和索诺木达什率兵支援。阿尔布坦温布害怕敌不过阿喇布济与噶尔丹达什联军，只好向罗卜藏丹津求援。
因封赏不公，青海各台吉内部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了，现在的形势是大部落开始找联盟，小部落开始找靠山。虽然在他们看来是关起门打打闹闹，但毕竟动静有点大，已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他们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到底朝廷会是什么态度谁也不清楚。五月初，岳钟琪派千总马光前往察罕丹津处打探消息，得知察罕丹津由于没有参加会盟，这些日子已经将各处帐房都收到自己的驻牧之所，以防不测。五月二十日，察罕丹津派他的宰桑一行两人来到岳钟琪大营以送书信之名探试动静。岳钟琪乘此机会向他们宣说皇帝威德，晓以利害，并劝察罕丹津尽快觐见皇上，洗脱嫌疑。岳钟琪还派出外委千总冶大雄等人赴周围藏族部落一边侦探情报，一边宣传圣谕，贝子丹仲以及的革部落等纷纷归附，情愿为大清效力。但也有一些部落对此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
六月，罗卜藏丹津与彭苏克汪扎尔台吉组织了四千人的联军帮助阿尔布坦温布攻打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经过四次交战，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不敌对手，伤亡惨重，牲畜也被劫掠一空，最后率妻子察罕阿喇布坦及少量属下逃入口内请求贝子延信给以保护，被暂时安置在甘州附近的马太寺一带驻扎。墨尔根诺延之子拉扎布由于与其叔父察罕丹津不睦，先前已经投靠了罗卜藏丹津。现在见有机可乘，便率领属下突然袭击并打败了察罕丹津。察罕丹津将这笔账记在了罗卜藏丹津的头上，认为这是罗卜藏丹津唆使的，准备伺机报复。察罕丹津联合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一起向朝廷状告罗卜藏丹津，说他暗中遣使准噶尔欲同策旺阿喇布坦一起阴谋叛乱。说起来，罗卜藏丹津与察罕丹津、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都是顾实汗的后辈子孙，罗卜藏丹津是顾实汗的亲孙子，而察罕丹津和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都是顾实汗的曾孙。那么，罗卜藏丹津就是察罕丹津和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的叔叔辈，从这个角度来论，青海的纷争其实就是一场顾实汗家族的内讧。自古以来，不论是王侯将相还是普通百姓，家族内部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往往要超越于对外族的战争，青海的这场家族纷争就是最好的例证。此时，青海内部的仇恨越来越深，纷争愈演愈烈，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
二、察罕托罗海会盟
刚刚即位的雍正宫廷暗斗还没有彻底解决，无力同时进行内外两场战争。为了平息青海的纷争，七月初，他令川陕总督年羹尧派人调解青海两翼诸台吉之间的矛盾，让他们罢兵和好。七月二十二日，他又令驻扎在西宁办理青海事务的兵部左侍郎常寿前往罗卜藏丹津驻牧之地沙拉图“恭宣谕旨”，化解纠纷。罗卜藏丹津辩解说，是察罕丹津与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欲霸占西藏，所以捏造了他与策旺阿喇布坦勾结背叛的谗言，青海许多台吉打抱不平，鼓动他会盟兴兵渡过黄河与他们一决胜负。他的说法与察罕丹津、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的说法截然相反，察罕丹津与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甚至还拿出了罗卜藏丹津与策妄阿喇布坦暗中勾结图谋不轨的实据。 (20)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2-15 09:21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来这官司只有朝廷来断了。但是，年羹尧在此事上有更深的谋划，他上书雍正说，青海之人都是顾实汗的后裔，他们骨肉相残与我大清毫无干系。如果罗卜藏丹津确能剿灭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是他们自我消耗，于我有利。如果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投降罗卜藏丹津说明他不是真心归附我大清朝，这类骑墙派等我们出兵征讨时，他还会来投靠我们的。就现在而言，虽然我们应该保护心向我们的人，但此时正值草长马肥之时，如果我们发兵讨伐，他们必定依靠马肥膘壮而逃之夭夭，我们将枉费军力。虽然西宁只有五千绿旗兵，甘州、凉州和肃州的兵也不多，但用于防守各隘口则是绰绰有余，我们大可静观其变。雍正认为言之有理，派人通知延信做好防守即可。
侍郎常寿的劝解最终没有奏效。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驻牧河西的罗卜藏丹津毅然选择了渡过黄河与驻牧河东的察罕丹津展开决战。上次失败后刚返回驻地不久的察罕丹津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罗卜藏丹津已经杀了过来，两军刚一接触察罕丹津的部队就已溃不成军了，他只好率妻子及属下一百四十余人，逃入河州老鸦关寻求清朝的庇护。年羹尧命署理河州副将岳超龙加强防御，并密切监视罗卜藏丹津的动向。同时，令花善负责安置好察罕丹津及其部属。九月十三日，接到察罕丹津求救信后，雍正命令年羹尧前往西宁，详尽筹划防守和进剿事宜。
此时，青海内部已截然分裂为两派，为了寻找宗教的支持，罗卜藏丹津将目光投向了德庆寺堪布察罕诺门汗。察罕诺门汗就是三世拉莫活佛，康熙四十年(1701年)，他进京朝见康熙皇帝，被赐予“察罕诺门汗”名号和金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又赐封他为札萨克喇嘛，统管青海贵南、同德、贵德、尖扎、泽库、化隆、海晏、刚察等地区。由于二世拉莫活佛曾经为调停蒙古内部纷争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三世拉莫活佛又是七世达赖喇嘛的主要经师，因此，察罕诺门汗深受蒙古各部以及青藏佛教信众的尊敬。在青海和甘肃，尤其在西宁周边一带，察罕诺门汗是公认的领袖级宗教人物。察罕诺门汗与拉扎布一样，虽然也是察罕丹津胞兄之子，但他却与察罕丹津关系比较疏远，反而与罗卜藏丹津感情更为融洽。罗卜藏丹津正是利用这一点，使察罕诺门汗站在了自己的一边。
青海蒙古重要事务向来就有通过察罕托罗海(在今青海省共和县倒淌河附近)会盟来商议解决的惯例，据《康熙实录》记载：“会盟之事肇自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三年一次，遣大臣会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曾一度改为五年一会盟。蒙古和硕特台吉们就是通过这一形式来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因此，察罕托罗海会盟在青藏地区蒙古各部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于是，罗卜藏丹津决定召集青藏地区和硕特台吉们到察罕托罗海会盟。
八月下旬，罗卜藏丹津与阿尔布坦温布等十七位台吉率兵一万三千人左右赴察罕托罗海举行会盟。在这次大会上，罗卜藏丹津自封为“达赖洪台吉”，并决定恢复其先祖顾实汗时的称号，一概不允许再称呼清朝赐予的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很快，西宁一带及中甸、阿冈、多卜藏马嘉、铁布、纳珠公寺、朝天堂、桌子山、先密寺、兴马寺、西脱巴等地的蒙、藏等族人和许多喇嘛近二十万人相互呼应，青海局势陡然紧张，大战阴霾笼罩在青海上空。
三、紧急备战
察罕托罗海会盟事件发生后，雍正皇帝十分震惊，他让年羹尧尽快摸清青海详情，如果罗卜藏丹津确已叛乱，就遣发大兵讨伐，以“拯救西域生灵”。九月初，年羹尧派出通事前往罗卜藏丹津及青海各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十二处送去晓谕文书，劝他们不要逆天行事。罗卜藏丹津在回文中赌咒发誓说不会背叛皇上主子，只是想报仇。九月二十日，雍正急令年羹尧火速从西安起程前往西宁，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同时，他又命令副都统花色带领鄂尔多斯兵五千名，副都统查克旦带领归化城土默特兵五百名，总兵官马觌伯带领大同镇兵一千名前往甘州集结待命。九月三十日，岳钟琪一面奏报“罗卜藏丹津叛迹已显，声讨刻不容缓”，一面率领曾随他入藏征战的提标兵及松潘镇属兵两千人，镇属标营及成都城守潼绵两营兵四百五十人，新兵一百五十人，以及杂谷脑、瓦寺、包坐三寨土司兵八百人，共计三千四百人从成都出发，赶往松潘防守。年羹尧将自己标下马兵、火器营鸟枪兵一千三百名，固原提督标下马步兵一千名调往西宁前线与西宁总兵官黄喜林标下马步兵两千五百名会合。为补充兵力不足，他又从西宁土司杨汝松手下调来土兵两千名。十月，雍正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全面掌管青海前线的军事大权，统一调度指挥各路人马。
为了尽力阻止战争，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十月初二，常寿奉旨再次从西宁出发，前往罗卜藏丹津驻地巴颜布拉克。随同常寿一起去的有千总马超群、催领克什图、齐里克特依、笔帖式多尔济以及两名常寿家丁和两名士兵。七天后他们顺利到达巴颜布拉克。此时的罗卜藏丹津开始躲躲藏藏，言辞闪烁。会面时，罗卜藏丹津顾左右而言他，只是礼节性邀请常寿参加将于十月十五日再次举行的察罕托罗海会盟，至于其他事到那时再详谈。两天后等他们准备出发去察罕托罗海时，所骑乘的马竟全被偷窃一空了。十七日傍晚，经过五天跋涉他们抵达霍尔。突然冒出一支两三千人的部队，不仅抢走了行李驮子，而且还抓走了常寿。多尔济义愤自刎，克什图、齐里克特依躲进山湾才幸免于难，马超群在搏杀中脚部受伤被抓走，后趁看守酒醉骑马逃回。事件发生后，雍正算是彻底看清了罗卜藏丹津的真正面目，和平努力可能要付之东流，他开始积极着手备战。
在将领人选上，年羹尧的推荐与雍正皇帝的钦点有着惊人的一致，以致雍正都直呼“大奇”，他们的人选除了年羹尧本人外，其余两人分别为前锋统领苏丹以及四川提督岳钟琪。就这样，三十七岁的岳钟琪被任命为副将与苏丹一起以参赞大臣之职辅佐年羹尧平叛，虽然侍郎常寿失踪多日，但因他和乾清门一等侍卫达鼐均精通青海蒙古事务，雍正还是赋予他随军参议军务的职责。
由于战事未开，年羹尧向雍正条奏进剿青海事宜，制定了如下作战预案：
（一）预备进剿兵丁。请将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甘州、大同、榆林、土默特、鄂尔多斯、巴里坤、吐鲁番等处兵丁共挑选一万九千名，令提督岳钟琪等分领，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路进剿。
（二）防守边口土司兵二千名及西安满兵五百名留守西宁各边口，陕西抚标兵五百名防守永昌，西安满兵五百名防守甘州，其布隆吉尔旧有兵一千名应仍留驻防。副将张成龙现领兵五百防守巴塘里塘驻兵二百，请将四川抚标兵三百名增派防守。再令署松潘镇副将张英、副都统黑色领兵一千五百名出松潘口在黄胜关驻扎。云南提督郝玉麟领兵二千名驻扎察木多，这样罗卜藏丹津就断不敢前往巴尔喀木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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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购买马驼。臣在陕西买马一千匹，甚不敷用。请令在归化城张家口采买，或将太仆寺上都打布孙脑儿孳生马匹解送三千匹，巴里坤挑送驼二千。再于甘、凉、肃州等处采买一千五百，则兵丁进剿之时，可无贻误。
(四)贮备军粮。臣在西安虑青海有事，已预买米六万石，将来自不致有误。
（五）精炼火器。请将景山制造之火药，每驼以一百八十斤计算，赏给一百驼，于明年正月内解送西宁。
条呈得到雍正允准，各路大军按照作战预案进行部署，一个对青海的战略包围圈正在形成。此外，雍正又增拨一千匹军马和一百驼火药解送军前。一旦开战，主攻方向将是西宁、松潘一线，松潘一线的部队由岳钟琪统领，西宁一线的部队由总兵官黄喜林指挥。黄喜林是岳钟琪任永宁协副将时的属下兼好友，两人配合作战不会有问题。年羹尧则坐镇西宁，造办粮草，总督全局。
与进藏之战不同的是，这次岳钟琪所率的部队除了他的土司表弟鲁华龄外，还多了两位岳家将，一位是岳钟琪后来的继任者、堂弟岳钟璜。另一位则是胞兄岳钟瑞之子岳含奇。此时的岳钟璜还名不见经传，但岳含奇却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岳含奇早先在四川松潘镇漳腊营当千总，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二月，老皇上康熙在畅春园召见了一批年轻军官。一生爱才的康熙见岳含奇武功高强，勇猛过人，又是岳升龙的孙儿，心里非常喜欢，当场赏赐顶戴花翎，并安排他进了自己的侍卫班，成了一名大内侍卫。
岳含奇此次能随军出征实属偶然。原来，就在半年前，岳含奇因母亲赵氏生病告假回成都省亲。而此时岳钟琪正在成都筹备军械粮饷，接到年羹尧要他赴松潘前线侦察敌情相机行事的咨文后，岳钟琪正愁没有合适的人陪他去松潘前线巡视。恰好岳含奇赶到，这让他喜出望外，因为岳含奇过去曾在黄胜关驻扎过，对这一带的地形和番情也非常了解，岳钟琪决定带他一同前往。可是一来一往得个把月，这会耽误他回京赴班的时间。战事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岳钟琪直接奏请雍正，希望能留岳含奇随他一同出征。很快，雍正在批复年羹尧与西安将军普照补授员缺的请示时，一并补授岳含奇为黎雅营游击。雍正还特意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批道：“甚好，你留他帮你，一者如有用可效力，二者可跟随学习历练。”就这样，岳钟琪让岳含奇担当起了部队前锋的重任。
各路人马部署集结到位后，目前所要做的只是积极防御，进攻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对雍正而言，他不想开第一枪，因为这实在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不想授人以柄，落一个恃强凌弱的名声。他还要继续静观青海局势的变化，看看罗卜藏丹津的表现，看看青海内部以及西藏、新疆等地的动静和反应。
四、烽火骤起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十九日，罗卜藏丹津最终还是撕破了自己的伪装，反了。他命令青海诸台吉分兵进攻西宁周边的南川、北川、西川、镇海堡、申中堡和归德堡等地。同时，罗布藏察罕、济克济扎布、阿喇布坦、巴尔珠尔阿喇布坦等人在凉州、甘州一带也一起发动叛乱，战火迅速蔓延开来。叛军所到之处，“攻城放火，烧毁民间积聚草谷”。西宁附近的寺院喇嘛也“群起骚动”，他们披甲执械，“掠牛马，抗官兵”。位于西宁东北的郭隆寺(在今青海省互助县境内)，“聚众番土一万余人”，与官军对垒。大通城东的郭莽寺(在今青海省大通县境内)喇嘛薛禅蓝占巴率同族僧众浑水摸鱼，抢掠财物。叛军来势凶猛，逆焰愈燃愈炽。
罗卜藏丹津亲率四五千人突破南川口仅百人的清军防线，直扑申中堡。申中堡只有守军六百人，守备马有仁、李英龙率军奋起抵抗，以牺牲七人、射杀敌人五十余人的代价击败了罗卜藏丹津的轮番进攻，坚守城堡两天之久。堡内囊苏企图毁坏城墙，与叛军里应外合攻占城堡，被马有仁发觉斩杀。两天后，年羹尧派参将宋可进、游击元继尹率领西宁绿旗兵一千多人驰援申中堡。清军内外夹攻，枪炮大作，射杀叛军九十余人，罗卜藏丹津腹背受敌逃窜而去。
就在罗卜藏丹津进攻南川口的同日，阿旺丹津统率三千多人进攻镇海堡。驻守镇海堡的只有参将张佳翰率领的七百人。闻警后，年羹尧派都统武格带领四百察哈尔兵和一百西安满洲兵火速前往支援。两天后，从申中堡败退下来的罗卜藏丹津部队和西宁地区一些部族的番兵蜂拥而至，双方激战五昼夜。看起来叛军大有志在必得之势，形势非常严峻。正在年羹尧踟蹰之际，前锋统领苏丹率四百西安绿旗兵赶到。年羹尧从西宁绿旗兵内挑选了一千九百人，交由刚刚从申中堡撤回的参将宋可进、游击元继尹、洪元祖带领，急速返回镇海堡与苏丹一起增援张佳翰。
二十五日辰时，他们抵达镇海堡外围山谷地带，与叛军伏兵相遇。携带重炮的西安绿旗兵负责向叛军隐蔽的山谷开炮，西宁绿旗兵一边射击一边攀上山顶，占领制高点，叛军三次冲击清军阵地均被击败。城内守军见势迅速出击，叛军四散逃窜，阿旺丹津还没来得及撤退就被清军生擒活捉。一战下来，清军与叛军的伤亡为一比一百，光厄鲁特兵就被截杀六百多人。此外，缴获牛、羊、骆驼无数，还为镇海堡额外补充了火药、铅弹和米面两百驮。
从叛军溃败逃跑的方向看，距西宁九十里外的北川新城成了他们下一个进攻重点。此前，游击马成辅率八百守军在城内百姓的全力支持下，已成功挫败两千多叛军的围攻。二十八日二更时分，年羹尧派副将王嵩、参将宋可进率三千绿旗兵，携带七十门子母炮连夜前去支援。第二天卯时，两军在城外山梁遭遇，叛军的鸟枪根本不是清军大炮的对手，刚一交火就土崩瓦解了。清军乘胜追击，在山后连破六营，缴获大量刀枪和牛、羊、骆驼，并解救出四十多名被叛军抢去的妇女儿童。
五、收服上下白塔
经过三场大规模的交战，罗卜藏丹津自知势单力薄，无法与大清抗衡，率领残部撤出西宁口外向准噶尔方向逃去，甘、凉一带的防御压力陡增。年羹尧一面调兵加强凉州、甘州、肃州等地的防卫，一面行文平逆将军延兴、靖逆将军富宁安严守河西走廊西部地区，防止罗卜藏丹津与策旺阿喇布坦会合。西宁口内暂时恢复了平静，年羹尧命令各路人马对青海及西宁周边一些在这次叛乱中明里暗里支持叛乱的部落进行清剿。
北川外的上白塔和下白塔共有六七十个村庄，全是蒙古人，这里不仅人多，而且粮草丰富。上白塔是阿尔布坦温布的属地，他们在叛乱中曾帮助阿尔布坦温布攻打过北川新城。下白塔是罗布藏察罕、济克济扎布、阿剌布坦和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共同的属地。这两股势力向来虎视眈眈，对北川及西宁一带构成严重威胁。用年羹尧的话说，在进攻“正贼”之前不剿灭之，将会后患无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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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年羹尧没想到的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人选居然是自己标下的一名千总，他的名字叫马忠孝。这是一位地道的西宁回民，对上白塔和下白塔蒙古人的习性以及这一带的地形地势了如指掌。经分析研究，年羹尧确定了先招抚弱小的下白塔，再相机剿灭实力较为强大的上白塔的策略。十一月初，马忠孝奉命前去招降下白塔，这位马千总果然是马到成功，下白塔头目锡拉墨尔根率其全部三十个村庄接受了招抚。但上白塔头目厄尔克喀等人是阿尔布坦温布的死党，拒不接受招抚。年羹尧派北川驿站的笔帖士额尔格图和领催超岱等人协助马忠孝将厄尔克喀等穷凶极恶的六人全部拿获。随后，由马忠孝率下白塔五百兵丁和上白塔归顺的五百兵丁对负隅顽抗的上白塔所属的内三村发动进攻，歼灭五百余人，烧毁了阿尔布坦温布的房屋和庙宇，将头目阿布多、吴园及厄尔克喀等人全部正法，上白塔和下白塔及周围部落全部归降。
六、奔袭大通河
在甘、凉一带作乱的罗布藏察罕、济克济扎布等人的驻牧之地距西宁只有三百多里，由于叛军倾巢出动，后方防守势必空虚，年羹尧遂命令黄喜林率兵突袭其大本营，来个围魏救赵，既可抄掉他们的巢穴，又可解甘、凉之危。十一月初九，黄喜林率大军从北川出口，一路急行军。他们本以为会一路畅通无阻，可是当队伍快抵达奇嘉寺时，从抓到的两道卡哨嘴里审问得知，奇嘉寺和郭莽寺一带的喇嘛、番民都是阿尔布坦温布的人，早就做好了迎战准备。黄喜林命令游击沈里奇、胡浩率领五百绿旗兵与锡拉墨尔根所率的下白塔归顺部队四百人，由智沟攻打奇嘉寺。喇嘛哪能打仗呢？五百多生命就这样在反叛势力的蛊惑或胁迫下，以卵击石，无辜做了刀下之鬼。
清军乘胜进击，傍晚时分抵达郭莽寺附近扎营。当夜，寺内喇嘛在山口出出进进，四下放枪，搅得清军一夜不得安宁。第二天，黄喜林派人前去责问放枪缘由，喇嘛们不但不予回答，而且态度极不友好，差点当场打起来。照此光景看来，归顺的事是不可能了。黄喜林一声令下全军出击，一千多人当场殒命，阿尔布坦温布手下头目七十二人被活捉，并缴获了大量盔甲、弓箭、鸟枪以及牛羊、马驼。事后才知道，郭莽寺乃是罗卜藏丹津与各台吉时常聚会商议叛乱事务的据点之一，这就注定了它与奇嘉寺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命运，整个寺院最终化为灰烬，与寺院一起消失的还有被捉到的阿尔布坦温布手下头目一干人等。而对缴械投降的两千多人则和奇嘉寺的政策一样——原地安置。
清军稍事整饬后于十一月十一日拔营而去。他们渡过大通河继续前行百余里，只见满山遍野一片焦黑，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后来，千辛万苦总算捉到了一个留守的牧羊人。一盘问才知道，罗布藏察罕等人留驻后方的人们听到清军要来的消息后，两三天前就已经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临走时索性来了个冬天里的一把火，免得留下草料，让清军的战马吃饱了有力气追上自己。见此情景，黄喜林命令部队就地驻扎，飞骑请示年羹尧部队行止。几天后传来消息，甘、凉等地的叛军已经全部撤走了。由于天寒地远，部队粮草匮乏，后续补给也无法足额保障，所以，年羹尧传令黄喜林班师，返回西宁休整。
七、月夜平热当
岳钟琪的部队共有六千人马，每人裹带七十天口粮，十一月初三从松潘镇起程向西宁进发，这次行动既是军事集结，也有沿途清剿零星反叛势力的任务。当部队行至班佑时，派出探听消息的章腊营把总汤义美回来报告，附近的尔根台吉已派自己手下一百多人率领热当等十二部落的人将沿途草场烧毁，并整顿器械兵马，做好了迎击清军的准备。事不宜迟，岳钟琪命令部队将辎重留给后续部队，全军星夜轻装前进。十五日夜，部队抵达哩嘛隆(锁葫芦)，这里的十二个部落共有一百一十余个寨子，其中“人最强悍、素行不法者，尤以热当、播下、物藏、下作革为巨恶”。他们曾将竹浪等部落的人口和马匹等抢来送给罗卜藏丹津，现在还继续为虎作伥。岳钟琪下达作战命令，副将张玉和游击岳含奇率一千人马攻打热当；威茂营参将张元佐率一千人马攻打下作革；副将纪成斌率一千人马攻打物藏；游击周开捷率一千人马攻打播下，岳钟琪率汉土官兵四路接应。
这一夜不是月黑风高，相反，月光如冰、盈野白雪。清军四路人马在冰天雪地里与热当等四部落杀得火光冲天、尸横遍野，惨烈至极。第二天一早，战斗结束。清理完毕战场，副将张玉来报，一夜之间各部共歼灭敌军一千八百二十人，生擒七百二十人，缴获牛羊五千，马匹五百，投诚的以及逃跑后又被招回的共有五千多人。岳钟琪派人唤来热当头目阿朗等九人，对其讲明政策，好言相抚，并让他们负责管理各部落，就地驻牧。经过一场殊死血战，各部落人们对清军的敌视情绪短时间是不会消散的，为了保证后方的安定，岳钟琪派五百兵丁驻防播下寨，以便随时弹压。一切安排妥当后，十九日，岳钟琪率部继续向西宁方向前进。
八、突袭上寺敦策布
岳钟琪在巴勒布哈行进途中接到年羹尧的命令：“尔率兵抵归德堡后，暂住几日，观察彼地附近番贼之形势，相机而行。”其实，岳钟琪早就知道，归德堡附近的上寺敦策布和下寺敦策布两个地方都是罗卜藏丹津同党额尔德尼博硕克图的人，势力颇为强大，在罗卜藏丹津叛乱时，他们曾倾力相助，还扬言要夺取归德堡。
十二月初四，岳钟琪派遣千总王刚赴西宁向年羹尧送书信。可没想到，初六这一天，当王刚策马路经上寺敦策布时，被那里的番兵抓走了。一审问才知道岳钟琪将于近日抵达上寺敦策布，他们心中非常害怕，因为在这一带番民心中对岳钟琪可以说是畏若天神，他们连忙把王刚放了。王刚马不停蹄赶到归德堡，将书信交给守备李节后，于初八返回大营。他不仅向岳钟琪一五一十叙述了自己在路上的遭遇，而且还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听说上寺敦策布要与下寺敦策布出动上万人于近日围攻归德堡。岳钟琪听后觉得情况紧急，当即决定突袭上寺敦策布。
岳钟琪用兵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快”字。当天夜里，岳钟琪亲率大军一夜急进，第二天太阳出山前，没等叛军发觉，清军已经抵达上寺敦策布。岳钟琪命令分两队夹击，经过一天的残酷战斗，三十七座堡寨被一一攻克，三百多户数千名罗卜藏丹津的铁杆追随者被全部剿靖。岳钟琪顺势率军抵达下寺敦策布时，得知消息的喇嘛车臣囊素等人赶紧率属下七百多户投诚，公哇等附近其他部落见此情景也纷纷来降。雍正在得知捷报后，兴奋地赞叹岳钟琪是“真正名将，国家之祥瑞，不世出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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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十，岳钟琪到达归德堡。在查访中了解到，古木巴的首领格斯尼是早已归化之人，但自从罗卜藏丹津作乱以来，他与土司千户颜喀舒等相互串通，意欲引口外番民到内地搞破坏活动。掌握主要罪证后，岳钟琪将他们捉拿归案就地处决了，古木巴堪布一看形势不妙，赶快率番民五百户全部归降。
九、大破郭密九部
在南川口外，归德堡以北有许多蒙古部落，其中较大的主要有郭密、呈库、活尔贾、沙密、多里、噶扎尔、姜拉和伊尔擦等九个部落，这里山林茂密，道路崎岖，距西宁大约两百多里。这些人倚险自居，很长一个时期都干着与郭罗克一样的“夹坝”生活，他们曾盗窃过途经此地的十四贝子允禵的马匹等物，就连前去追赶的一名蓝翎侍卫也被他们射杀。由于当时正值西藏用兵之际，朝廷无暇顾及，所以一直没有予以讨伐。而郭密九部从那时起更加猖獗，在南川和归德堡一带为所欲为，时常抢劫来往商贾及行人。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他们越发狂妄，公然截断通往归德堡的大道，就连朝廷的公文也被他们劫夺。其他一些部落纷纷效仿，鱼肉百姓，为害一方，与青海的叛乱活动浑然成了一体。为了让他们能够反躬自省，年羹尧曾派人劝化各部收敛恶行，真心归顺大清统治，但只有沙克都尔阿剌布坦率其属下的三个部落归附，其他部落照旧为所欲为，其中，以呈库、活尔贾两个部落最为暴戾凶悍。
十二月中旬，年羹尧派宋可进率一千兵丁前去迎接岳钟琪部队。当宋可进率兵到达郭密地界时，番兵出山拦劫。经过一番激战，丢下四五十具尸首遁形深山老林。由于山高路险，官兵行走不便，无法继续进攻。而番兵又拒不下山应战，首次正面交锋无奈收场，征剿只好作罢。年羹尧知道，征剿郭密九部的任务只有岳钟琪的部队最为合适，因为他的部队里有谙悉山林作战的瓦寺、杂谷脑土司兵，这支部队可是跟随岳钟琪屡立战功的精英部队。此前，年羹尧已经咨文岳钟琪，要他路过时相机处置。而恰在这个时候，察罕诺门汗派遣的十二人使团在前来岳钟琪营地洽谈归顺事宜路过郭密时，也遭遇了郭密番兵的袭击，有八人在战斗中被杀害。谁也不曾想到，竟是这起事件最终直接点燃了征剿郭密之战的导火索。
其实，自从上下寺敦策布被剿灭后，郭密九部就已经开始惶恐了，他们纠集各部武装，据大石山坚守。十二月十八日，岳钟琪率部抵达大石山口。番兵一见清军到来，一边呐喊，一边鸣枪，随之滚木擂石顺山倾泻而下。岳钟琪戒令部队不要惊慌，并撤出山口数里之外驻扎，给叛军造成不会进攻、将要离去的假象。大石山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外。岳钟琪将绿旗、土司兵分左中右三路编队返回大石山下。等到入夜时分，左右两翼部队攀缘而上直取山头，中路把守山口断其外逃之路。
岳钟琪部队中的土司兵精于山林作战，神不知鬼不觉他们已经攀上山腰。当藏匿在树林间防守的番兵发觉时，清军已到眼前。番兵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拼命往山顶上爬去。清军奋力追击，歼敌三千余人，慌不择路堕崖而死的番兵不计其数。岳钟琪又派兵搜山清剿，抵御最为激烈的呈库部落被全部歼灭，活尔贾、多里、噶扎尔、姜拉和伊尔擦等五个部落的首恶也被悉数斩尽，其余人等全部降附。趁火打劫、横行一时的郭密九部顿时鸦雀无声了。
第九章 受命专征
岳钟琪率军一路连连克捷，雍正得报后十分欣喜，亲书“干城伟略”四字匾额，并派人专程送往西宁大营赏赐岳钟琪。清军的强大军事攻势让青海附叛各部落人心惶惶，日益巨大的压力促使人心思定，人心向和。诺尔布彭苏克、纳木冈等人相继归顺，就连墨尔根岱青拉查卜的两个儿子察罕喇布坦、旺舒克喇布坦以及昔日坚定的支持者察罕诺门汗等人也不得不弃罗卜藏丹津而去。而罗卜藏丹津叛乱集团因口粮短缺、弹药匮乏，日益人心离散，正在做最后的疯狂挣扎。历时五十三天，长驱五千余里，岳钟琪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率部抵达西宁。随着各路大军陆续集结就位，清军对罗卜藏丹津叛乱集团的全面征剿战争即将打响。
一、雍正的愤怒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初二，龙年春节的气氛依然和去年一样，处处表达着雍正对康熙皇帝的追思之情。刚刚还在为免除贝勒博贝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两借饷而沾沾自喜的雍正，听到年羹尧的折奏后龙颜陡变。是什么事情会令雍正如此愤怒？原来，失踪多时的侍郎常寿被罗卜藏丹津送回了西宁军营。本来这应该是高兴的事，但是因为与常寿同去的笔帖式多尔济不甘受辱，仗义捐躯了，而身为朝廷大员的常寿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苟且偷生，甚至成了罗卜藏丹津企图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砝码。雍正严令将常寿拿解西安监禁，而将多尔济交部，照殉节例议叙，并让大将军年羹尧按例进行祭祀。
第二天，雍正一上朝便对满朝文武说，我以前曾告诉过你们，罗卜藏丹津被困时必将常寿送回请罪。怎么样，现在他果然将常寿送回来了，说明他已到了穷途末路。雍正再三告诫不可轻信罗卜藏丹津，痛斥他是“辜负国恩，与吾兵对敌之叛贼”，“乃国法断不可宥”，他眼下的举动无非是企图“以甘言巧恳阻滞吾兵”。雍正严令年羹尧不能因为罗卜藏丹津曾封王爵而心慈手软，要坚决彻底剿灭他。同时，对那些与罗卜藏丹津同谋的王、贝勒、贝子、公等一律削除爵位。现在不管他们是自动归顺，还是被擒获，“不必更论其先曾封爵，但论其行事之轻重，可宽者从宽，应治罪者治罪”。
正月初九，雍正意犹未尽，又谕理藩院：
西海逆贼罗卜藏丹津一事，喇嘛等理宜将叛乱之人善言开导，令其和辑，不致起事，戕害生命，是为维持佛教。如其不能，亦应呈明该将军等各自闭户安居，岂意反助西海悖逆之人，竟纠合数千喇嘛手持兵刃，公然抗拒官兵。及至溃败，犹不降顺，入庙固守，以致追杀覆灭，有玷佛教甚矣。钦惟太宗文皇帝时，第五辈达赖喇嘛遣使入觐，极为恭顺。及世祖章皇帝时，将第五辈达赖喇嘛延至京师，封为瓦齐拉达喇达赖喇嘛，蒙被殊礼。百年以来，法教兴隆，皆我朝之恩赐也。前者，准噶尔寇犯招地，杀戮僧徒，拆毁寺庙。圣祖仁皇帝遣发大军，恢复招地，俾达赖喇嘛重安法座，佛教复兴。如此隆恩，喇嘛并不感激，反助悖逆之人，凶恶已极，于佛门之教尚可谓遵受奉行者乎？将朕此旨遍谕各处寺庙喇嘛，并住居蒙古扎萨克处之大小喇嘛等知之。
对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无疑是愤怒的；对喇嘛参与叛乱，笃信佛教的雍正无疑更是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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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征剿命令早已下达，至于具体时间则由年羹尧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定夺。
二、火烧郭隆寺
就在雍正高居盘龙宝座商议青海事宜的同时，正月初二、初三两天，位于西宁东北沙塘沟内的郭隆寺在沉静数月后突然搭起四个大凉棚，凉棚内正在聚兵操演。这一异常举动立刻引起了年羹尧的警觉。因为郭隆寺及其周围喇嘛、番众非常多，他们与罗卜藏丹津向来关系密切，而且罗卜藏丹津父亲扎西巴图尔的遗体一直停放在寺内。这里的每一个风吹草动可能都与罗卜藏丹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初四，年羹尧派人到寺内予以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被喇嘛抓住差点杀了。探知回来的消息是：身在西宁的郭隆寺大喇嘛达克玛已暗令东山周围所有的喇嘛、番民于正月十一日聚集郭隆寺，准备攻打西宁。与此同时，郭隆寺喇嘛兵已开始向附近的卫元堡等村寨强行征收干粮等物。
为了惩治叛乱者，使他们日后不再妄生事端，雍正授权年羹尧果断实施武装平叛计划，经与岳钟琪等人商议，决定来个出其不意，他们将进剿的时间也定在了正月十一日，行动由岳钟琪统一指挥。
这一天，清军兵分三路进剿。第一路由卫元堡方向前往，这一路由岳钟琪和前锋统领苏丹两位参赞大臣以及副都统伊礼布组成，兵力包括岳钟琪率领的一千一百五十名绿旗土司兵，副都统伊礼布率领的四百七十名满洲兵。跟随岳钟琪的战将有宋可进之子副将宋爱，王进宝之子千总王用予，千总冶大雄等人。第二路由碾伯所（今青海东部县碾伯镇）方向阻击水磨沟开来的东山番兵，这一路的主力是副将宋可进从口外带领来的一千七百绿旗兵。第三路由总兵官武正安、黄喜林率兵从奴母直沟方向进剿。
十二日凌晨，岳钟琪、苏丹所部到达距郭隆寺四十里外的哈拉直沟。这里横亘着一座五六里长的大山，山下有五座木寨，寨外排布着装满了石头的车阵。寨内寂静无声，岳钟琪断定必有埋伏。于是派一千轻骑搜索前进，其余人马在寨外列阵策应。忽然间，寨内伏兵突起，车阵后面枪声大作，三名清军士兵猝不及防，当场阵亡。清军士兵见状，复仇情绪被瞬间点燃，喊杀之声震天动地，像潮水一样扑向第一座木寨。士兵奋勇登城，木寨被迅速攻下。这时，山后的伏兵也突然杀出，密密麻麻站满了山梁，足有一万多人。清军奋勇作战，三路并进，五个木寨被相继攻破烧毁，所有番兵也被剿灭殆尽，数千生命刹那间化为万劫不复的怨魂。山上的喇嘛、番兵冲下山来与清军展开混战。战斗从辰时持续到申时，清军攻占三道山岭，烧毁十五座山寨，只有数百人从北口逃走。当夜，番兵前来偷袭，清军一阵枪炮，射杀四十多人，其余四散逃窜而去。这一仗下来，喇嘛、番兵和清军死伤无数，满山遍野血渍斑斑，尸骨累累，凛冽的山风夹杂着鹰鸦凄厉的嘶鸣，渲衬着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第二天，武正安、黄喜林的部队与岳钟琪、苏丹部队会师，直奔郭隆寺。可是寺院空空荡荡，清军搜遍了每个角落也没发现一个人。短短一天那么多人就不见了踪影，这怎么可能？清军继续搜索，此时，一座巍峨的大山出现在眼前，山脚危楼高峙，依山而立。清军侦察部队靠近山下时，木碉楼上突然之间雷石、箭矢密如雨下，前队人马猝不及防，纷纷受伤。岳钟琪挑选了二十名身手敏捷的士兵组成特攻队，个个携带引火器具和柴草等物，手持牛皮盾牌从两旁向木楼靠近。大部队继续向楼上猛烈射击，压制敌方火力，掩护特攻队的进攻。
木楼迅即被点燃，瞬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烈焰过后，木楼只剩下一堆灰烬。木楼后面豁然露出两个山洞，洞内横七竖八堆满了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事后才知道，原来山洞里不仅藏有番兵，还有许多当地的百姓。他们因来不及逃出，都是被烟火窒息而亡，而这座偌大的古老寺院最终也成了叛乱活动的牺牲品。就在清军进攻郭隆寺时，肇事喇嘛等人早已悄悄逃到大通河西岸的杂隆一带了。后据岳钟琪、苏丹等报称：“战斗极为激烈，自平定三藩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川陕官兵腰刀砍缺者，三四百口。”清军回到西宁后，年羹尧将半年前就扣为人质的达克玛就地正法，作为对此次战争所有阵亡将士及无辜死去生命的交代。
这次征剿，岳钟琪统率三路大军，以不足六千人马破敌万余，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又一个神话，但战争无眼，许多无辜者遭遇无妄之灾。一世功成万骨枯，大约每个荣光背后都会或多或少地衬着他人的伤痛、甚至鲜血。
就在火烧郭隆寺的当天，远在北京的雍正皇帝颁下谕旨，任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负责专征青海。有趣的是，奋威将军的头衔在大清朝只有两个人拥有过，一个就是岳钟琪，而另一个则是王进宝，他们可以说是大清前期甘肃籍将领的两大核心人物。他俩是甘肃同乡，两家相距不过百余里地，王进宝去世一年后岳钟琪降生。他们的联系还不止于此，在平定吴三桂叛乱中，岳钟琪之父岳升龙曾是王进宝手下战将，而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中，王进宝之子王用予却成了岳钟琪手下战将。这听起来不禁让人更加敬畏世事的奇幻和人生际遇的不可思议。
就在十天前，雍正曾密谕年羹尧将“岳钟琪八字写来”，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慎重选择自己信任的边关将帅。看人的八字是雍正的爱好，每每选将任官时他都会让人将拟任人选的八字密报上来，推敲一番。由此也可以看出岳钟琪以其非凡的军事才干和常胜不败的战绩，引起了大清最高统治者的极大兴趣。此后不久，雍正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召见了岳钟琪的长子岳浚，并委之以西安同知一职。
三、海神显灵
郭隆寺之战后，岳钟琪声名鹊起，很快由青藏高原传遍了内地的街头巷尾。朝野上下无不对岳钟琪啧啧称奇，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年大将军也对岳钟琪赞许有加，他曾在奏折中这样毫不掩饰地写道：“岳钟琪到宁(西宁)，精神壮旺，其所领汉土官兵，法度森严，意气踊跃，臣出城迎之，不胜爱羡。”
出征在即，年羹尧召集各位将领再次商议征讨罗卜藏丹津之事。年羹尧对岳钟琪说：“当今圣上知道你勇武了得，欲发兵一万七千，由你统领于四月出发，直捣青海，不知你意下如何？”岳钟琪回答说：“青海之众不下十数万，倘叛贼并集一处，我以一万七千人与之相抗，不及十分之一。且口外地势衍旷，又无驻牧定所，很难与之决战！若其分散引诱我军，反而会四面受敌，这绝非上策！我请选精兵五千，马匹一万，于二月初旬出发，攻其无备，这才契合用兵之道！”其实，为了麻痹罗卜藏丹津，不致使他闻风远遁，年羹尧曾对外大张旗鼓宣传将于闰四月进兵，而他在给雍正的密折中拟定的进兵时间则是青草生发的前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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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岳钟琪的计划居然比自己的还早，而且非常入理，这不禁让年羹尧对岳钟琪越加叹服。岳钟琪的观点同样也得到了雍正的赞赏。正月十七日，雍正将二十多年前康熙皇帝赐给他的一套全副盔甲和一张千钧彤弓赐予岳钟琪。当岳钟琪从年羹尧手中跪接雍正御赐的弓甲时，已做好了披挂出征的各项准备工作。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初八，岳钟琪率五千绿旗土司兵，每人配备两匹肥壮战马，离开西宁城向西疾驰而去。每人配给两匹战马，一是为了交替乘骑，以避免一匹战马因长时间驱驰而累毙；二是可供驮带口粮和军械。两日后，岳钟琪兵至喀喇乌苏。哨探得知，阿尔布坦温布、巴尔珠尔阿喇布坦驻牧在乌兰白尔克。歼灭阿尔布坦温布、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将是出征的首战，其胜败对全军士气盈亏至关重要。岳钟琪挥师疾驰一百八十里，夜幕降临时抵达乌兰白尔克。此时，蜗居在毡帐内的叛军士兵刚刚进入梦乡，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清军会突然杀到，上千人还没来得及睁眼就长眠于此了。梦中惊醒的人连滚带爬逃出帐篷，摸上马背，也顾不得东南西北便策马飞奔而去。可是，阿尔布坦温布、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却不知去向。岳钟琪派达鼐率三十名察哈尔兵索迹追赶，结果抓到了五个阿尔布坦温布的部属。一问才知道，阿尔布坦温布、巴尔珠尔阿喇布坦也是刚刚迁住此地，就在傍晚时分，策凌派人前来通报清军马上即到，两位台吉抛下大家溜之大吉了。对居无定所的游牧之人作战，看来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岳钟琪马上兵分三路展开搜寻。总兵官武正安率一千五百人从北路寻进；总兵官黄喜林、副将宋可进率一千五百人从中路追击；岳钟琪与达鼐也率一千五百人从南路搜剿。同时，岳钟琪又命副将王嵩、纪成斌率小股部队就近搜山，其余人马随后守护粮驮前行。
岳钟琪与达鼐率兵从夜半亥时一直追到第二天太阳出山，抵达青海湖北岸的伊克哈尔吉(今青海哈尔盖河下游)。逼近山口时，只见这里山势非常险峻，士兵当时又饥又渴，遂命令结营暂歇。由于长时间驰骋，清军随身携带的饮水早已告罄。四野苍黄，派出去找水的人均无功而返。这可怎么办？没有水军队就会不战自溃。此时，大家心中都很焦急，岳钟琪安慰大家说：“我军没水，敌人也没水。我作为统帅，定然和大家同甘共苦，望大家不必慌张。”此时的高原塞外依然十分寒冷，冰冻未开，岳钟琪亲率战士一起扫雪寻水。岳钟琪坚信，我发正义之师，必会得到天助。他面向青海湖方向，至诚祈求青海水神保佑，赐予大军甘露以解燃眉之急。说来真巧，就在这时，一口干涸许久的枯井竟然在军士的掏挖下汩汩涌出了清澈的泉水，而且味道非常甘甜。有了救命的水，清军大营一片欢腾，齐声高呼万岁不止。此后，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二十三日，岳钟琪请求皇帝为青海水神“赐以封号，立一千古肇兴大典”。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雍正敕封青海水神为“灵显青海之神”，并在湖边立碑，筑碑亭，派官员祭祀，自此掀开了在青海湖大规模祭海活动的序幕。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正式规定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在青海湖边召开由钦差大臣主持，青海蒙古诸王公、札萨克等陪祭，环湖藏族千百户头人参加的祭海会盟活动。
士兵饱饮甘泉水，个个精神抖擞，愈加踊跃，岳钟琪继续率兵追进。叛军慌不择路，逃入哈尔吉山。前有大山阻挡，后有追兵堵截，无路可逃的阿尔布坦温布及其妻子常马尔以及青黄台吉兄弟和吉扎布台吉等人乖乖做了清军的俘虏。与此同时，黄喜林、宋可进在追赶三十里后，将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及其叔父伊克喇布坦捉住。武正安在追进过程中与叛军在山谷相遇，斩杀五百余人。
出征仅四天就抓获了阿尔布坦温布、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和伊克喇布坦三位重量级的叛乱首领，初战告捷，清军欢呼雀跃，士气高涨。看来其他一些叛乱首领也不会太远，岳钟琪拨出一千兵丁驻守伊克哈尔吉，看守阿尔布坦温布、常马尔等人，并负责收拢四散逃跑的各部落民众，自己率领其余人马继续向前追去。
四、追擒吹拉克诺木齐
二月十四日，岳钟琪兵至青海湖西北隅的席尔哈罗色。不堪忍受罗卜藏丹津和吹拉克诺木齐欺凌的策凌派宰桑巴苏到军营接洽归顺之事，岳钟琪热情接待后，告诉他们因大军行军作战不便收留，让他们直接投奔西宁大将军处去了。
岳钟琪率队乘势前进。这天，部队来到一处山口。突然，成群的藏羚羊、黄羊从对面山后蜂拥而出，岳钟琪挥手止住队伍，说道：“这条路前面一定有放卡贼，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他命游击马忠孝率领两百名下白塔民兵策马率先疾驰而进，果然在山后擒获了百余名设卡放哨的番兵。从抓到的一个番兵哨探口中获得一个重要消息，另一个叛乱首领吹拉克诺木齐就在不远的天城察罕岭(今青海天峻山)。依照约定，如果派出的哨探能够在次日午时前带消息回去，吹拉克诺木齐等人就会原地不动；如果哨探不能按时回去，就意味着被清军抓获了，吹拉克诺木齐等人便会率众马上逃走。
岳钟琪一听，此刻已是酉时，很快就要天黑了，时间紧迫，马上率领人马飞驰天城察罕岭。经过一夜驰骋，十五日清晨，岳钟琪便赶到了天城察罕岭。只见不远处有五六十顶蒙古包，人们还沉浸在梦乡之中。岳钟琪一声令下，全军围剿，有五十多人在反抗中被杀，其余七十多人被活捉，但吹拉克诺木齐却不在这里。据被俘人员交代，吹拉克诺木齐在希尔哈河(今青海哈达河)的北岸。岳钟琪翻身上马率军急追下去，等他们赶到河边时，河对岸果然有数百顶蒙古包。岳钟琪率先策马渡过希尔哈河，等他们登上对岸后才发现这里早已是人去包空了。
岳钟琪命令全军继续搜剿。这时，突然从山谷里窜出数百只野骡直奔清军而来。这些野骡尾巴上烟火乱窜，清军从未见过这阵势，惊恐四散。原来，这是番兵使用的火牛阵法。不过与田单的狂牛不同，他们使用的是冲击力并不强的野骡，可以称之为火骡阵法。岳钟琪见状，高声说道：“此乃火牛阵法，只能使用一次，大家不必惊慌！听我军令行事！”他下令一队骑兵手持长矛向前直冲骡群，见骡就刺，同时，命令弓箭手万箭齐发射向骡群。野骡疼痛难忍，纷纷掉头向叛军冲去。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叛军手足失措，他们没有料到，自己精心布置的阵法居然用到了自己身上，顿时阵营大乱。清军趁机掩杀过去，斩杀三百多人，活捉大量部众及家眷，缴获马匹三百，牛羊等无数。
战斗胜利结束，但还是没见吹拉克诺木齐的人影。一盘问才知道，老奸巨猾的吹拉克诺木齐已于昨夜就获知消息，携带妻子奔吉布、弟弟端多木扎什，率近卫部队三百多人，牵乘四百匹壮马连夜悄悄远遁了。吹拉克诺木齐的确非常狡猾，也难怪，如今的青海各路叛军已惶惶如惊弓之鸟，时刻都准备着亡命天涯。 (26)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2-22 09:25
岳钟琪留游击马幼勋、守备张先志率兵三百驻守天城察罕岭，其余部队继续追赶吹拉克诺木齐。
十六日午时，部队到达色尔肯。这里是彭苏克汪扎尔、噶尔丹戴青等台吉的驻地，岳钟琪命千总古宗林、外委把总王国栋将彭苏克汪扎尔等人召来军前问话。他们报告说，就在今晨，驻守路口的兵丁截获了一队人马，但不是吹拉克诺木齐，而是其宰桑都拉尔以及扎西敦多布的母亲等一百多户人。吹拉克诺木齐没走这条路，而是奔噶斯方向去了。岳钟琪给他们赏赐了茶叶、绸缎和银两，命令他们亲率五百蒙古兵沿噶斯路紧追，并嘱咐一定要将吹拉克诺木齐捉回。彭苏克汪扎尔等人刚走不久，岳钟琪担心他们毕竟是自己人，难保不会网开一面。为慎重起见，他又派遣守备刘廷彦、李应龙、侍卫张豹等人率兵两百快速追进同往。临行时彭苏克汪扎尔告诉岳钟琪，罗卜藏丹津目前仍在额穆纳布隆吉尔居住。岳钟琪闻听后，立刻率部直趋额穆纳布隆吉尔。
历经三日驱驰，十九日中午，守备刘廷彦、李应龙所部与彭苏克汪扎尔、噶尔丹戴青等人的部队终于在乌兰白克赶上了吹拉克诺木齐、扎西敦多布等人。经过短暂交锋，清军剿杀吹拉克诺木齐卫队百余人，其他人俱作鸟兽散，向天城察罕岭方向逃去，而吹拉克诺木齐、扎西敦多布等人则束手就擒。此外，清军还缴获了两千匹战马和百余头骆驼，有力补充了战斗力。
五、遗憾的大捷
与刘廷彦、李应龙部队分道扬镳后，十八日，岳钟琪抵达布尔哈屯，在这里遇见了率众来降的罗卜藏丹津宰桑绰克。据他供述，罗卜藏丹津与额尔德尼、藏巴扎布、格尔格竹囊等七大台吉等曾同住额穆纳布隆吉尔，听说大军要来，已经往西逃走了。
岳钟琪继续统兵一路急行军，于十九日晚抵达额穆纳布隆吉尔。岳钟琪决定在此兵分两路，由侍卫达鼐、总兵官黄喜林、副将王嵩、宋可进等人率领一千人马从北路驰抵柴达木，堵截罗卜藏丹津逃往噶斯之路，自己亲率其余人马从南路急进，兵锋直指乌兰穆和儿(今青海乌兰县，有的书上称作敖拉木胡卢)。 第二天黎明时分，岳钟琪抵达乌兰穆和儿。叛军士卒们还在睡觉，马也未上鞍辔，他们只是按部落“各占水草、错落居住”，毫无防备。清军乘天色未明，从四面同时展开围剿。此战清军再次大获全胜，活捉了罗卜藏丹津之母阿尔太哈屯、妹妹阿宝、妹夫格勒喀济农以及六大台吉等人，收容各部落男女近万人，缴获马匹、牛羊和军械无数。罗卜藏丹津趁混乱之机，换上一身蒙古妇女服装，骑一峰白驼，携带妻妾及两百人仓惶逃往柴达木方向。总兵官武正安率一千人留驻看守，参将马启贤、游击周开节、范世禄等人率一千人马分路跟踪追击，岳钟琪亲统大军随后剿抚前行，二十日抵达柴达木。
柴达木早有达鼐、黄喜林、王嵩、宋可进等人在此守卫，罗卜藏丹津见势不妙，立即向西逃窜。岳钟琪率部紧追不舍，急行三百里。二十二日，他们来到一处不知名的地方，只见此地干枯的红柳一望无际挡住了去路。岳钟琪派侍卫都莫车、色尔图循小道探寻罗卜藏丹津踪迹，但一无所获。询问当地人才知道这里叫桑驼海，再往前走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沙漠，由此前往的人自古以来都是有去无回。此时，早已人困马乏，满怀无限遗憾的岳钟琪只好率部原路返回柴达木。
可能是草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教会了罗卜藏丹津善于伪装和躲避天敌的本领，他平日的装束和身边的战士没有任何区别，头戴野狐皮帽，身穿棉袄，肩上扛一杆鸟枪，并且平常行军他总在最边上的某个位置，从来不走队伍中央，这大概就是他能够屡屡成功脱逃追剿的奥妙之所在吧。据记载，罗卜藏丹津后经噶顺戈壁远走新疆，投奔了策旺阿喇布坦。噶顺，蒙古语为“苦涩”之意，罗卜藏丹津出走的确是踏上了一条苦涩之路。策旺阿喇布坦虽然表面接纳了他，但关系一直比较疏远。雍正五年(1727年)，策旺阿喇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嗣位。罗卜藏丹津勾结噶尔丹策零妹夫罗卜藏车凌企图谋杀噶尔丹策零，事败被拘禁。雍正七年(1729年)，他被噶尔丹策零押解进京，准备送交清朝政府，行至中途，听说清军出师准噶尔，遂返回，继续受到严格管制。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挺进伊犁。罗卜藏丹津率二子迎降，被送往北京。乾隆免其一死，但严令居住京城，不得擅出，其子巴朗及察罕额布根均被授予蓝翎侍卫，编入蒙古正黄旗，而他在伊犁的亲戚部属等却一律不得内迁。一代枭雄罗卜藏丹津因一时愤懑而擅动干戈，以致寄人篱下、东躲西藏三十余年，最终只落得个客死他乡的惨淡下场。
虽然没有擒获罗卜藏丹津，但岳钟琪以五千骑在短短十五天时间里长驱千里，孤军深入虎狼之地，犁庭扫穴，招降及擒获台吉十八人，歼灭或招降叛军十多万，再一次上演了以少胜多的传奇。也为平息青海战火，恢复大清边疆的和平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述怀古诗》中的这段文字正是两百八十多年前那场战争的真实写照：
青海复传箭，东井见欃枪。
秦边围未解，蜀兵远调防。
赤血污白刃，金甲羃银霜。
历程两阅月，百战抵河湟。
二月草未萌，回马正羸尫。
趁时当入朝，行谋自上方。
晓虏十万级，九战一飱羊。
出师未十日，生擒十八王。
凯旋报天子，车服凛煌煌。
晋爵为上公，总制领故乡。
殊恩深且厚，山海亦难量。
缺少罗卜藏丹津的青海大捷虽然让雍正始终耿耿于怀，而且后来还成了问罪年羹尧的口实，但在此刻，他还是露出了少有的笑容，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大赦天下，赐宴雍和宫。随后，封授年羹尧为一等公，再赏一等精奇尼哈番（子爵），封授岳钟琪为三等公，参赞苏丹、总兵官宋可进授为三等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总兵官黄喜林授为二等阿达哈哈番，按察使王景灏、总兵官周瑛、副将王嵩、纪成斌等授为拜他喇布勒哈番（骑都尉），提督郝玉麟、总兵官武正安授为拖沙喇哈番。并升侍卫达鼐为副都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其余有功将士也分别按功受赏。雍正又从户部拨发二十万两白银运往西宁，交由年羹尧赏赐参与此次远征的全军将士。 这一战，三十八岁的岳钟琪彻底赢得了雍正的赏识和信任。虽然这个胜仗不太圆满，但对御极仅两年的雍正而言，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雍正甚至在朱批中这样写道，“我所信得及的，惟年大将军与你。”可见，岳钟琪已完全走进了雍正的视线，并很快成了他手中一颗重要的棋子。
后来，雍正连续赏赐岳钟琪黄带、四团龙褂以及五爪龙袍等物，这些都是只有郡王以上贵族才有的荣宠，虽然有些逾制，但对富有四海的皇帝而言，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雍正喜怒异常的个性。雍正还赐诗岳钟琪，字里行间流露出君王对臣子特有的倚重和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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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4-12-22 09:27
星驰露布自遥荒，青海西头武烈扬。
帷幄由来操胜算，烽烟早已靖殊方。
远宣王化金汤固，还振军威壁垒张。
风送铙歌声载路，鼎钟应勒姓名香。
六、受俘紫禁城
岳钟琪回到柴达木后，继续派出部队四处搜寻罗卜藏丹津及其党羽。在十天时间里，先后擒获随罗卜藏丹津出逃的楚鲁木、班迪达、额尔德尼、巴尔丹等四台吉，招抚了索罗木一带曾助纣为虐的各部落以及色布腾恰等人。为了保持青海的稳定，化解青海各台吉之间因牧场归属界限不清而产生的矛盾，岳钟琪提议让青海各台吉限期赶赴西宁举行会盟，商议解决此事。经过一个多月的安抚，青海境内逐步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三月初一，岳钟琪自柴达木率部班师。三月二十八日，抵达西宁。年羹尧亲往西关厢迎接凯旋大军，并当场恭宣嘉奖谕旨。上自将军下至兵丁皆“免冠叩首，欢声雷动”，“三军之气，踊跃百倍”。就连年羹尧也感慨道：“自料理军务十年以来，未见有如今日者。”当晚，年羹尧在西宁大营设庆功宴为出征将士接风洗尘。
有赏必有罚。既然罗卜藏丹津没有归案，总得有人为这场战争承担责任。震慑青海蒙古贵族，还是年羹尧有一手，四月初四，他将罪大恶极的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三人打入铁索囚车，由一名绿旗官员率十名绿旗兵配合一名旗官所率的二十名满洲兵共同押解，从西宁启程直奔北京城。而将几个仅次于三人的“暴戾之人”，由他亲自带往青海各台吉会盟之地枭首示众，以儆效尤。得知岳钟琪生擒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以及藏巴扎布三名首恶后，雍正诗兴大发，他在给岳钟琪的赐诗中，遥思共享了万里之外大军凯旋的盛况，并对岳钟琪的智勇和忠诚给予了由衷的赞扬。
岷峨称雄镇，专阃赖干城。
旧著宁边略，新闻奏凯声。
风霆严伐步，云日耀麾旌。
三捷成功速，欢腾细柳营。
一扫搀枪尽，师旋蜀道中。
锦城休战马，玉塞集飞鸿。
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
丹书褒伟业，还与锡彤弓。
这首诗后来在岳钟琪升任川陕总督后，镌刻石碑立于湖南岳庙，供后世瞻仰纪念。
闰四月十二日，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三人被解送至北京。雍正慷慨赐予两位解俘官蟒缎、朝衣、帽、靴等物，外加赏银百两，三十位兵丁每人赏银二十两。青海大捷的消息传来之初，向来崇尚节俭的雍正觉得只举行一个献俘礼就足够了，不必搞大规模的庆典仪式。可后来群臣纷纷进言，盛赞这是雍正登基以来的最重大胜利，应该举行规模更大的受俘礼，以宣示大清朝的军威国力。雍正命大学士马齐、嵩祝、王顼龄、白潢等人查考典籍，得到的答案是“献于庙社，即受俘于廷，历代行之，大典攸昭”。总理事务大臣和硕裕亲王保泰与各部尚书、八旗都统、王公、贝勒等五十三人联名上书雍正，恭请举行受俘大典。最终雍正同意了大家的建议，决定既举行献俘礼，也举行受俘礼，具体仪式由管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允祹、礼部尚书张伯行等主事官员负责，告祭文书由翰林院撰写。就这样，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三人先被押往太庙、太社行献俘礼。受俘礼要比献俘礼仪式隆重，因此择日举行。
闰四月十六日早朝过后，满朝王公贵族、文武百官齐集午门。这时的午门广场彩旗昭昭，乐音悠扬，伞盖罗列，扇面成行，场面宏大而庄严。雍正移驾午门楼台前楹，升上宝座，举行受俘仪式。兵部官员率解俘校官将颈系白练的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三人押至午门广场，跪倒在地，由兵部堂官高声宣读露布，并跪禀皇上：“所获俘囚，谨献阙下，请圣上发落。”皇上当场宣旨将俘虏移交刑部按律治罪。于是，刑部官员出列领旨，并由兵部官员在前引领，将俘虏押出场外。接下来，王公以下文武官员开始行礼。行礼完毕，雍正起驾回宫，仪式至此结束。此时，围观的百姓山呼万岁，整个午门广场热闹非凡，那气氛丝毫不亚于过年过节。
从此以后，每逢平定番部，俘获酋首，都要举行献俘礼和受俘礼，并将它作为大清定制。
六月十四日，礼部题请皇帝钦拟平定青海碑文，雍正欣然提笔撰文，勒石太学，以志纪念。碑文曰：
我国家受天眷命，抚临八极，日月所照，罔不臣顺，遐迩乂安，兆人蒙福。乃有罗卜藏丹津者，其先世顾实汗，自国初稽首归命，当时使臣建议，畀以驻牧之地。其居杂番羌，密近甘凉。我皇考圣祖仁皇帝睿虑深远，每廑于怀。既亲御六师，平定朔漠，威灵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图尔等，震詟承命。圣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为亲王，兄弟八人，咸锡爵禄，覊縻包容，示以宽大。而狼心枭性，不可以德义化，三十年来，包藏异志。朕绍登宝位，优之锡赉，荣其封号，尚冀革心，缉宁部众。而罗卜藏丹津昏谬狂悖，同党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实为元恶。谓国家方宏浩荡之恩，不设严密之备，诞敢首造逆谋，迫胁番羌，侵犯边城，反状彰露。用不可释于天诛，遂命川陕总督太保公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声罪致讨。以雍正元年十月师出塞，自冬涉春，屡破其众。凡同叛之部落，戈 所指，应时摧败，招降数十万众。又降其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二十余人。朕犹闵其蠢愚，若悔祸思愆，束手来归，尚可全宥。而怙恶不悛，负险抗违，乃决翦灭之计。以方略密付大将军年羹尧，调度军谋，简稽将士，用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于仲春初旬，祃牙徂征，分道深入，捣其窟穴，电扫风驰，搜剔岩阻，贼徒仓皇糜溃，穷蹙失据。罗卜藏丹津之母及谋逆渠魁，悉就俘执，擒获贼众累万，牲畜军械不可数计。贼首逃遁，我师踰险穷追，获其辎重人口殆尽。罗卜藏丹津孑身易服，窜匿荒山，残喘待毙。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仅旬有五日，军士无久役之劳，内地无转输之费，克奏肤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凯旋旅，铙鼓喧轰，士众欣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诺木齐等三人献俘庙社。受俘之日，臣民称庆。伏念圣祖仁皇帝威灵震于遐方，福庆流于奕叶，用克张皇六师，殄灭狂贼。行间将士，亦由感激湛恩厚泽，为朕踊跃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绥靖番羌，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实成先志，以懋有丕绩。廷臣上言，稽古典礼，出征而受成于学，所以定兵谋也。献馘而释奠于学，所以告凯捷也。宜刊诸珉石，揭于太学，用昭示于无极。遂为之铭曰：天有雷霆，圣作弧矢。辅仁而行，威远宁迩。维此青海，种类实繁。锡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宠光，位崇禄富。负其阻遐，祸心潜构。恭惟圣祖，虑远智周。眷念荒服，绥抚怀柔。朔野既清，西陲攸震。爵号洊加，示之恩信。如何凶狡，造谋逆天。鼓动昏憝，寇侵于边。惟彼有罪，自干天罚。桓桓虎貔，爰张九伐。王师即路，冬雪初零。日耀组练，雷响鼙钲。蠢兹不顺，敢逆戎旅。奋张螳臂，以当齐斧。止如山岳，疾如雨风。我战则克，贼垒其空。彼昏终迷，曾不悔戾。当翦而灭，斯焉决计。厉兵简将，往捣其巢。踰历嵚岖，坦若坰郊。贼弃其家，我絷而获。牛马谷量，器仗山积。蹇兔失窟，何所逋逃。枯鱼游釜，假息煎熬。师以顺动，神明所福。旬日凯归，不疾而速。殪彼逆谋，悬首藁街。献俘成礼，金鼓调谐。西域所瞻，此惟雄特。天讨既申，群酋惕息。櫜戈偃革，告成辟雍。声教遐暨，万国来同。惟我圣祖，亲平大漠。巍功焕文，迈桓轶酌。流光悠久，视此铭辞。继志述事，念兹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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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叛乱平定后，如何加强对青海的管理成了摆在大清各级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年羹尧与岳钟琪等文武官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形成《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由年羹尧具折上奏。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二十六日，总理事务王大臣隆科多等人遵旨对十三条进行了会商研究。《十三条》的内容在地域上涉及大清朝除新疆以外的西北、西南各省；在措施上涵盖军事、贸易、宗教、农业、税收以及司法等多方面，可以说是“所议甚属周详”，堪称治理青海的上善之策。《十三条》内容包括：
一、对这次叛乱中的青海各部落人等应分别予以赏罚。出兵协助的请加封爵；俘获随军效力的，留其封爵；助逆的，降其封爵。二、青海部落宜分别游牧居住。按照内扎萨克编为佐领。每百户编一佐领，不满百户者为半佐领，将该管台吉俱授扎萨克，每扎萨克俱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员。每佐领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员，领催四名，一旗有十佐领以上者，添设副协领一员，佐领两员，酌添参领一员。每年会盟，奏选老成恭顺之人委充盟长。不准妄行私推，以致生事滋扰。三、朝贡交易宜按期定地。自雍正三年起，在诸王、台吉内派定人数，令其自备马驼由边外赴京。请安和进贡的青海诸王、贝勒分作三班，三年一次，九年一周。与内地人交易之处定在西宁西川边外的那拉萨拉，不准擅自移动，时间则定在每年二月、八月。届期仍派总兵官饬委营弁领兵督守，如有擅进边墙者，即行惩治。四、喀尔喀、厄鲁特、辉特、土尔扈特等原来不属青海的蒙古部落也应照青海例编旗，分为佐领，添设扎萨克等。五、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今云南省香格里拉县)等处，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管理。将番人心服之头目给与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衔协助分管。六、青海巴尔喀木、藏、卫等四大部落交四川、云南官员管理。达赖喇嘛不能再向察木多、乍了、巴塘、里塘收受鞍租，每年赏给达赖喇嘛茶叶五千斤，班禅喇嘛减半。七、喇嘛庙宇宜定例稽察。在塔儿寺喇嘛内拣选三百名，给与大将军印信、执照，谕令学习清规。寺庙房屋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每年稽察两次。令首领喇嘛出具甘结存档，粮食根据每年用度发给。八、陕西边防宜严界限。将常宁湖设为牧厂，以联通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地方。在西宁之北川边外上下白塔之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一带创修边墙，筑建城堡。肃州以西的桃赉河、常马尔、鄂敦他拉等处，令百姓耕种。额附阿宝等游牧贺兰山后，山前营盘水、长流水等处划为内地。九、在甘州等处设立营汛。十、在打箭炉等处添设官弁，派兵把守。十一、对西宁、宁夏、重庆、川北、遵义、夔州、化林等边地兵力进行归并或裁汰。十二、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人犯，发往西宁大通、布隆吉尔等地开垦屯种，由地方官动支正项钱粮买给牛具籽种，三年后照例起科。十三、对西宁口外到甘州一带的番人部落宜加抚绥。
同时，年羹尧还奏请《禁约青海十二事》，大体相当于青海各蒙古部落的行为准则。
一、朝见进贡定有限期。二、不准自称盟长。三、番子唐古特人等不许扰累。四、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部落不许青海占为属下。五、编设佐领不可抗违。六、内外贸易定地限时。七、背负恩泽必行剿灭。八、内地差遣官员不论品级大小，若捧谕旨，王、公等俱行跪接，其余相见俱行宾主礼。九、恪守分地不许强占。十、差员、商贾往过不许抢掠。十一、父没不许娶继母及强娶兄弟之妇。十二、察罕诺门汗喇嘛庙内不可妄聚议事。
《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均得以实行，为强化清朝中央政权在青海的统治地位以及维护西部局势的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青海作为大清制控西藏、新疆的前沿地位日益突出和重要。
《十三条》实行后不久，岳钟琪根据亲王察罕丹津、镇国公拉扎布等游牧河东，地近河州、松潘各路，以及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色布腾扎勒等游牧河西，地近西宁的实际情况，于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奏请朝廷将第三条所定的交易之地，由西宁西川边外那拉萨拉一个交易地改为河东、河西两个交易地。河东交易地定在河州土门关附近的双城堡以及松潘黄胜关的西河口，而河西交易地则定在西宁口外丹噶尔寺，以方便各部落就近交易。同时，他又请求让蒙古各部落每年新生的牲畜，六月以后随时买卖，以促进交易，让各方民众都能从中获利。此后，朝廷又将原定每年两次的互市交易改为每年四次，这些措施的推行对繁荣茶马互市，促进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贸易以及社会生活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十章 戡乱凉庄道
随着青海战事的结束，一些在青海周边曾经支持、帮助过罗卜藏丹津叛乱的部落首领便被推到了前台，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法让大清统治者释怀。在此刻大清的版图上，他们的存在与那青藏高原上的雪峰一样格外显眼。
一、血战加尔多寺
甘肃凉庄道一带的蒙、藏和土番等一些部落、寺院，由于毗邻青海，或是相同的族群，或是相同的信仰，加之世代交互生活在一起，使得他们与青海各部落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在青海叛乱中，从他们被卷入其中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无法摆脱的殉葬命运。自从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庄浪阿冈部落被固原游击王大勋、把总齐大寿剿灭后，进入西宁前线军团将领视野的主要有三个地方，一是凉州南崇寺(今甘肃省天祝县南冲寺)的沙玛拉木扎木巴、班第石加里和大头和尚集团。二是西宁纳朱公寺(今青海省门源县朱古寺)、朝天堂(今甘肃省天祝县天堂寺)、加尔多寺(在今青海省门源县境内)一带的番部势力。三就是桌子山土番谢尔苏六部。
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十五日，岳钟琪与军政大臣经过多次商讨，最终决定即日起派两万大军兵分十一路从西宁启程，揭开戡乱战幕。
岳钟琪率军由碾伯所开进，四月二十一日，抵达纳朱公寺，这一带的喇嘛、番众一听来的是岳钟琪，纷纷来到军营表示愿意投顺。岳钟琪对归降的喇嘛、番众进行宣谕安抚，并让他们仍在原地居住，同时，要求在朝天堂添设小章嘉胡土克图的居所，解决了活佛的安身问题，喇嘛和番众更加心悦诚服。随后，岳钟琪率部队起身继续向庄浪进军，刚走到舒马尔时，先前派去招降加尔多寺的游击范启凤慌慌张张赶了回来，岳钟琪预感肯定发生什么事了。范启凤上气不接下气地讲述了一个让大家十分震惊的消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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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也是在四月二十一日这一天，他和守备张先志、把总杨志林等人兵进陶来川，结果途中遇到了一支前来投降的加尔多寺番兵队伍，“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用开战任务就可以完成，大家非常高兴。张先志和杨志林率一部分部队与番兵部队一起，在驻驿博硕库费延图的引导下先行进山。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伙人竟是假降，清军一进山就被他们包围了。由于清军人少，经过一番厮杀，占领了有利地势固守待援。第二天，番兵越来越多，清军摆开阵势下定了拼死一战的决心，张先志与杨志林冲锋在前，清军射杀一百多人，但终因敌众我寡，张先志、杨志林双双殉职。剩余的部队继续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在夜幕的帮助下，他们趁番兵疲惫之际，悄悄逃出了包围圈。
岳钟琪听后怒发冲冠，他传令副将纪成斌、张玉、王嵩以及总兵官黄喜林等兵分四路进剿加尔多寺，游击范启凤担任前锋。二十七日，番兵前来偷营，与范启凤展开一场混战，待副将王嵩杀到后，番兵不敌退入山中。岳钟琪密令纪成斌绕道左路截断谷口，他自己则率兵劈开番兵的防御木墙沿谷底直进。番兵见清军由谷底攻了上来，赶紧向左侧逃窜，他们哪知道岳钟琪的伏兵早已在此等候。遭到岳钟琪与纪成斌两面夹击的三百多番兵最后只剩下十人，只好跪地投降。
各路人马从四面向加尔多寺围拢过来，岳钟琪派人传令所有将领，合击加尔多寺的时间定在四月三十日。当日辰时，四路人马分头并进，相继攻下七道山梁，直逼加尔多寺。加尔多寺是番兵在此地的最后一个据点，拒绝放下武器的番兵除了血拼到底没有别的选择。面对清军的四路进攻，番兵被迫分路迎击，与清军展开了殊死血战。但清军声势夺人，锐不可当，在大炮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一路斩杀无数番兵，许多无路可逃的番兵纷纷坠崖而亡，还有一些见势不妙跳河夺路而逃。经过多半日的激战，战斗于申时结束，加尔多寺里里外外尸首堆积如山，鲜血浸透了每一寸土地。此战清军缴获了大量牛羊和武器，武器充公，牛羊则照例赏赐给了征剿官兵，加尔多寺最终没有幸免于火焚的劫数。
二、围剿棋子山
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初九，岳钟琪抵达庄浪卫。此时，各路大军获胜的消息陆续传来，游击马忠孝、王大勋在火石沟(今甘肃省天祝县火石沟)，游击王序吉、范世雄在石门口(在今甘肃省天祝县境内)，大学士蒋廷锡之子、凉庄道道员蒋泂在喜逢堡(在今甘肃省永登武胜驿镇)先后取得了胜利。据可靠消息，谢尔苏等部落首领班马牙、阿旺策凌等人就在棋子山(在今甘肃省天祝县境内)。岳钟琪决定乘胜进剿，他命令各路人马于两日后向盘踞棋子山地区的谢尔苏一部发起攻击。
十一日,前锋统领苏丹率兵由旁伯拉夏口(在今甘肃省永登县境内)进击，刚到山口，便遇见了两拨前来投降的人，一拨是六名先密寺的喇嘛，另一拨是两名番兵首领及其所率的三十七名番兵。可是两名番兵首领的言辞相互矛盾，立刻引起了苏丹的警觉，张先志、杨志林的遭遇立时浮现在眼前，他一面密令部队加强戒备，一面下令通事挥动信号旗由前队受降，两名番兵首领留在军中，其他人全部返回原地驻扎。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可是不时从丛林中传来零星的枪声，苏丹心中非常疑惑，难道是谢尔苏的人马？他觉得事有蹊跷，便悄悄派通事前去侦探，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那些跟随两名首领前来投顺的番兵根本就没有返回驻地，而是全部埋伏在丛林里向清军放暗枪。
这下真相大白了，苏丹马上率官兵进逼番兵巢穴。这时，约有四五百番兵冲出丛林，占据山顶往下射击。苏丹命令手下全体官兵发起攻击，清军刀枪并用英勇冲杀，最终只剩下十六名番兵被全部活捉。恼怒的苏丹一声令下将假降的两名番兵首领和六名先密寺的喇嘛全部杀了，而活捉的十六人则被释放了，缴获的牛羊等物悉数分赏给了官兵。
其余各路也相继告捷。蒋泂搜剿棋子山北侧，在巴洞沟(在今甘肃省永登县境内)全歼百余名抗拒的番兵；凉庄同知王廷松以及守备鞠幼德、胡节等人破寨七处，杀敌两百多；土司鲁华龄进攻天王沟，一直追到大通河边，被斩杀的番兵不计其数。此外，土门堡守备胡节还设计诱捕了南崇寺的沙玛拉木扎木巴、班第石加里和大头和尚等人，并押送西宁。
棋子山失守，班马牙、阿旺策凌等人随即逃往桌子山、木茂山等地。他们凭借对这一带地形的熟悉和多年的生存经验，轻松穿行于这些大山之间，让外来者难觅影踪、束手无策。你有万兵，我有万山，你来我去，你去我来，这就是典型的游击战术。他们曾用此战术折腾得年羹尧焦头烂额，最后迫于无奈只得招抚，而他们却是旋抚旋叛，惹得朝野对平叛将领议论纷纷。如果拿不出妥帖的应对之策，岳钟琪可能也将面临同样的尴尬结局。
三、巧破石堡城
岳钟琪初来乍到，班马牙、阿旺策凌等人故技重演，他们将老弱妇孺及牛羊都藏匿在东山一带，放下战争包袱轻装上阵，而将年轻力壮者留于西山石堡城以对抗清军的围剿。岳钟琪毕竟不是年羹尧，对班马牙等人的意图可谓洞若观火，他将计就计，来了个声西击东。岳钟琪分兵两路，明里派一万大军驻扎西山堵住出入石堡城的山口，制造出将要攻打西山的架势，而且扬言将于数日之后进攻。暗里却亲率自己的绿旗土司混成精锐部队当夜奔袭黄羊川，喇嘛洛力旦达尔本就厌烦战乱，岳钟琪一到便立刻率众归降。在洛力旦达尔的引导下，岳钟琪率军旋即杀上东山，歼敌一千七百多人，其余番兵、番民溃逃药水、打鱼沟等地。岳钟琪又派洛力旦达尔招抚当地番部，番民们将班马牙藏匿于东山一带的人畜等全部献出。岳钟琪留部分人马驻守东山，率其余士兵驰回石堡城。
岳钟琪的这一招班马牙等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其实，让他们更想不到的还在后面，这只是他们覆灭梦魇的开始。
说起石堡城，可以用极其险要来形容。它南临大通河，北倚桌子山，三面悬崖，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供进出，前面就是绵延数百里的木茂山。山下的南崇寺、黄羊川、药水、打鱼沟一带居住着许多蒙、藏部落，他们驻牧在甘肃通往青海、新疆的驿道两旁，时常剽掠商旅行人。大清用兵青海期间，他们一度杀官阻道，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青海平叛战争的进度。为此，年羹尧曾于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初三，派署理凉州总兵官事务的陕西提督杨尽信以及凉庄道道员蒋泂等人用二十天时间对棋子山的谢尔苏部进行了清剿。虽然杀了许多人，但问题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石堡城号称“铁堡城”，它的城墙由土石夹夯而成，坚固异常。宋代大诗人苏轼途经城堡时，曾留下了“不取西番石头城”的感慨。正面进攻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岳钟琪不想看到的，也是他从来不会做出的选择。经过仔细侦察，岳钟琪决定奇袭石堡城。
闰四月十八日夜幕初降，平静的石堡城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处处暗藏杀机。晚饭时分，岳钟琪亲自挑选的土司兵早已借着夜色，在归顺番兵的导引下，悄悄向石堡城北面的桌子山山顶爬去。这些土司兵既是能征惯战的武功高手，也是擅长攀岩的登山健将。到了山顶他们迅速解决了防守的番兵，而后兵分两队，或手握藤条或脚踩悬石顺山“蹑空而下”。等番兵反应过来，他们已经成功空降石堡城内。清军从天而降，番兵仓皇失措，堡内顿时大乱。不知什么时候，城门已被打开。这时，早已埋伏在城下的清军大队人马趁势发起攻击，番首班马牙等人连同据守城堡的三千番兵被全部剿杀。当月亮爬上东山的时候，固若金汤的石堡城已然变换了城头的大王旗。
四、会战木茂山
石堡城战役结束后，岳钟琪在镇羌(今甘肃省天祝县金强)稍事休整，下一个目标是谢尔苏等番族残部势力藏匿的木茂山(今甘肃省天祝县毛毛山)。这时，蒋泂派人送来了被先密寺(今甘肃省天祝县先明寺)喇嘛阿旺华藏擒获的另一个谢尔苏番首阿旺策凌，岳钟琪待以上好酒食。阿旺策凌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他的求生条件是替清军做向导，岳钟琪欣然同意。
二十日，岳钟琪一面由龙沟赶往木茂山，一面派出军骑传令苏丹、蒋泂、王嵩、范世雄等率领的四路大军，务必于二十五日卯时同时抵达木茂山指定位置。接到命令，苏丹、蒋泂、王嵩、范世雄分别由贺圈沟、小南崇、石门峡和白林沟方向日夜兼程，于二十四日天黑前提前到达。
第二天一早，清军发起进攻。现在困守木茂山的主要是沙玛拉木扎木巴的两个儿子阿雅孜和哈龙潭，他们组织番兵和番民占领有利地势，自上而下滚石、放箭，一度阻滞了清军前进的步伐。但很快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岳钟琪所率的一千五百土司兵和年羹尧从汤鹏处调拨增补的八百名小金川土司兵的优势逐渐发挥了出来。这些土司兵曾参加过进藏驱准、征讨郭洛克、平定青海等重大战役，是久经战争洗礼的精英部队。用他们来对付这些连一次正规训练可能都没有参加过的番兵、番民，以一当十是绝对不在话下的。清军从日上三竿到金乌西斜，五个时辰内，连续攻下了五道山梁，进击四十余里，番兵被杀者四五百人，其余的抛妻舍子四散逃亡而去。在阿旺策凌的带领下，参将岳文玉兵分两路杀往噶壤岭，将两个番族部落彻底剿灭了。第二天，岳钟琪派总兵官黄喜林率四千人马全面搜山，清剿残余势力。
正在这时，岳钟琪收到年羹尧的来信，要求他于五月十二日前返回西宁，因为雍正皇帝已催促年羹尧速回西安处理总督事务，理由是“青海事务皆定，西宁地方小，大军久住无益”。
戡乱战争已接近尾声，岳钟琪命副将张玉会同庄浪指挥同知鲁华龄率三千人马驻扎棋子山，命总兵官宋可进、凉庄道蒋泂统率绿旗、土司及民兵五千驻扎木茂山，由两队继续清剿各番部散兵游勇。在清军剿抚兼用的政策下，许多疲于奔命的番民、喇嘛陆续“匐叩行营”，投诚归顺。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生活极度困难的桌子山谢尔苏番首噶住带领男女老少一千一百六十二口出山投诚。为了防止这些番族日久生事，岳钟琪上书雍正，将暂交洛力旦达尔管理的十六族七千五百人全部迁移至庄浪土司鲁华龄的辖区，由他严行约束，并发给他们土地、农具、籽种等物，让他们与当地百姓杂处，使其“自归王化，凶悍潜消，永作盛世编氓矣”。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二十七日，根据川陕总督年羹尧关于“改卫所为州县”的建议，朝廷将凉州厅改为凉州府，所属凉州卫改为武威县，镇番卫改为镇番县，永昌卫改为永昌县，古浪所改为古浪县，庄浪所改为平番县，全部隶属凉州府管辖，进一步加强了对凉庄道一带的控制。
五、祭祖永泰城
闰四月二十八日，岳钟琪率部直趋先密寺，将躲藏在寺内负隅顽抗的番众悉数清剿后，由参赞苏丹、侍卫达鼐等率大部队返回西宁，他则率自己的提标亲兵在凉庄道同知王廷松、妻弟高士鐄等人的陪同下，沿祁连山北麓古道，经大靖驿、宽沟驿抵达阔别十多年的故乡——永泰城。回乡祭祖，这不仅是他的夙愿，更是祖母和父亲临终时的嘱托。而这次回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岳提督要回故乡的消息与凉庄道战争的消息一起，在他到来之前已传遍了永泰城。从他打马进城的那一刻起，整个永泰城就像炸开了锅，人们奔走相告，那情景堪比逢年过节。尽管自从岳升龙迁居平番城之后，这里留下来的岳府亲房已所剩无几，但岳钟琪生于斯，长于斯，这里还有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发小。因此，岳钟琪的到来还是令乡亲们备感亲切。
岳钟琪是个感情丰富而深沉的人，他摸摸褪色的门扉，看看日渐苍老的宅院，眼睛渐渐模糊了，朦胧了……昔日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他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了勇敢快乐的少年。他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每一个故去的亲人和朋友。虽然岳氏后人今日已然富贵他乡了，但安息在这里的六代先祖却始终是他们遥远的牵挂。
虽然清明已过多时，但祭奠先祖永远是游子还乡要做的头一件事。草木壮旺，万物葱茏，他挑了个黄道吉日，带领侄子岳祥麟以及远房族人，在乡邻的簇拥下，徒步前往城西南六里外的祖茔扫墓祭祖。按照大清规制，他为生母王氏以及高祖岳仲武、曾祖岳文魁、祖父岳镇邦分别定制了上好的石碑，早前已从四川专程驮运而至，今天一并奠基安置。生母王氏的碑面为“皇清诰封一品夫人显妣王太君之墓”，落款为“孝男钟瑞、钟琪率孙祥麟敬立”。高祖岳仲武的碑面左书“诰赠荣禄大夫提督四川总兵官都督佥事加二级曾祖考岳公胜宇府君”，右书“一品夫人曾祖妣赵太君”，右下款题“孝曾孙陟龙、升龙、超龙率元孙钟琪、钟瑞、钟瑶六代孙祥麟敬立”。曾祖岳文魁的碑面左书“皇清诰赠荣禄大夫提督四川总兵官都督佥事加二级祖考岳公兆元府君”，右书“一品夫人祖妣杨太君”，右下款题“孝孙陟龙、升龙、超龙率曾孙钟琪、钟瑞、钟瑶元孙祥麟敬立”。祖父岳镇邦的碑面为“皇清诰赠荣禄大夫提督四川总兵官都督佥事加二级显考岳公定寰府君之墓”，右下款题“孝男陟龙、升龙、超龙率孙钟琪、钟瑞、钟瑶曾孙祥麟敬立”。这些碑刻至今犹存，记载着一门显赫家族的辉煌历史，令一方乡土荣光倍增。
衣锦还乡之人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造福桑梓。关心百姓疾苦是岳钟琪的天性，也是父亲的教育和戍边多年养成的习惯。回乡短短数日，他做了一件惠及全城的事，至今仍然为当地百姓传为佳话。永泰城在筑建之时，并没有设计取水设施。永泰城的用水源自寿鹿山老虎沟，最早人们只是将泉水引至五里外的老虎城(也叫旧城子)，在那里筑池蓄水，供人们饮用或灌溉田地。
作者: admin 时间: 2015-1-26 09:04
康熙初年，岳升龙时任永泰营千总，眼见堡内百姓用水困难，他便带领人们又从老虎城西面将水引到永泰堡南城门前的“用汲海”，方便了城中人畜饮用和附近农田的灌溉。
身为戍边将领，岳钟琪深知饮水问题始终是边关军民的头等大事，关乎百姓日用，关乎边关安危存亡。于是，他动员当地驻军配合自己的卫队从城南老虎沟口挖了一条暗渠，铺设凿制的石槽，槽与槽之间以榫卯结构相扣，以红胶泥勾缝，滴水不漏，这样就将清澈的山泉直接引入城内。他又捐资在城内修了五眼井，“上街东设井二，下街西设井二，岳府后设井一”，从而方便了城中各个方位就近取水。他还在北城角开挖了一个直径四十米，深约三米的大水池，取名“甘露池”，大水池与五眼井相连相通。不仅如此，他又在北城城墙底部开凿了一个出水洞，当池内水满后，便会自动排入护城河，整个设计巧妙合理。因永泰城是有名的“龟城”，而岳钟琪精通阴阳五行之术，这就是传说中他将死龟变成活龟的渊源。这些设施至今基本保存完好，城内居民一直沿用。
对于身肩封疆重任的岳钟琪而言，回乡的时间是短暂而奢侈的，他已不再是身无所系、自由自在的童蒙，还有许多国家大事等着他去处理。五月初九，岳钟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挥别这片养育了自己的热土和父老乡亲，取道兰州返回西宁。六月十三日，岳钟琪受命兼理甘肃提督印务，肩头的责任更加沉重，他此时手中掌握的兵权在大清朝镇守西部的将领中仅次于年羹尧。
第十一章 总督川陕
年羹尧返回西安后，西宁的军务移交岳钟琪全权负责。岳钟琪一边派清军对可能藏匿罗卜藏丹津及其党羽的地方进行搜剿，一边对那些流离失所的各部番民进行安置抚恤。就在此时，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将岳钟琪接连推上了新的位置，真正成了名震遐荒的大人物。
一、年羹尧失宠
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四川巡抚蔡珽因年羹尧参奏而遭解任，罪名是“威逼下属重庆知府蒋兴仁自尽”，蔡珽随后被押解到京城拟论斩。搁以往雍正只象征性过目后，即依照年羹尧的奏请交刑部办理了事，但这次雍正却一反常态，他没有按照年羹尧的意思办，而是将蔡珽改为监候。雍正的这一决定究竟是无心之举，还是暗藏什么玄机呢？
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二十二日，雍正在谕大学士时终于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他说：“若将蔡珽置之于法，人必以朕为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珽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断不可使人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珽，著将蔡珽从宽免罪。”一些聪明人已嗅到了雍正此言的微妙味道，妹夫与舅子哥的关系可能出现了某种危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天爷似乎也跟年羹尧过意不去。二月初二卯时，天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这只是钦天监官员推算出的天文现象，而且是用肉眼无法看到的，但这在非常敬畏天象的时代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大臣们纷纷上折恭贺，称为“亘古难逢之大瑞”，年羹尧当然也不例外。可是，万万没想到，“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的年羹尧在这次的奏本内不仅“字画潦草”，而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雍正借此大发雷霆：“(年羹尧)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谓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知者。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并将他批示的奏本发给年羹尧，“令其明白回奏”。火药味很浓，看来，这下雍正可真的要整治年羹尧了。
年羹尧之所以会招来今日之祸，完全是由于他依仗与皇帝的姻戚关系飞扬跋扈所致。对惯于隐忍的雍正而言，他早都想除掉年羹尧了，但又怕落下“鸟尽弓藏之讥”，他不断启发、诱导大臣们替他说出想说的话。四月十二日，雍正再谕大学士，历数年羹尧妄举胡期恒、妄参金南瑛、骚扰南坪寨番民、隐匿青海蒙古饥馑等行为，斥责他“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戮过多致此昏愦”，认为他已不适合居川陕总督之任，但看在他还能操练兵丁的份上，调补浙江杭州将军，川陕总督印务由岳钟琪速赴西安署理。从这以后，对年羹尧的挞伐如暴雨倾盆，一发不可收拾。
四月十八日，署山西巡抚伊都立率先向年羹尧发难，他弹劾年羹尧擅给盐商印票，增发盐引十万道，且将应行收贮正课擅自动用；又差咸宁知县严士俊于山西拿获私茶，越境提人，将茶变价五万两，并保题严士俊为河东运同知；擅罚茶犯王钦庵等人九万两白银，私令赎罪；还假捏商名私占盐窝，招摇生事等几宗罪状。雍正立即派遣吏部左侍郎史贻直、刑部右侍郎高其佩前往调查。 五月十二日，镶白旗汉军都统范时捷紧随其后，他参奏年羹尧在运米至军前时，侵蚀脚价银四十余万两；管理捐纳驼米，勒取私费，婪银三十万两；违旨勒派属员公捐俸工；于将军督抚文书擅用令谕，直书官名；保举题补各官悉多营私受贿等五款罪状，并请求“将年羹尧以及通同欺罔之桑成鼎、金启勋、胡期恒及其家人魏之耀、严大等一并敕部提拿，严行审究治罪”。
七月十三日，雍正御制《朋党论》警诫群臣。随后，满朝文武大臣与年羹尧往日有隙的趁机落井下石，与年羹尧往日有旧的见势划清界限。在皇权至上的年代，根本没有什么人权保障可言，要想活命自保，这是常见的两种求生选择。九月初三，年羹尧被提解到京。议政大臣根据各省督抚提镇的参疏，为年羹尧汇总出九十二宗大罪，拟议大辟，并请将年府十六岁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赏给功臣为奴。
十一月二十二日，不堪承受如此沉重打击的皇贵妃年氏在愁闷中郁郁而终，年府一下子彻底成了无所依靠的飘蓬了。心情复杂的雍正辍朝五日，但他始终不曾因为爱妃的离去而动摇铲除年羹尧的决心。据《清史编年第四卷》记载，“十二月初四，有野虎入年羹尧家。此虎不知从何而来，初三入齐化门外，夜间从东便门上城，到前门，下马道，直入年羹尧家，上房。本日天明，九门提督率兵放枪驱下，入年遐龄家后花园中。官兵追至，用枪扎死。”相传，年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这对生性迷信的雍正来说绝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是无法容忍的潜在威胁！他在蔡珽的奏折上朱批，称此为“一大奇事”。“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凌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十二月十一日，雍正降旨，将年羹尧交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和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羹尧之子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往边远充军，族人一律革职，永世不许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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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严令，有藏匿羹尧子孙者，以党附叛逆论罪。年羹尧之父年遐龄与年羹尧之兄年希尧均被革职，但免于一死。盛极一时的一等公年羹尧成于雍正，最终也败于雍正。
雍正与年羹尧一度超越了正常的君臣关系，雍正曾赋予年羹尧令人咂舌的大权。年羹尧引用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不用奏请，只需咨文吏部即可，朝野谓之“年选”。与吴三桂的“西选”，隆科多的“佟选”一起称为“三选”。《清史稿》评论年羹尧“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于覆灭而不自怵”。年羹尧忘失本分，超越伦常，大胆妄为，这是做下属的大忌。而雍正对大臣“阳为宠信，而阴怀疑忌”，这也是做上司的大忌。
二、进京受封
在年羹尧事件中，许多人都被弹劾为“年党”而遭到罢免、问罪，其中就有与岳钟琪一起参加过平定青海叛乱的宁夏总兵官王嵩、兴汉总兵官武正安以及黄喜林等人。而岳钟琪是在这些人中与年羹尧走得最近的人之一，不可能不受到冲击。指责、参劾他的也大有人在，“年党”成员之一的戴铎在供词中说：“岳钟琪，四川人传闻，都说是年羹尧的干儿子。”川北总兵官李如柏也奏称：“岳钟琪系年羹尧之干儿，无事不为私商。王景灏系年羹尧之门生，在西宁时朝夕不离左右。”二人“素日深知其奸恶，竟默默不言，明系结党已久，故宁负皇上，而不肯背年羹尧耳。”
在这场斗争中，岳钟琪的位置可以说是极其特殊而危险的，在这个时候的每一步，都决定着自己乃至家族的生死荣辱。岳钟琪父子两代人与年羹尧共事达十五年之久，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就冲年羹尧上书康熙皇帝请求替岳升龙弥补亏空这一件事来说，至少都是有恩于岳氏家族的。因岳升龙和年羹尧都属于火辣脾气，为了公事时常会争个面红耳赤，因此，也有人认为岳升龙与年羹尧是死敌，其中雍正皇帝就支持这一观点。事实并非如此。在官场中，有些“朋友”只是逢场作戏的角色而已，而有些朋友则是心灵相通的知音，要想完全分清官场中的敌友是很难的。虽然岳氏父子与年羹尧并非知音，但也绝不是死敌。在这场政治博弈中，除了真正的政敌是要不遗余力地彻底打垮年羹尧外，其余人的言行都是无奈、无心的伤害。可以想象，岳钟琪当时的处境的确很难，在这个时候要想做到左右逢源、皆大欢喜是绝对不可能的。
岳钟琪参劾年羹尧的言辞是他署理川陕总督两个月后，在“遵旨察勘杂谷脑、大小金川、沃日等处土司构衅缘由”时才约略提及的。而他的第一道参劾奏折则是实授川陕总督后，雍正降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要求大家对他处理年羹尧一事“各抒己见，平情酌议，应作何处分，即速具奏”的情况下，以年羹尧建筑颌阳县夏阳川城堡时，将剩余银两不归司库，也没有题请，擅自做主发给兵丁为由参奏的。而此时，对年羹尧的批斗活动早已开展的如火如荼，就连“内阁、九卿、詹事、科、道”都已经开始搞大串联，“合词劾奏”年羹尧了。当然，雍正也绝不是对岳钟琪的态度毫不在乎，就在岳钟琪与年羹尧办理总督事务交接手续后，雍正立刻发来密旨，要岳钟琪如实禀报他与年羹尧的“私语闲话”。岳钟琪据实回奏了当时的情形和年羹尧恳求关照年富、年斌两个儿子等对话内容，他不曾添盐，也没有加醋，雍正阅完奏折后评价道：“此奏甚公甚真。”
生性多疑的雍正不仅没有降罪岳钟琪，反而重用了他，许多人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得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和岳钟琪同庚的王爷——怡亲王爱新觉罗允祥；另一个则是大学士朱轼。
爱新觉罗允祥是康熙帝第十三个儿子，满洲正蓝旗人，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所生。允祥能文能武，深受康熙皇帝厚爱。在众弟兄间，与雍亲王胤禛“形形相依”，关系最密。胤禛刚一继位，就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十一日，封允祥为和硕怡亲王。允祥以办事得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系见长。雍正让他出任议政大臣，总理朝政，是雍正的得力助手。被封为铁帽子王。雍正帝待他也非寻常，死后令享太庙，谥号“贤”。为了纪念他的功劳，下旨将其名“允祥”的“允”字改回“胤”字，这是大清一朝臣不避君讳的唯一一例。
允祥能够屈尊与岳钟琪结交，完全是因为允祥看中了岳钟琪的家世以及他的忠厚天性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以满族为核心的大清朝，作为一个汉人官员，如果没有强势的满族人物做后盾是绝对走不远的。
岳钟琪的另一个贵人就是大学士朱轼。朱轼，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雍正即位之初，曾设席懋勤殿，命乾隆行拜师礼，故称朱轼为帝王师。《清史稿》评价朱轼“朴诚事主，纯修清德，负一时重望”。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朱轼出任陕西学政，大力推广素质教育，努力提升官民的道德修养，史书说他“修横渠张子之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士”。他的做法得到了时任四川提督岳升龙的赞赏，而朱轼对岳升龙也向来十分敬重。康熙六十年(1721年)山陕一带遭受他的许多做法岳钟琪非常认同，其中修建社仓和引泉溉田的做法为出任川陕总督后的岳钟琪提供了效法的蓝本。
随着年羹尧的倒台，川陕总督一职成为各派力量角逐的重点。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胡期恒以参劾金南瑛被革职查办，岳钟琪兼任甘肃巡抚。四月二十四日，岳钟琪从西宁出发赶往西安署理川陕总督印务,雍正的这两个决定令满清贵族颇感意外。五月初三，途径甘肃平凉府静宁州时，岳钟琪收到兵部送来的两个奏匣(装奏折的盒子)，雍正在谕旨中分别就年羹尧降调杭州将军以及命其署理总督职务试探岳钟琪的态度。岳钟琪在回疏中写道：“跪读谕旨，臣一时声泪凝咽，不胜感愤。伏思年羹尧受圣主隆恩倍高于天，而其所作所为日就纵肆，实实大负圣恩。”“今蒙圣主破格特恩，不以臣不肖委以重任，畀署川陕总督印务，因成命已颁，曷敢以本籍回避之例固辞，亦断不敢因父母之邦稍存私意，有负皇恩。”雍正在朱批中充分表露了对岳钟琪的信任，“览奏朕实嘉悦之，至陕省吏治废弛日久，兼之用兵十有余年，地方疲敝已极。总督一任非当代人物如卿者不能料理就绪，今陕甘惟卿是赖。至年羹尧所用私人及其存私事件，应更正革诘者，丝毫不必瞻顾。”
岳钟琪署理川陕总督后，遭到了鄂尔泰等满族贵族的坚决反对，因为川陕总督一职为满缺，按照大清吏制规定，满缺就意味着这个职位只对满人开放，而对汉人则是大门紧闭的。其实，最关键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川陕总督一职在清朝极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川陕总督掌管着大清的半壁江山！不仅其所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四川、陕西、甘肃、重庆、宁夏以及青海、内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曾经一段时间还兼辖山西，地域面积几乎占大清疆域的一半，而且还负责防卫西藏、新疆和青海等地的安全。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允祥、朱轼等人认为只有岳钟琪最为适合，所以他们力荐岳钟琪。雍正左右为难，他让允祥作岳钟琪的工作，劝他抬籍入旗，成为旗人，这样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入旗在当时是很吃香的，一般人根本没有资格入旗籍，但岳钟琪没有同意，雍正只好作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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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因“在圣祖仁皇帝时，服官有年，勤劳素著”。而且从雍正即位以来，“能洁己奉公，深知大义，不附邪党，不事钻营，居官行己，俱属可嘉”，受到了雍正的高度赞扬，加封太子少傅衔。七月十八日，雍正破例实授岳钟琪为川陕总督，满缺“参用汉人自此始”。
九月初二，岳钟琪奏请陛见，得到了雍正的允准。这是他首次觐见雍正帝，心里格外忐忑，既兴奋，又惧怕。几日后，岳钟琪将总督事务交由西安巡抚图理琛署理，便乘驿道进京。当行至位于北京西南通衢的长辛店时，雍正赐宴为岳钟琪接风洗尘，这种待遇只有少数功勋卓著的人才会享有。岳钟琪在兵部报到后，由尚书孙柱引至圆明园勤政亲贤殿，雍正在那儿接见了比自己小八岁的岳钟琪，这是君臣之间的第一次见面，雍正分外亲热，结果弄得岳钟琪手足无措。但当问及治边之策时，岳钟琪却胸有成竹，对答如流，雍正非常高兴。他不知道该如何赏赐这位功勋盖世的统帅，先是赐给了岳钟琪四团龙袍补服一件。九月初十，雍正回到紫禁城后，又加赏岳钟琪兵部尚书衔，命署河东盐院，兼管陕西巡抚事。这还是让他觉得封赏不够，雍正将位于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虎坊桥的一院府邸赐给了岳钟琪，而且还赐给随侍太监两名，岳钟琪在北京城饱享皇帝的隆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康熙皇帝于太和殿召见后的十五年，他会以如此荣耀的身份故地重来，成了无数人艳羡的封疆大吏。此时的他正是风光无限，已悄然登上了辉煌人生的顶峰。
三、整肃官风
多年以来，川陕官场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在朝廷派征的公项之外，各级官员巧立名目，以包差、定差、轮差、杂差、飞差等各种名色向下属私自摊派，甚至将自己吃喝拉撒等费用也全由属下承担。而属下不可能自己负担，于是再向自己的属下摊派，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到最后，这些庞杂的摊派全部落到了百姓的头上，致使本已饱受边患的百姓更加苦不堪言。几任督抚对此心知肚明，也都曾进行过治理，“裁减十之二三，或革除十之五六”，但往往是“旋革旋复”，人走政息。就拿四川省来说，在图里琛任巡抚期间，曾经出现过摊派积弊革除禁绝的局面，但图里琛卸任后，整个官场乱象死灰复燃。
官风是民风的表率，官风清则民风淳，官风浊则民风黠。出任总督后，在川陕大地上有了话语权，岳钟琪下决心继续整肃官风。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二十六日，他上疏雍正皇帝，极力陈述革除官场陋俗恶习势在必行。唯其如此，才能“绝旷世之疮疣，流万年之膏泽”，从而实现“帝德与民生而俱永，恩纶偕覆载以俱长”。
为了做到有的放矢，岳钟琪经过逐一走访查实，详细开列了三十项必须“永行禁革”的官场陋习，虽然看起来有些琐碎，但每一项都事关吏治，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官场歪风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其危害程度触目惊心。
一、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到任之初，自椅桌床凳毡席一切什具，以致朱盒笔砚，桌帷坐褥，旗锣轿伞，彩棚等项有派里下（属下）备办者，又每年年终更换旗伞，执事亦有里下派人交官者，俱应永行禁革。
二、各官到任中，伙夫、马有里下雇备者，有折价交官者，俱应永行禁革。
三、陕省州县官到任之初，里下供给或一日，或三日、五日、七日不等，凡米面油烛、茶叶柴炭、猪鸡果酒等项，于一日之内取备数日之用者，应永行禁革。
四、川省州县官有里下常年供给日用米面食物者，有借发价之名采买者，俱应永行禁革。
五、官衙日用米面肉酒各食物买办人役，着落行户(指商户)，而官衙所发官价不敷市价，逐行逐店派钱帮贴者，如每斗每秤出钱几文之类，亦有行户轮流承应者，僻小州县行户无几，甚至派及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六、督抚司道、府厅及州县等官寿礼、节礼、贽仪、贺仪，并呈送土产等项，均于功令有指派百姓者，俱应永行禁革。
七、白心红纸张、柬帖笔墨，以及官衙一切应用物料，每年科派里下者，应永行禁革。
八、水火夫、灯夫、茶夫、仓夫、更夫、轿夫、马夫、伞夫、扇夫、门子、门军等役，其名数各处多寡不同，每名工食自四五两、八九两，至十一二两，亦各处不等，有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九、吹手、铳手、仵作、厅差、长班、塘丁、京报，及道府坐省、抄报、看司各工食，有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修理一切损坏城池、衙署、仓廒、监仓各工料，俱派里下，又自器用、以至刑具枷锁等项，每年派里下置造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一、各行工匠以及裁缝、厨役人等，或轮流应差不给工价，或量给官价，以至匠头、夫头帮贴赔垫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二、收粮柜书纸笔、饭钱，编审里书朱价，以及巡仓值夜兵役灯油、炭火，派里下供应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三、钱粮解费、木鞘、铁箍、包银、纸布、车辆、驴骡夫役工用盘缠，出于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四、陕省里下买供州县官衙骑坐者，谓之栓养马，自四匹、六匹、八匹、十余匹不等，又有里下买备应付差使者，谓之里马，自一二十匹至三四十匹不等，凡有倒毙，仍派里下买补。川省驿路、州县有着里民雇买马匹、设立外号，令里民长年喂养应差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五、官槽喂马草料、槽铡、鞍屉、灯油、药材，有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六、过往上司、宾客、家人，及差催公件、守提人犯，安置供应酒筵、草料、油烛、柴炭程仪差礼等项内，有行户轮流承应者，有派里下出银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七、地方官凡因公远出及奉上司差委，盘缠、牲口亦派里下者，应永行禁革。
十八、修理贡院物料，进、举、贡、监花红马匹，旗匾、科岁两考棚厂供应，宾兴、会议程仪酒席，优等生员进学、童生花红酒礼，府县考试薪米、油烛，有派里下者，应永行禁革。
十九、公事应酬，如祭陵、祭岳、行围供应，及每年储备火药、铅子价银，并帮贴裁站钱粮等项，凡由上司摊派州县、州县转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二十、奏销钱粮、秋审等部费及各上司经承书役季终年终造册盘查各项使费，有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上司书役仍敢勒索者，许州县揭报，严加治罪。
二十一、吏目、典史查点烟户或查排门册，有按村堡大小派钱者，有挨户科索，甚至硬取粮食、牲畜者，俱应永行禁革。
二十二、省城地方及各府州县接诏迎官搭盖棚厂，铺垫毡席、扎彩等项，科派铺户人等承值当官，应永行禁革。
二十三、命案检验，凡搭棚挂衫，供给酒肉，并地方官因公经过村庄，民间各项陋规供应，应永行禁革。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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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乡约里长、场头单头，最为民患，总由每年呈送州县，官礼陋规有所凭借，以致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借端勒索，重重病民，应永行禁革。
二十五、外省协解四川饷鞘，因额设脚价不敷，万不得已方用里下人夫、马骡帮贴迪送，有借此用一派二者，应永行禁革。其借用民间马骡有伤损倒毙者，着落地方官赔偿。
二十六、凡额设站船之处，桡夫工食并篙、桨、锅、缸、刀、斧、板片、油、钉、匠工等费，有派里下者，应永行禁革。
二十七、饭店本利最微，凡公事取用桌凳等物，并过往递解人犯所用驴头口粮，有令饭店承应者，应永行禁革。
二十八、有碾、榨、磨课，州县指称上司需用，额外多索米面者，应永行禁革。
二十九、田、房税契每两已征三分之外，又索红钱、解费及州县官推收过割规礼者，应永行禁革。
三十、指称采买仓谷或兵米等项，派累百姓，及发价派令里民采买者，应永行禁革。
岳钟琪建议将这些内容刻成石碑，安置在衙署门前，正面为禁革内容，背面为皇上的皇皇天语。雍正阅完奏折后，心情沉重而复杂，他非常清楚，这些陈规陋习又何尝只在川陕才有呢？可以说，大清官场处处可见。思虑再三，雍正将岳钟琪的奏折“留中候朕详加斟酌”。不久，他同意岳钟琪在川陕大胆整肃官风，清除积弊，不到半年，川陕摊派之风鲜有耳闻，几近绝迹。
雍正对官场陋习向来十分痛恨，他曾在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连发十一道上谕，要求督抚州县各级官员“宜将陋例积习，尽情禁革”。后来，雍正在清查亏空、火耗提解、实行养廉银的同时,大力开展了取缔官场陋规的行动。他还多次明谕朝廷大员，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禁止督抚接受府道州县规礼，对胆敢顶风作案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因此，在雍正朝的确出现了吏治较为清明的局面，康熙朝后期那种地方大员通同作弊的贪腐大案几乎绝迹。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评论雍正皇帝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
四、乌蒙之争
乌蒙山是我国云贵高原上的主要山脉之一，也叫雪山，是金沙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它北起云南、贵州两省边界，南至云南昆明境内，全长约五百多里。早在唐朝时期，在这一带就生活着一个名为“乌蛮”的部落，到了11世纪，它逐渐强大起来，号称“乌蒙部”，乌蒙山便因此而得名。宋朝封该部落首领为“乌蒙王”，元朝为乌撒乌蒙宣慰司乌蒙路，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改为乌蒙土府，隶属四川。
与乌蒙府相连的东川府也设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土酋禄氏家族献图归顺大清，和乌蒙府一样都隶属四川省。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川府改土归流，禄氏家族失去了对东川府的控制，但依然保留了对乌蒙府的控制权。这里与云南寻甸、禄劝以及沾益州三地接壤，离云南省府昆明六百余里，而距离四川省府成都却达两千八百余里。由于区划的不合理，致使云南和四川两省在应对部落冲突事件中步调无法统一，有权管的省鞭长莫及，无权管的省近在咫尺，又不能不管，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引起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乌蒙土知府禄万钟之叔禄鼎坤率兵攻打东川村寨，东川知府周彬见来不及向川省报告，就近向时任云贵总督高启倬申请紧急增援。高启倬从曲寻镇、寻甸协以及寻沾营调拨官兵一千两百人前往增援，这才及时驱散了禄鼎坤的进攻。而当四川省所发令箭到府时，战争早已结束。因岳钟琪与高启倬兄弟之间私交尚好，所以彼此帮助也没有产生什么矛盾。但从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鄂尔泰就任云南贵总督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鄂尔泰依仗自己是满清贵族，雍正的心腹大臣，对其他人不放在眼里，更何况岳钟琪还是汉人，本来就存有嫉妒和排斥之心，关系自然不太融洽，而且此后甚至发展成了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政敌。
鄂尔泰以铁血著称，是满清贵族中少有的能臣干将。雍正还在藩邸之时，曾找鄂尔泰办事，结果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菁华，不可结交外臣”为由拒绝了他的托请。雍正登基后，不仅没有寻仇觅恨，反而非常器重鄂尔泰，将他和允祥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当然，四十七岁的鄂尔泰也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就任仅半年，先后降服了镇远土知府刁涵、沾益土知州安于籓、者乐甸土司刁联斗以及谷隆、长寨、者贡、羊城等地苗族势力。为了实现“就近管理”，在鄂尔泰以及贵州巡抚常德寿等人的奏请下，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东川府改归云南管辖。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乌蒙、雄震也改归云南管辖。
对岳钟琪而言，遇上鄂尔泰是他不幸的开始。岳钟琪以一个汉人身份，屡建战功，身居高位，本来就是满清贵族的眼中钉，个个早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而鄂尔泰年逾不惑才终于等来了命运的垂青，总督云贵，总算找到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他依仗雍正的信赖和支持，根本就不把岳钟琪放在眼里，常常做出一些逾越官场规矩的动作，目的只有一个：盖过你的光芒，满人决不能输给汉人！
岳钟琪与鄂尔泰的恩怨从乌蒙土司禄万钟叛乱开始走向公开化。在东川、乌蒙、雄震划归云南之前，鄂尔泰曾以“禄万钟纵容土目劫掠良民”为由，咨文岳钟琪派兵助剿。而此时，岳钟琪正坐镇指挥进剿冕山叛乱，并派兵追击退避云南普雄(即凉山)的叛乱首领金格、关寿、阿租等人，因此，岳钟琪没有能够及时派兵帮助，这引起了鄂尔泰的不满。鄂尔泰上书奏明雍正后，派兵进入四川地界开始行动，他首先招降了禄万钟的叔父禄鼎坤及其两个儿子禄万福、禄万富，并让禄鼎坤前去劝降禄万钟。由于禄鼎坤与禄万钟母子关系一直紧张，十五岁的禄万钟承袭父职才两年，年少不更世事，加上手下主笔刘建隆、杨阿台以及镇雄范掌案、纽纽巴等人暗中唆使操纵，所以没有答应鄂尔泰的招降，这令鄂尔泰极其不快，遂决定以武力征剿。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初，乌蒙山一带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雪，迫使鄂尔泰推迟了进兵计划。直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气好转，齐集乌蒙山外各汛地的一万多官兵和数千名土兵才分三路开始进剿。第一路由提臣张耀祖调度，临元总兵官魏翥国(后魏翥国因被禄鼎明家人刺伤而改为楚姚总兵官官禄)统领兵马从东川进发。第二路由安笼总兵官哈元生总统兵马，以梧州副将徐成贞担任副将从威宁开进。第三路仍由哈元生调度，镇雄营参将韩勋率部从镇雄进击。三路大军势不可挡，三天后直抵乌蒙土府。
就在官兵破寨之时，禄万钟自知两座山炮、三百杆鸟枪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便悄悄逃往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雄镇土司陇庆侯处躲避。鄂尔泰派人到陇庆侯处，迫使他交出禄万钟。可陇庆侯就是不交，鄂尔泰一怒之下进剿陇庆侯。禄万钟、陇庆侯哪是鄂尔泰的对手，还没交手就早早率番兵撤往乌蒙深山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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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清楚，长期游击下去不是办法，但投降老辣的鄂尔泰只有死路一条。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十二日，他们派人由筠连(今四川筠连县)潜往四川，向仁帅岳钟琪投诚。禄万钟的属人联系到守备胡琏部队驻地投降，陇庆侯的属人则联系赴副将张玉行营“缴印献土”。岳钟琪得到报告后，令驻扎大关一带的游击龙有印、同知常格，会同永宁协副将张瑛、叙永府同知杜世秀等人，将禄万钟、隆庆侯暂时安置在叙州府。他自己于二月初一火速前往叙永府准备接受投诚事宜。得知禄万钟、陇庆侯被押解叙州府的消息后，鄂尔泰多次派人向岳钟琪要人，均遭到拒绝。鄂尔泰向雍正再参一本，雍正下令将禄万钟、陇庆侯案交由鄂尔泰审理。禄万钟、陇庆侯二人最后终究没有逃出鄂尔泰的手掌心，被处决了事。
其实，副将张玉的部队就是岳钟琪派往乌蒙接受鄂尔泰节制调用进剿禄万钟的，但由于路途遥远，川军未能如期到达。鄂尔泰将此事报告雍正后，雍正朱批道：“(岳钟琪)恐有迟误之意，卿应如是相机而行。”实际上正如吏部在后来的覆议中所说的：“征剿乌蒙，捣其剿穴系云南官兵奋勇，总督鄂尔泰调度之功。然非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冕山、凉山不法番夷悉行剿抚，去其犄角之势，则云南官兵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虽然在这件事上，雍正一直明显偏向鄂尔泰，但总归还是有人站出来替岳钟琪说了句公道话。
乌蒙之争表面上看就这样结束了，但岳钟琪与鄂尔泰结下的仇怨却刚刚开始成长，并最终成了岳钟琪在雍正朝无法逾越的鸿沟。
五、改土归流
乌蒙事件后，岳钟琪进一步意识到推行改土归流之策是化解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矛盾和纷争的有效方法。但要推行改土归流，划边勘界这样的基础性工作必不可少，而这项工作岳钟琪在出任川陕总督之初就已经开始着手实施了。
在川、藏、滇交界地区，分布着数量庞大的各族部落，这些部落中各相邻的部落之间，不论是同一种族，还是不同种族，都存在领地之争，严重者摩擦多年，甚至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杂谷脑、大小金川、沃日等处就一直存在这一矛盾。大小金川本来属于同一家族，美同等寨子原来属于小金川土司所有，是进出金川的咽喉。后来，小金川土司汤鹏将美同作为女儿的嫁妆划给了沃日土司。可没过多久，女儿去世了，汤鹏便向沃日土司索要美同，但遭到了拒绝。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后，沃日土司通过贿赂年羹尧，将美同等寨强行划给了沃日，而将龙堡三哥等寨划给了金川，双方均不满意，致使两部落一直处于敌对纷争状态。岳钟琪总督川陕后，在遵旨察勘杂谷脑、大小金川、沃日等处土司构衅缘由时，派提督周瑛会同朝廷派来的官员到杂谷脑等地方照旧立界，将美同等寨返还金川，将龙堡三哥等寨划归沃日，平息了多年的仇怨，使双方都倾心悦服。
与此同时，岳钟琪还对土司承袭中存在的一些影响部落关系和边疆稳定的隐害予以革除。在清朝，西南一带土司的承袭必须经由地方官层层上报至督抚，再由督抚题奏皇帝允准。在这期间土司印信一律固封，不得使用。只有朝廷同意承袭后，才能使用，行使土司管理职权。一些地方官便借此吃拿卡要，进行勒索，以致有些部落数年不能使用印信管理事务，造成部族番目专权生事，互相争夺，乃至酿成仇杀。
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十一日，岳钟琪就此事条奏雍正，提出凡土官病故，该省督抚在题报时，必须查明应该承袭之人，取具宗图册结，邻封甘结，限定六个月内具题承袭。在尚未具题之前要让应该承袭之人照署事官例用印管事，地方官不得将印信封固。同时，他还就土司承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潜在矛盾提出了有效地解决方法，不仅让土司嫡长子孙照例承袭本职，而且让其庶子弟中那些“驯谨能办事者”，由当地土官详报督抚酌量给与职衔，令其分管地方事务。这些措施的实行对维护各部落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为了解决好川、藏、滇之间的管理，岳钟琪上疏朝廷，打箭炉外乍丫、察木多，云南之中甸，察木多以外之洛隆宗、嚓哇岗、坐尔则、桑噶吹宗、衮卓等地，过去属于打箭炉管辖，但这些地方距离打箭炉太远，由内地管理很不方便，划归西藏反而可以实行就近管理。而中甸、里塘、巴塘及得尔格寺、瓦舒霍尔等地，则并归内地土司管理更为适宜，还可以与打箭炉形成战略上的犄角之势。由于岳钟琪遵照雍正谕旨“办理有方，宁番息事”，受到了雍正的嘉奖。
与简单的划边勘界相比，改土归流可算得上是更具长远战略眼光的治边之策。改土归流早在明朝中叶起，就率先在广西地区开始实行，到清朝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川府的改土归流，成为清朝改土归流的肇始。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二月，贵州总督贝和诺提请在清平县凯里地方实行改土归流。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两广总督杨琳疏请在广西太平府思明地区也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云贵总督高其倬疏称：“云南苗猓平时踞元江、新平之间，官兵剿捕则遁入威远、普洱茶山等处，广袤二三千里，难以控制，请将威远土州改土归流。”岳钟琪也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他在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关于川省苗疆善后事宜的奏折中曾就建昌、冕山的改土归流提出了详细的对策。
一、建昌土司惟河东、河西宣慰司、宁番安抚司三处地方最广。而河东半近凉山，半近内地，请仍授安承爵之女安凤英为长官司，约束凉山一带。其附近内地者，俱改隶流官管辖。至河西宁番逼近内地，悉改归流。其阿都宣抚司、阿史安抚司及纽结、歪溪等土千百户共五十六处一并改流，近卫者归卫管辖，近营者归营管辖，并择番苗之老成殷实者，立为乡约保长，令其约束。 二、建昌旧设通判应行裁去，改置一府，设知府一员，经历一员。裁建昌卫及左中前三所，礼州守御所改置一县，其宁番、盐井二卫俱行裁去，改置二县，各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会川卫改并会理州，移会川营千总带兵一百名，分防州属之会理、苦竹、者保、三寨，以上一州三县俱隶新设之府管辖。 三、建昌为边疆重地，请于越嶲所属之柏香坪，添设守备、千总、把总各一员，驻兵三百名。冕山贴近乾县，添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驻兵五百名。移冕山营中军守备驻宁番卫城，添兵二百五十名。宁越营原设守备应改为都司，添设千总一员，兵一百五十名。盐井卫添设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一员，兵二百五十名。其原设守备改为中军守备，带把总一员，兵一百名，移驻河西。会川所属之披砂，添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五百名。再拨建昌镇标中营守备一员，带兵八十名，移驻建昌东之木托。拨建昌镇标右营游击一员，千总一员，带兵二百五十名，移驻建昌西北之热水，各与该地方之原设弁兵协同防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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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苗民顽蠢性成，地方文武官员如有勒索科派等弊，应计赃治罪，上司失察亦一并究拟。
五、各卫所汉苗杂处，田土交错，多有欺隐，致相讦告。地方官应于农隙之时，履亩亲勘，务俾各守己业，永杜争端。
六、苗猓等类每为汉人奴婢，应令地方官查明，概行发还。如果有身价，酌量追给赎回，违者治罪。
七、汉番交界之处，每月立定场期三次，彼此公平交易。该管官选差兵役稽查，不许汉民用强短价，及兵役借端掯勒。其或私入夷穴交易，别有勾结情弊，从重治罪，地方官失察者，一并议处。
八、苗民既知向化，即与齐民无异，令该管流官一体编入保甲，互相稽查。
九、禁止汉民诱骗蛮人什物。傥被控告讯实，照例追赃治罪外，如有凶蛮无故将汉民绑掳，以及被汉民诱骗不告官司，肆行绑掳者，将恶蛮从重治罪。 十、苗蛮散处边方，每有此处土司所辖而居住彼处者，遇有事故每多隐漏，应令该管官编造户册，分清住址，傥有事犯，即于该地方追究。
十一、苗猓旧俗多以利刃随身，口角细故，逞凶残杀。今既改土归流，应饬地方官转饬该管头目人等，严行查禁，不许带刀出入，并不许私藏鸟枪违禁等物。
十二、苗民散处山箐，易于逃遁。如遇地方失事，汛官带兵巡捕，地方官差役严拏，并移会邻汛、协力穷追务获。如有徇庇疏纵，及牵累良苗者，将该管官弁分别议处。
随后，朝廷根据他的建议，在这一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并将建昌新设的府定名“宁远”，建昌新设的县定名“西昌”，宁番新设的县定名“冕宁”，盐井新设的县定名“盐源”。
九月，由于西固(今甘肃省舟曲县城关镇)土司黄登烛坚错父子以及岷州土司赵廷贤朋比为奸，欺压番民，岳钟琪奏请将西固州同改为抚夷同知，接管黄登烛坚错所管辖的西固堡地区，将赵廷贤所管地区附近的岷州改由岷州同知管辖，并在西固、岷州两地连接边寨之处设置汛塘，由洮岷协委派把总二员，各拨兵二十名，分驻巡查，严行把守。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岳钟琪又奏请在四川里塘、巴塘等处设流官进行管理。实行改土归流后，朝廷进一步理顺了管理体制，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六、屯耕修水
从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以后，吏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由于审理年羹尧案不得力开始受到雍正疑忌，案子交都察院审查，隆科多削夺了太子太保衔，收回了双眼花翎等赏赐之物。用雍正的话说：“隆科多深负朕恩，种种罪恶，应置重典。”但念在他“办事之才尚属可用”的份上，于同年七月十七日，命隆科多往阿拉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
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隆科多向雍正回奏了阿拉善之行的工作情况，他建议在宁夏贺兰山插汉拖辉(今宁夏平原北部)至石嘴子(今石嘴山市)等处可以修造渠坝，进行耕种。甘肃巡抚石文焯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有些细节上他们的陈述“情形互异”。由于事关久远，雍正于是命岳钟琪对甘肃境内适于屯耕的地方进行一个全面调查。岳钟琪与大理寺卿通智等人一起，遵照雍正的吩咐，先后到布隆吉尔和插汉拖辉等地进行了实地查勘。
宁夏贺兰山下插汉拖辉至石嘴子一线，东至黄河，西达西河，东西方向宽处约四五十里，窄处约二三十里，南北长约一百多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坦旷野，土地肥润，适合农作物生长。而且此地地气温和，适宜引水灌溉。插汉拖辉在汉唐时叫做灵州，从那时开始朝廷就开始在此广置屯田。元朝至元年间，曾设置过屯田万户所。到了明朝，蒙古人全部迁至河套以西，但还是经常侵犯内地，葫芦河以东地区居民无法从事正常耕种，遂被废弃。西河与六羊河就是两条汉唐时期开挖的主渠道，大沟、黑龙口、倒流河、新河、黄泥河、董家河等都是过去引水和分水的支渠。由于遗弃年久，都被沙泥淤塞，但形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在此修造渠坝，筑堤建闸，两岸可以耕种的地亩足有万顷之巨。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初四，经议覆后，雍正同意了岳钟琪的条奏。他认为插汉拖辉之事“甚属紧要”，下令让通智留在插汉拖辉负责屯耕修水事务，同时，又派曾在宁夏为官多年的户部右侍郎单畴书也前往插汉拖辉协助通智工作。岳钟琪建议在插汉拖辉“适中之地”，建一座新城，以便朝廷就地管理和保障军民生活。雍正为新设之县取名“新渠”。为了加强该地区的管理，岳钟琪未雨绸缪，还对李纲堡(今宁夏贺兰县立岗镇)、石嘴子、平罗、中卫边口等地的兵力部署做了适度调整。根据他的建议，由通智于当年七月开始督工修渠。两条渠的进水口选在宁朔县叶升部(今青铜峡市叶盛乡)，工程历时三年，于雍正七年(1729年)七月告竣，雍正为两条渠赐名“惠农渠”、“昌润渠”，惠农渠“全长三百里，渠口宽十三丈，渠尾宽四至五丈，渠深一至二丈，或五至六丈不等”。昌润渠“长一百一十余里”。新渠的建成为大规模开发宁夏北部地区提供了有力保障。
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朝廷根据工部和岳钟琪的议定，批准了工程侍郎通智与单畴书的折奏，在平罗省嵬营左近又添立一县，取名“宝丰”。并添设水利通判，专司渠务。将原来与鄂尔多斯的交易地移至石嘴子墩台。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促进宁夏地方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清朝在边疆及接近边疆一线实现屯田养兵提供了模板。
为了确证已由凉庄道道员升任山西按察使的蒋泂有关“凉庄甘肃沿途内外喜丰堡等处地亩膏腴，请于屯田筑城堡”的可靠性，根据雍正谕旨，岳钟琪与钦差通智一起赴瓜州和沙州等地视察，并檄饬凉庄道道员陆赐书、署西宁道道员冯敬玉分别对喜丰堡以及大通川(今青海省大通县)等地详加查勘。经过实地细致调查，最终发现待查的十六块地方中，只有喜丰堡、挞喇都、干沟、柳林湖、先迷寺、大小金沙沟、六坝以及罕东卫等地可供开垦。大通川、大草滩、马营沟、北烟墩以及昌宁湖等地只适于放牧，不适于垦种。至于黄城堡、元墩子等地虽地亩较广，但严重缺水，也不适合耕种。随后，岳钟琪据实上奏，雍正非常满意，夸赞岳钟琪“所奏凉、甘、肃沿边内外各地亩情形，逐条剖析甚明。”并毫不掩饰地称扬道：“卿乃上天、圣祖特畀佐朕以襄治理者也！”
后来，岳钟琪又将驻守安西镇的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派往沙州屯田驻守,其余三千士兵移到布隆基尔以西、沙州以东的地方屯田驻守,两支部队互为策应。在开垦屯田的同时，他还积极帮助解决民间水利纠纷。肃州丰乐河与高台黑水河“山脉融贯”，每到春夏用水季节，两地百姓经常发生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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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各自偏向自己的属民，“偏徇不结”。岳钟琪奏请朝廷将肃州改为直隶州，并将高台县由甘州划归肃州，从而圆满化解了这一纠纷。
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以人口密集，物产富庶著称。“关中之地，平原土厚”，虽然有秦朝的郑国渠、汉朝的白渠、三国时魏国的成国渠等许多河渠，由于杜塞严重，废弃已久。还有些河流因河道较低，岸高难引，因此，水的问题一直困扰和制约着三秦大地的农业发展。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岳钟琪疏请在西安府、凤翔府兴建水利工程，得到了雍正的肯定和支持，他高兴地批示道：“现今天下承平无事，钱粮亦颇充裕，农田水利正我君臣亟应讲求之时也！”岳钟琪在实施西、凤二府水利工程的过程中，为了解决泾阳(今陕西省泾阳县)、醴泉(今陕西省礼泉县)、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高陵等地的灌溉问题，他又于雍正五年(1727年)加大“动帑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不仅修建了泾河、渭河、泔河、清峪河、浊峪河等河流的引水工程，派人掏挖疏通了年久淤积的郑国渠、白渠、成国渠以及龙洞河等河渠，还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筑坝聚水或者开凿水井，有效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难题。
七、摊丁入亩
在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实行的税制主要有西周时的井田制，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推行的均田制，唐朝早期的租庸调制及中期以后实行的两税法，宋朝的方田均税法，明代中期以后的一条鞭法，以及清朝雍正时期以后实行的“摊丁入亩”等。税赋事关国家经济政治两大命脉，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历来为统治者高度关注。清朝入主中原后，继续沿用明朝的一条鞭法。从顺治朝开始，大清统治者为长治久安计，思想上已经树立起了轻徭薄赋的思想，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诏：“以五十年(1711年)在册丁数为常额，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征收钱粮。”
但是，从清朝入关之初，皇室、贵族和大小官吏疯狂圈占汉人土地，土地兼并一发不可收拾，由此催生了大批无地之人。为了躲避丁役，人们纷纷逃往他乡，这又引起了丁役负担的不均。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严重危及“以田为经，以丁为维”的赋税征收，国家的财政受到威胁。由于“丁额无定，丁银难收”，造成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后到雍正前期许多省份大量亏空的发生。同时，丁役负担的日益沉重激化了阶级矛盾，平民围攻城府的事件时有发生，大清的统治经受着考验，期待智慧的指引。
在清朝最早以奏折向皇帝提出摊丁入亩政策的是山东巡抚黄炳。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他奏请将丁税摊入地亩，雍正皇帝批评他“冒昧渎陈”。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就此事再次呈奏。雍正将他的奏章交户部和九卿分别议覆。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就两个字：同意。雍正二年(1724年)，李维钧奏请将“直隶丁银请摊入田粮”，京畿之地做出了表率。随后，云南巡抚杨名时、山东巡抚陈世倌、大理寺卿莽鹄立、河南巡抚田文镜、署江西巡抚迈柱、署两江总督范时绎以及川陕总督岳钟琪等人也先后提出了摊丁入亩的主张，均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行，对强化清朝的统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出和响应这一举措的各位大清高官都是当时堪称中流砥柱的杰出人物。
作为川陕重地的总督，岳钟琪非常善于体察民情，他发现摊丁抽税的做法存在着很大弊端：不仅加重了民间的税赋徭役，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田、工商市业的积极性。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岳钟琪奏请定陕西延安府十七州县丁银“以二钱为率，岁减旧额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两”。同年十二月初五，经户部议覆后，雍正同意了岳钟琪关于“陕甘两属应征丁银，请摊于地亩征收，以雍正五年为始，著为定例”的疏言。同时，对那些以卫改县或者陆续开垦以及四川实行的“以粮载丁”“以人载丁”等做法，也一律按其额赋全部摊入地亩。雍正六年(1727年)十月初二，朝廷根据岳钟琪的建议，对“粮轻而丁多”的甘肃河东丁银摊入“粮重而丁少”的河西的不公平做法进行了修正，改为河东“丁随粮办”，河西则“粮照丁摊”，使摊丁入亩政策更加合理可行。
虽然摊丁入亩制度与其他封建制度一样，其本身存在着许多局限，但是就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摊丁入亩的实行，特别是丁徭的废除，促进了人口的增殖，农民的赋役基本上实现了相对公平的担负，切实强化了以农业为主体的清朝政府的统治，为乾隆盛世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八、兴建社仓
康熙末年以来，各地水旱灾害频仍，尤以山东、河南、湖南、广东、陕西等地为重，受灾的百姓有许多选择了逃往他乡。面对连年的灾害，从紫禁城到各省府州县，大清统治阶层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加以应对。其中，有一种方法在后来的赈灾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在全国予以推广，这就是兴建社仓。
社仓不同于官仓，它是民办粮仓的一种，由南宋大理学家朱熹首创。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建宁府(今福建省建瓯市)发生了大饥荒。当时身在崇安县(今福建省武夷山市)的朱熹，会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仓米六百石赈贷饥民。此后，在朱熹的倡导下建立了社仓，至淳熙八年(1181年)已积有社仓米三千一百石。朱熹以《社仓事目》上奏，受到孝宗褒奖，朱熹也因此被仓储行业奉为鼻祖，因朱熹号紫阳，所以又被称为“紫阳仓祖”。
社仓在清朝最早出现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但由于官方的干预，使社仓的建设和管理偏离了民办的初衷，一些地方混同甚至演变成了官仓，以致雍正刚登基时，在给云南巡抚杨名时的谕旨中也认为社仓存在“讳盗诬良之弊”。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雍正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以及湖南巡抚魏廷珍等人时，对国家设立的常平诸仓不能救民于及时表示不满，并敏锐指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则莫便于社仓”。为安民起见，他提出了大规模建设社仓的动议，并让各级官员劝导“各邑士民中有急公尚义之心者”自主建设。同时，严令“一切条约，有司毋得干预”。即使将来有了成效，“该督抚亦止(只)可具折奏闻，不宜造册题报”，以期杜绝“使社仓顿成官仓，贻后日官民之累”。
谕旨颁发后，有的官吏依然踟蹰观望；有的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建个社仓装装门脸；还有的以建设社仓为名，侵吞米谷，中饱私囊。在各省中，以岳钟琪在陕西建设社仓最为实心，也最为成功，得到了雍正的肯定和赞誉。雍正三年(1726年)十二月十五日，岳钟琪上书雍正，请求将陕西每年加收的火耗银和养廉银八万多两发给州县，令其就地购粮存入社仓。如此而行，三年后每县“均可储粮六七千石，可使荒歉无虞”。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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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再劝谕“有力之家，每顷田积粮两石，每州县以千顷计，可积粮两千石，歉收之年用于平籴。二法并行，荒歉可以无患”。他的主张深合雍正之意，允准执行。
后来，岳钟琪借雍正改革耗羡银之机，奏请于“雍正四、五两年耗羡银内拨发各州县十四万五千八百余两采买谷麦，每社一千石，盖仓收贮以资借放”。经过几年的发展，到雍正七、八年的时候，陕西与其他省相比，社仓建设不仅规模大，而且分布广，每个州县都设有社仓，而且每处社仓都有一定的储量，多的几近二千石，少的也有四五百石。据记载:到十九年后的乾隆十年(1745年)时，陕西社仓储量“本息已达京斗谷万余石”。
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二十六日，按照岳钟琪的疏奏，雍正“特颁谕旨”，由署理川陕总督事务的查郎阿和巡抚武格“刊石颁布”。同时，雍正又让岳钟琪拟社仓条约。在进兵准噶尔途中，岳钟琪奉命拟定了《社仓条约十六事》，对社仓的建设、管理等事务阐述颇为详细。全文如下：
一、按粮分仓，按村分社，凡一州县中，譬如有谷五千石，便分作五仓。譬如有村六百堡，亦分作五社，是以一千石谷为一仓，以相近之一百二十村堡为一社也。若有谷六千石，有村五百堡，便分作六社设仓六处便当，以相近之八十余村堡为一社矣。应令各州县官照依条约，将境内村堡各就方向道里相近者均匀分拨，立社之后，地方官赴司请领建仓银两，单骑亲往各乡各社料理相度。每到一社，传齐本社各村堡之民年五六十以上者，齐集本社适中最大之村堡内，公同相度建仓地面。令本社各村堡老民就于建仓堡内，公举诚实良善素无多事之人充当仓正仓副。官吏敬宣圣主天心，以应免之火耗代民买谷造仓，实系百姓自己备荒之物，与官仓无涉。面谕明白官，即自遣确人以银，盖仓务照后开式单盖造，不得科派乡民，不得累及仓正仓副。盖造社仓式样：仓基约宽五丈，深一丈三尺，其仓房不论高矮，不计间数，只要仓内可堆两千京石。梁柱围圆约在一尺三寸以外，一尺五寸以内，仓底板片约厚一寸四五分。以上俱照裁尺。仓底之板须衬垫，离地二三尺，使其透风。仓顶每间开一气帽，另加椽瓦如帽覆之。
二、借放收息每岁必有增添，所以按一千京石分社而必照两千京石盖仓，俟将来有积至两千京石者,即当分为两社。如原系八十四村为一社者，即分出四十二村另立一社，亦于适中凑裹之处另立社仓，分谷一半贮之，再令公举仓正仓副司之。其盖仓之费即用息谷，其看守各事亦如条约行之。
三、社仓之粮原系民力，故专交百姓自司出纳，不许官员管理。每年春借秋还，加二收息。若秋收只在五分内外，则但照本还仓；若并不及五分，则俟来年照收成分数酌量还仓。凡绅缙并现年乡约保长及衙门人等不许经管亦不许借。
四、每年春借，将仓粮只动一半，仍留一半存仓，以防秋歉。万一秋稼不收，许本社各村堡年老人民，各自查本村本堡中实在穷饿人户、大小人口，开明一单，到社仓内同仓正仓副查明存仓粮食现贮若干，照户计口均摊借放。若秋禾虽遇水旱，仍有二三分收成，穷民但可支持，则存仓一半之粮仍必留在来春借放更为得济。切不可止顾目前，借支太急，以致来年青黄不接时转无救应也。至于前项借给之户，必系实在乏食穷民。若家有糗粮或有资本生理者亦来混借，被穷民告官，加倍归谷还仓。如有绅缙、衙役、光棍，恃强带领不应借之人到仓混借者，许本社穷民告官。将绅缙并上司衙役立刻详革。一面将绅缙、衙、棍人等锁拿收禁，照强借之数于各缙绅名下加十倍追谷还仓。仍定三日一限严加责比。其凡遇歉年，借放穷民之谷总俟丰收后照本还仓。实不能还者听。(作者注：似有缺文)
五、每年春借之时，必系本社中素有营业、实在缺粮者方许借去。仍需一有营业之人作保，就在傅内写其名字。倘秋收不还，着保人催讨。如游手好闲无所营业者，春天俱不准借。
六、秋收还仓谷子务要干圆洁净，若湿恶不实，退还另换，仍须加倍罚谷。仓正仓副误为代收者，即着代为赔补。其春借之家有至立冬后不还者，着落保人连催三次，其仓正仓副各催一次。仍恃顽不理者，然后开写姓名，禀官惩治，倍罚还仓。
七、仓正仓副管社仓之事，若不给以养廉，岂可责其尽心竭力，意在息谷内每年每人给十二京石供其饭米，庶有责成不致推诿。
八、仓正仓副谨守筦籥，每年春借秋还，登记簿日出入俱用印烙，京斗收放一槊半两，不得低出高进以致众人不服。
九、社仓民间管理，虽不许地方官经手，但无查考之法，恐仓正仓副收放不公，或百姓借出不还，又还时杂掺灰土等弊，同乡共井碍于情面，隐忍姑容易至废弛。今定每年着官查核一次，凡冬至后，有司到仓唤同本社年老人民查看本仓原有粮石，若干于本年春借秋还并利息若干，除鼠耗外，现该若干。查看仓廒是否坚固，粮石是否干洁，即以粮仓步算打鉴验底之法，验算存粮谷石是否如数充足，然后给仓正仓副每人饭谷十二石。再将修补仓廒用过若干亦取息谷给还，如仓正仓副收放不公，众老民共同具禀，然后议罚更换。如因仓正仓副秉公持正取怨于人，遂有一二挟愁妄禀，非众老人公言者，即将妄禀之人惩治倍罚，一年之内惟冬至后官至社仓一次，勿令官就百姓，不许令百姓就官。除仓正仓副擅自用仓粮，或贼盗亦被本社百姓告发，许地方官差拘讯究外，至于平时不许官员票唤仓正仓副，而仓正仓副亦不许到衙门伺候点卯。
十、仓正仓副出入公平众人输服，修仓勤而贮粮谨者，应分别犒赏以便鼓励。凡经管一年公慎得法者，除给饭谷十二石，额外再赏息谷一京石代花红；经管二年如此者，额外商三京石代羊酒；经管三年如此者，额外商五京石代旗匾。其家道殷实愿得旗匾光耀门闾者，即以此五石之谷令地方官置匾给之。愿得禾者仍听到。五年经管如一者，着地方官详报督抚两院，咨部给予九品顶戴。五年之后，愿管者仍着管理。如年迈有疾不能料理者，即于地方官查仓时，众老民公举一人当众交待，但正副二人不许同时更换。如五年之内有老病事故者，亦俟官员查仓时，百姓公举另换。如仓正仓副有瞻徇情面，滥借于不应借之人，或滥收湿恶不实之谷，或仓廒不修以致禾有霉烂短少，将仓正仓副革退，并将未还之谷及霉烂短少之数于革退之仓正仓副名下追补还仓。
十一、官员查仓惟荒年不必等候冬至，只在九月霜降前后应到各处查看，传齐各本社老民共同查明实在穷饿户口与贮仓粮数，计户口均分付与。仓正仓副开仓赈贷，官员不必经手。如借放不公，或迟延勒掯被穷民喊告者，仓正仓副照前条处罚。
十二、地方有司不许因公借动社仓谷石。如该管有司佐杂向仓正仓副借动颗粒者，便不论绅缙百姓俱许赴该管之道府、直隶州衙门告状，将借谷之劣员揭参问罪，加十倍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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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直隶州道府藉口平日不许干预社仓之事，并百姓因社仓告官亦推脱不管，或不准词状，或不行揭报，一经督抚访闻，或百姓与督府衙门告发，将道府、直隶州一并参革分赔。
十三、官员或每年冬天竟不到社仓，或遇荒年竟不到社查缝民或查仓时，要仓正仓副供应，或书办衙役跟官进仓需索酒食钱米，许百姓赴上司衙门告状，官则参处，役则重惩斥革，仍十倍追还仓正仓副。
十四、管理收放责成仓正仓副，至于进出盘量，看守巡查必须同社之人公议，轮流值日，庶免侵偷等弊。如有恶棍偷盗仓粮，仓正仓副立刻禀官，重责枷号，加倍追还，俟完日放枷，再照偷盗之律计贼科罪。
十五、每丰年同社殷实富户，但肯捐谷添入社仓，俱于官员到社查仓时，给予捐助数目印票，不拘三年五年，但聚捐至五十京石者，地方官详明督抚，咨部请给九品顶戴，以示鼓励。若于歉年有能捐谷添入社仓借放者，一石准作丰年三石。
十六、官员每年冬月查仓，先令吏书将条约当众朗读一遍，以便照式稽查。其条约木榜朽坏者，亦动息谷修整刊补完整。
《条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社仓建设和管理做出了很细致的规定。雍正让怡亲王等议行，并“著户部抄录，交与该督抚分发各州县刊刻木榜，于各乡社仓竖立，以为永久程式”。与此同时，雍正还颁发了一道严旨：“倘地方官有于社仓谷石创议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称原系公项欲为公事侵挪之地者，俱以扰挠国政、贻误民生论，从重治罪。”由岳钟琪兴建社仓之举，我们可以看出，身为总督的他与那些窃居要职、蝇营狗苟之辈相比，竟有着何等的为国为民情怀。
九、整顿兵防
满洲兵是大清武备柱石，历任皇帝对这个特殊群体格外重视，且娇宠有加。多年来，由于西部战事频仍，移驻西安的满洲兵人数与日俱增，而且生齿日繁，“其闲散之人养廉无藉”，又不务农事，以致生活都成了问题。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雍正让岳钟琪与延信、图里琛商议解决之法。三人会商的结果是，一致认为皇上关于从“西安八旗余丁内择其人才壮健者”移驻潼关的动议是一个“一举两得、尽善尽美之良法”，既解决了满洲兵的生计，又增强了陕西驻防兵力。大家举双手赞成。随后，从满洲兵内挑选马兵四百名，步兵六百名，按绿旗士兵之例拨给钱粮以及四百支鸟枪、二十位子母炮，派往“咽喉要隘”潼关驻扎。为此，朝廷还在潼关城西门外建筑了营房，并设城守尉一员，章京八员，骁骑校一员，领催四名负责管理和操练部队。为配合军队驻防，朝廷先改潼关抚民同知为理事同知，后经岳钟琪奏请，改潼关卫为潼关县，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并复设教谕、训导各一员，负责地方政事。
正如康熙帝所说：“天下劲旅多出陕甘。”岳钟琪出任总督后不久，即赴宁夏等地军营查察营务、检阅士卒。他发现，因这些年战事影响，陕西、甘肃靠近后方的军营，因原驻地官员几乎都带兵驻扎西宁、甘州、肃州等地，以致军营武备废弛，士卒懈怠。于是，他下决心整顿辖区营务。经过一年多努力，各营盘面貌彻底转变。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为了加强对浙江绿旗兵的操训，雍正谕兵部：“浙江绿旗兵丁懦弱，骑射生疏，营伍不整。山陕兵丁，人材壮健，弓马娴熟者颇多。将陕西各标营兵丁内拣选一百名移驻浙江，分拨各标教习训练。俾浙省兵丁亦知鼓励，于行伍大有裨益。其拨往兵丁内，有人材可用，骑射娴熟，能约束教习者，即行拔补千、把总。”很快，朝廷便从甘肃、固原二提标各选二十名，从肃州、凉州、宁夏、西宁、延绥、兴汉镇标各选十名，共一百名“汉仗弓马俱好”士卒，作为中坚力量派往浙江协助操演兵马。
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西藏形势再度紧张。为了加强西宁一带的军事部署，朝廷根据岳钟琪建议，裁撤了离边防线较远的肃州镇永固营、凉州镇永昌营以及宁夏镇标后营等军营马步兵一千五百六十名。将裁撤员额全部划归大通川、白塔川以及测尔兔(今青海省祁连县)三个新的驻军点，使西宁一线马步兵丁增加了三千六百名。岳钟琪按照马步各半或马四、步六之例，分别为大通镇配备马兵、步兵各一千名；测尔兔配备马兵三百二十名，步兵四百八十名；白塔川配备马兵二百四十名，步兵五百六十名。还为各新驻地添设了参将、游击、守备、千总等武官。至于具体人选，雍正将决策权完全交给岳钟琪，由他在陕西武官内随便挑选。
强化松潘镇战略位置，对巩固大清西南防御链条，构建川甘军事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局势的变化，岳钟琪与四川提督黄廷桂会同松潘镇总兵官张元佐对潘州营汛做了调整。一是将两河口驻军转移至距黄胜关和潘州适中的达建寺。二是将漳腊营守备移驻黄胜关，从分防流沙关、东胜关等处的士兵中调拨一百五十名增补漳腊营，使其汛兵达到两百名。三是将小河营游击移驻南坪，使南坪营驻兵达到四百五十名。四是将漳腊营所辖的包坐五寨等处划归潘州管辖，流沙关等处划归松潘镇中营管辖，雄溪红花堡等处划归松潘镇右营管辖。如此一来，就可以实现“军势联络，约束蛮番，以资控制”的目的。
雍正六年(1728年)秋，岳钟琪派四川提督黄廷桂率兵平定四川雷波土司杨明义与米贴陆氏叛乱。为了确保出征新疆期间，稳定西南局势，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岳钟琪咨文黄廷桂派令叙马营游击带领千、把总五员，率永宁、夔州兵五百名驻扎雷波；派忠州营守备带领千、把总三员，率重庆兵三百名驻扎黄螂防守。同时，为保障达赖喇嘛新驻地噶达的安全，岳钟琪经奏请朝廷同意，从化林协一千名兵丁中抽调二百名，由化林守备带领移驻打箭炉；抽调五百名由化林副将带领移驻噶达；在噶达之外的雅砻江上下两渡各设千总一员，带兵一百名分驻，在中渡设守备一员，带兵二百名防守；在噶达之西的吹音堡设千总一员，带兵一百名驻防。此外，他又从河州协划拨两路人马归西宁镇统辖，一路由游击率八百官兵前往西宁口外那拉萨拉驻扎；另一路由把总率士兵八十名前往保安堡，由当地守备统一指挥。
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为建设川陕战略通道，岳钟琪派人将汉唐时的粮运大道——子午谷进行了大规模修整，将已经废弃的道路夷为坦途，使西安至汉江的路程由上千里缩短到五百余里，交通变得十分便捷。由于此地向来盗匪出没，因而加强军队驻防，保障道路畅通就显得十分必要。岳钟琪在秦岭之南的五郎关设守备一员，千总二员，驻兵二百五十名。在秦岭之北的关神里从五郎关所设营内拨千总一员，兵五十名分驻其地。在黑水谷柳叶河添设把总一员，驻兵五十名。将凤翔城守营驻兵迁至眉县，“专防斜谷，兼防桃川、虢川等处”。又在虢川添设巡检一员，千总一员，兵一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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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军事措施的同时，岳钟琪还通过行政手段，本着合理、就近的原则，调整了陕西延安府榆林、靖边、神木三厅及其所辖沿边三十堡，甘肃巩昌府秦、阶二州，四川夔州府达州，四川重庆府雅、泸二州，贵州威宁府永宁县，四川巴塘所属的阿墩子、奔杂拉、祁宗、喇普维西等处的隶属关系，使朝廷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得到了加强。
十、夔州税银案
清朝时，夔州府称之为“夔州”或“夔府”，治地在奉节县(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由于其位于长江上游瞿塘峡口，素有“据荆楚上游，控巴蜀东门”之誉，是历来兵家必争的川东军事重镇，也是出入四川的交通枢纽。从汉代以来客货商船往来繁忙，一直为蜀东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这里至今流传着神鱼溯江而上，送屈原尸体回故乡秭归的凄美故事，秦汉时的“鱼复县”之名即由此而来。三国时，刘备托孤的白帝城也在此地。可清朝雍正年间发生的一起税银案却令夔州蒙受了巨大的羞辱。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初，四川巡抚蔡珽将马湖知府程如丝调至水路通衢夔州任知府。夔州府最大的财源不是过往的商船，而是云阳等县出产的井盐。这里因山多田少，当地百姓便以偷开私井熬盐为生。早期云阳等县的盐只销往本地及附近各县，而与夔州府紧邻的湖北归州及巴东兴县按照朝廷的规定过去只能销售淮盐，但随着运价成本的提高，安徽盐商只将盐销至武汉，不再逆流而上销往归州及兴县。由于此地距夔州府云阳等产盐县不远，而且价格低贱，一些盐商见有利可图，便以米船夹带私盐销往归州及兴县牟利。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云阳等县的盐业生产和运输由商人经营的惯例。
程如丝到任后将仅有的两眼官营盐井以及民间私营盐井统统封禁达四个月之久，并另行委任云阳县典史吴应祖及奉节县典史谢槐林等官员办理盐务，将原来每年的配销额由五千二百八十八包计二十六万四千四百斤提高到十二万包计六百万斤，并下令将商贩私盐全部压价收买四万余包。但许多商贩不愿以低价出售给官方，便偷运出关到湖广等地销售。程如丝即让家人裴二率领巡捕文质然、雷正位以及猎户枪手周天应、陈开先等人在云阳县下关城设卡昼夜巡查，不准众商船过关。
商船不忍长期被困，群情激愤，即开船闯关。裴二带领快捕、乡勇、猎户及汛兵“鸟枪弓矢竞发”，打死私商和水手二三十人，抢走了五艘商船，其余商船沿江心激流漂摇，结果倾覆淹没，船上的人员落入水中溺亡，尸身顺流而下，其状甚惨。
惨案发生后，程如丝自知罪孽深重，立刻派家丁崔升、裴二等人到重庆购米在夔州知府衙门前平价粜出，借以收买人心。但是他非常清楚这只是掩耳盗铃之举，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于是，抓紧四出行贿，打通关节，寻找保护伞。他以送三峡水为名，将六万六千两白银及九百两黄金装入数十个坛子，送给蔡珽请求压灭此事。同时，又将布政使佛喜也拉下水，帮他在雍正面前说自己的好话。
但是，令他最惧怕的不是年羹尧而是岳钟琪，因为岳钟琪向来以公正清廉为四川官吏所称服。他的这点事迟早会被岳钟琪所察觉参劾，所以，在蔡珽、佛喜等人的唆使下，索性来个恶人先告状，他以四川提督马会伯系岳钟琪妹夫马纪师的亲叔叔，川北总兵官马纪勋系马纪师的弟弟，以及建昌镇总兵官赵儒系岳升龙长随等理由，先入为主参奏岳钟琪任人唯亲，企图搅乱局势，混淆视听。
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尧将这一路人皆知，只有皇帝不知道的案件以及蔡珽受贿一事向雍正作了奏报，雍正让年羹尧立即拿问程如丝。年羹尧先派重庆知府周天佑前去摘程如丝的知府大印，蔡珽一听大事不好，程如丝要是出事，自己必然受到牵连。他赶快派人星夜将此消息秘密告知程如丝，让他做好应对准备。这程如丝也非等闲人物，他让自己的幕客绍兴师爷胡国遴以及家丁崔升、裴二暗中指使衙役雷天培、王国良等人冒充买米百姓，在周天佑到达知府衙门时，一拥而上“哄闹喧嚣”，硬生生阻止了周天佑的摘印行动。“程如丝被罢官而百姓阻拦”的消息不胫而走，道路相传，致使真伪混淆，是非莫分。传来传去程如丝最后竟然被传成了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了。
蔡珽随后向雍正汇报了护印事件，在奏折中他编造了程如丝买米平粜，为民办事的谎言，并向雍正推荐“好官”程如丝，同时诬告年羹尧意欲构陷程如丝，雍正信以为真，传旨召见程如丝。雍正见他“聪明超卓，少年勇敢”而异常器重，提拔为四川按察使，官居三品。
雍正二年(1724年)，蔡珽因逼死蒋兴仁而谎称是病死，年羹尧据实报告了真相。在雍正的追问下蔡珽如实供述，被判处斩监候。但很快由于年羹尧失势，程如丝顺势而上，大举反攻倒算，不仅为蔡珽成功“昭雪”，而且以推倒年羹尧之功被任命为左督御史、正白旗汉军督统，很快由三品官一路升迁为一品大员。程如丝、蔡珽的不法行为因年羹尧事件而被掩盖了起来。
岳钟琪担任川陕总督后，在路经保定府时，已升任直隶总督的蔡珽阳奉阴违，在盛情款待岳钟琪的过程中，明知岳钟琪与怡亲王、傅鼐等人颇有交情，却借题发挥，埋怨怡亲王斥责他有失妥当，户部应对他的亏空负责，等等，并提醒岳钟琪要提防怡亲王。事后，他又散布流言蜚语，恶语中伤岳钟琪。耳闻此事，雍正责成傅鼐咨审了常州营守备董继舒等人。得知实情后，他对蔡珽的人品产生了怀疑。蔡珽唬唬下属还行，对上司，尤其是皇上他就没有那样的胆量和魄力了。在雍正的严厉责问下，蔡珽终究没有撑住，再次如实招供。后来，雍正通过奏折批示，宽慰了岳钟琪一番：“近日，蔡珽被朕看破，不料是一言过其实、襟怀肤浅、粗率孟浪、毫无识见、庸常人也！前此语卿时，朕原不深许其为人，但未经看破，伊之荒唐至于此极耳！偶尔言及，语卿知之。”雍正连用一串贬义词评价蔡珽，可见其厌恶之深。
雍正四年(1726年)的一天，在翻阅从年羹尧府内查抄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时，雍正看到了有关程如丝在夔州贩卖私盐、毙伤人命以及贿赂蔡珽的记录，顿时火冒三丈，他让岳钟琪暗中查访此事。得知岳钟琪到夔州实地调查税收，程如丝与现任知府乔铎慌了手脚，立即串通布政使佛喜、巡抚法敏等人向户部官员行贿，让户部认可他们每年只收税银两万两的事实。岳钟琪与提督马会伯经过三个月的实地调查，查证“夔州税收仅八十天就达两万多两”，并估算夔州一年的税收至少应在五六万两以上。
在岳钟琪调查的实据面前，他们的阴谋很快败露，岳钟琪将程如丝、乔铎等人弄虚作假的事情一并予以参劾。雍正命令刑部侍郎黄炳审理此案，并让湖北巡抚宪德在荆楚一带商贩中搜集调取证据。刑部侍郎黄炳赴四川与岳钟琪、马会伯一起会审程如丝。 (41)
作者: admin 时间: 2015-1-26 09:15
雍正还责令蔡珽与西安巡抚石文焯二人旁听，这其中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杀鸡儆猴那样浅显了。
程如丝如实交代了两年时间收取税银十万两，只向朝廷解送四万两，以及向蔡珽、佛喜、法敏等人行贿的事实。佛喜于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十六日，由刑部侍郎黄炳题奏斩立决，法敏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撤职，并交刑部等九卿查办。七月二十九日，蔡珽以十八条罪状，程如丝以欺罔贪婪之罪分别被判处斩立决。后来，雍正将蔡珽从宽发落改为斩监候，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登基后被赦免。而程如丝不仅自己作奸犯科，还是许多重要人物的污点证人，自然不会有好下场，于是，他在监狱中选择了自缢身亡，结束了政治暴发户的罪恶人生。石文焯也因企图替程如丝开脱而落罪受罚。
从夔州税银案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场是何等贪婪、腐败和险恶。岳钟琪因向来不与官吏结党营私，而越来越被满族贵族和一些投机钻营之辈视为异类，日益受到他们的诬陷和攻击。这些人犹如非洲草原上成群结伙的豺狗，一直窥视着猎物的一举一动，一旦有可乘之机，他们便会群起攻之，置之死地而后快。对身居要津的汉人总督岳钟琪而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高处不胜寒”，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二十二日，不堪承受多年征战留下的病痛之苦和横遭猜忌暗算的岳钟琪鼓起勇气向雍正提出辞去川陕总督，改任甘肃提督一职的想法。可是，雍正不仅没有允准岳钟琪的辞呈，而且还派曾参与纂修《医宗金鉴》的御医刘裕铎于六月二十七日前往西安为岳钟琪诊病疗伤。尽管有皇帝撑腰，但那些躲在阴暗中的潜在威胁还是让他防不胜防。
十一、造反流言
明末清初，因战乱致使四川人口锐减，南方更省流离失所之人陆续涌入四川。从雍正三年(1726年)以来，大批湖广一带的灾民相继逃荒进入天府之国四川。为了“杜流移之患”，使这支数万户的大军不至于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岳钟琪会同巡抚宪德设法安插，让他们开垦荒地，并以耗羡备用银两为他们购置牛具籽种，生活逐渐稳定下来。由于这些人员来自多个省份，成分十分复杂，而且居住分散，咨查造册工作无法及时跟进，为了争夺土地，民间纠纷愈演愈烈。失地流民不务正业，有的好吃懒做，无事生非，有的甚至组成会道帮派，结伙横行一方，这些人逐渐成了祸害四川的一大隐患。制造岳钟琪造反流言的事件就是这一问题的现实体现。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十七日午时刚过，四川成都府大街上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摇摇晃晃往前走，看起来有些疯癫。他双手拿着石头，边走边回头追打尾随其后狂吠的狗仔，而且口中嚷嚷道：“岳公爷率川陕兵丁造反了，四个城门都开有黑店，杀人无数吆……”谣言如晴天霹雳，迅速传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一时间真假莫辨，人心惶恐。巡街兵丁迅速将此事禀报新任四川提督黄廷桂。按照大清律疯病之人要予以拘禁，更何况他还指称总督谋反，问题就显得异常严重。黄廷桂闻报非常紧张，他命令将此人即刻拿获，送提督衙门审讯。
据此人供称，他是重庆府长寿县人，姓卢名宗汉。从他口中只得到这一点有价值的线索，其余情况一概不知。为了尽快查明原委，黄廷桂不厌其烦细细追问。这老头忽而说自己的田土被人侵占太冤枉了，忽而说要找总督大人告状，忽而又说浑身病痛难忍，言辞颠倒恍惚，似疯似癫，一时难以判断真伪。黄廷桂立刻派人寻找其家人，几经周折才将其子卢士相、侄女婿于宾侯以及在同一家旅店住宿的贺敏公等人传唤到案。经过询问，这才真相大白。
原来这卢宗汉确系长寿县人，是多年前由湖广黄州府麻阳县逃荒而来的。五年前他将自己的田地卖给同县人任再为，后来，他想赎回自己的田地，但任再为不答应，并说“不管你告到哪里我都不怕你”。卢宗汉一气之下，从正月出门走上告状之路。他先告到了重庆府川东道衙门，在这里不仅没有准他的状，还让他受了十五大板皮肉之苦。这下他更咽不下去这口气了，三月份，他来到成都府，先后在巡抚衙门和布政司衙门都投了状纸，但由于是农忙季节，衙门都停讼了，没有受理他的诉状，他就想再到总督衙门去告状。就在此时，卢宗汉陡发疯症，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发起病来自言自语，尽说些胡话。同住一室的贺敏公劝他赶快回家去，可他执意不肯走。在成都府做卖酒生意的侄女婿于宾侯也劝他，他还是听不进去。于是，于宾侯便捎信给卢宗汉的儿子卢士相来领人，还没等卢士相到成都，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六月二十一日，黄廷桂将卢宗汉交成都县知县王绍文看押。因事关重大，不敢隐匿，他赶紧据实缮写奏折，派自己的提标千总段起贤直接驰送京城。
就在同时，正在成都处理云贵川边界事宜的岳钟琪也得到了报告。六月十九日，岳钟琪将此事率先明奏雍正，语气庄重自然，显得非常平和。因为对他而言，说他造反的人何止今天的一个卢宗汉，潜藏在身边想陷害他的大有人在。他不想为自己辩白，只是希望皇上能够明察此事，还自己一个清白。同时，岳钟琪对雍正擢拔儿子岳浚为山东布政使一事表达了由衷的感激。
接到奏折后，雍正先是一惊，随后，他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朱批道：“可发一大笑。”但很快，雍正还是决定要彻查此事，看看到底是卢宗汉“本人自出此言含沙射影”，还是“别有指使之人猜忌报复”。因为自从岳钟琪总督川陕以来，在雍正面前议论、诽谤岳钟琪的人不在少数，“不但谤书一箧而已”。甚至有人说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人，“意欲修宋金之报复”。雍正没有被这些言语所左右，表现出了一位最高统治者应有的领导自信，这对于性格多变的雍正而言确实很难得。为了安慰岳钟琪，雍正在朝内大臣面前称赞岳钟琪“懋著功勋”，是自己信得过的忠臣，所以才会“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他甚至断言这件事“或蔡珽、程如丝辈怀挟私怨，暗中指使”所为。他将此事定为诬谤国家大臣重案，交由刑部侍郎黄炳与四川提督黄廷桂会同严审。经过严厉审讯，卢宗汉始终没有供认是受人指使。八月初六，黄炳与黄廷桂将卢宗汉打入死牢，并以整饬民风为由，提请“拟斩监候”，得到雍正的同意，并于秋后斩决结案。
此事结束后，岳钟琪细细思维，他开始意识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同年十一月他上书朝廷，请求遴选贤能司官到四川查丈土地，一是帮助解决隐瞒土地的问题。二是对有冤抑下情的百姓准其控告，由各级官员秉公处理；对所控虚妄的，按照诬告罪加等惩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许多遗留的土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四川民风为之肃然。
第十二章 西藏内战
自康熙末年清军完成驱准安藏之后，清朝在西藏实行了噶伦制度，西藏事务交由康济鼐、隆布鼐以及阿尔布巴等人负责管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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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济鼐位居噶伦之首，是因为他抗击侵藏的准噶尔人有功，深受朝廷信任，但在任命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即一旦西藏再次出现外敌入侵，“康济鼐即专任领军抗御而免办噶伦之事”。在清军撤出西藏之前，年羹尧在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初三曾建议，一旦驻藏官兵撤离，西藏一切事务可以交给康济鼐总领，并与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札尔鼐商办，康济鼐必须从他驻守的阿里地方来拉萨，阿里则可由康济鼐拣选其所深知可信的人代驻。但是，由于此时的年羹尧已经失势，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雍正的同意。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周瑛、常保率清军撤回内地，西藏事务交由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共同管理。表面上看，似乎实现了藏人治藏。此后约一年时间内，清朝在西藏既没有驻官，也没有驻兵。也正是这一段时间，西藏高层内部争夺权力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了西藏内战。
一、康济鼐遇害
康济鼐本名镇南结布，原是拉藏汗时派驻阿里三围的噶伦。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准噶尔入侵西藏时，他率领藏兵击溃了四十人的准噶尔小分队，保护了拉藏汗在阿里的家族财产，从而得到了拉藏汗的信任和器重，自此平步青云，走进了西藏的权力核心。自从康济鼐成为噶伦首领后，噶伦内部便开始出现分裂。由于康济鼐和颇罗鼐两人都是后藏贵族，而且在抗击准噶尔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二人走得很近。康济鼐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恃功自傲，他从来不把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前藏噶伦放在眼里，这引起了几人的不满，甚至仇恨。当时，达赖喇嘛由于年幼，由其父索诺木达尔札担任保护人。索诺木达尔札是阿尔布巴的母舅，是有血缘的亲戚，关系自不待言。后来索诺木达尔札又娶隆布鼐的女儿为妻，这样隆布鼐也变成了索诺木达尔札阵营的人了。因此，隆布鼐经常唆使阿尔布巴与康济鼐对立，致使康济鼐一度指挥失灵，进一步加剧了噶伦内部的分裂。为此，他曾向雍正提出辞去噶伦一职，但没有得到同意。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岳钟琪派去陪同鄂齐等人进藏的参将王刚向他报告了在藏地的见闻，岳钟琪随后向雍正专折具奏：“细看藏里办事诸人，康济鼐公直不要钱，番民畏服，但恃功自大，是其所短。其阿尔布巴等，待人和好，一味取悦同事，然皆性贪要钱，番民多不畏惧。察其情状，阿尔布巴等与康济鼐接见之时，虽极谦谨，貌似相和，未免与隆巴奈(隆布鼐)等诸人相连一气，而康济鼐孑然孤立者也。再，初到藏时，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札迎接趋跄，甚是欢喜，要与康济鼐一同赴京叩谢圣主。及至颁赏降旨之后，彼即推病不出，亦不赴京，似有不惬意处。”此时，岳钟琪和雍正一样，已经觉察到西藏内部隐隐涌动的暗流。
由于达赖喇嘛家族与罗卜藏丹津存在姻戚关系，雍正一直对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以及阿尔布巴等人有戒备之心。岳钟琪也始终不信任索诺木达尔札及阿尔布巴等人，并直言倘若有事，担心他们与准噶尔“内外勾连，弃隘不守，实属可虑”。相比之下，康济鼎则更值得信赖，而且岳钟琪赞赏他“存心忠赤”。根据岳钟琪的建议，雍正四年(172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颁发了“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康济鼐”印，并明确了西藏事务由康济鼐总理，阿尔布巴协理。
自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发生后，西藏与青海、新疆的边界地带一直是防御的重点，一部分重要隘口由清军驻守，还有一些地方由藏兵负责防御。几年间，康济鼐在他所驻守的阿里一带，收留了因躲避战乱流落而来的墨尔根诺颜等几位青海台吉及其部落人等。为了养活这些人以及原属拉藏汗的八百蒙古兵丁，他将阿里一直供养达赖的豪尔措、瓦尔达以及青海玉树等地粮仓的粮食拿出来进行赈济。但他的行为却引起了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等人的反感和忌恨。面对这些人的攻击，康济鼐也不示弱，双方言语相向，针锋相对，甚至互相扬言要杀了对方。
从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后，双方矛盾已进一步激化，并开始付诸行动。康济鼐与手下商议在达木、喀喇乌苏一带设鸿门宴准备下手解决阿尔布巴等人，但他的话却被叛徒告诉了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等人，隆布鼐、札尔鼐非常害怕，当他们得知钦差大臣将要入藏时，决定先发制人。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人以“康济鼐与准噶尔暗中沟通”为由，兵分两路前去消灭康济鼐。一路于十三日前往后藏斩杀康济鼐的兄弟及家族，一路于十八日赶往大昭寺，将正在朝佛的康济鼐连同墨尔根诺颜等几位青海台吉以及康济鼐的妻子等人全部杀害。颇罗鼐因妻子生病，向康济鼐告假回了自己后藏的庄园才躲过了一劫。
二、颇罗鼐复仇
戗杀康济鼐后，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彻底铲除康济鼐的势力。于是，他们再次派兵杀往后藏，意欲消灭颇罗鼐。可是，颇罗鼐也非等闲之辈，有勇有谋，等他们攻到时，他早已做好了准备，阿尔布巴的部队没占到便宜，大败而归。七月十一日，副都统马喇与内阁大学士僧格在沙尔刚拉会见达赖喇嘛后，才得知康济鼐遇害的消息。七月十七日，颇罗鼐一面向雍正发出了“伏祈皇上速遣官兵进藏，剿灭逆魁，以安西藏”的奏折，一面在后藏誓师起兵要为康济鼐报仇雪恨。
颇罗鼐是一位颇得民心的贵族领袖人物，他将后藏部队与阿里守军集合起来，留下三千人马守卫阿里通往准噶尔的关口，率领其余兵马和百姓，从昂仁到江孜与阿尔布巴的军队展开激战。颇罗鼐利用对方轻视后藏军队的弱点，分兵占领了江孜、协噶尔等重镇，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颇罗鼐不仅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英勇善战，很快，战争局势扭转，阿尔布巴的部队被打得节节败退。著名藏族诗人策仁旺杰曾追随颇罗鼐参加过卫藏战争，并担任过卫区四军右翼指挥官，他在《颇罗鼐传》中对颇罗鼐的指挥才能和英雄气概给予了高度赞扬。在他的笔下，颇罗鼐犹如正义战神一样高大，他描写道，颇罗鼐率军打得敌军像“铁锅里炒蚕豆一样，兵丁们尽显丑态，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前仰后翻，有的戴盔无器，有的执器无盔”。隆布鼐和札尔鼐被吓得目瞪口呆，躲在深深的战壕里不敢出战。
八月初四，幸存的康济鼐手下赶到西宁，向达鼐报告了康济鼐被杀的消息。八月十九日，岳钟琪通过询问达赖的两个使者阿兰占巴和阿旺罗卜藏后，也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雍正深恐阿尔布巴等人与准噶尔勾结再次为祸西藏，命岳钟琪与鄂尔泰迅速作出部署，调拨兵力驻守西藏边界地区，准备随时入藏靖乱。为了确保西藏与内地塘报信息的畅通，并对西藏局势进行实地侦察，岳钟琪立即会同巡抚宪德、提督黄廷桂，在四川提标内选派了曾经参加过入藏驱准战争，通晓藏语的千总吴镇率领十六名绿旗马兵前往理塘、巴塘、乍丫和察木多四地，以“协助塘兵递送钦差往来文书”为由，每地安排四名兵丁住塘，及时传递西藏信息。千总吴镇则以查察塘务为名，深入拉里一带探听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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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5-1-26 09:17
七月十八日，南路大军到达墨竹工卡河口后，就地驻扎等待与北路大军会师。八月一日，周瑛、查郎阿两路大军会合，并肩进入拉萨。八月二十六日，周开捷也率部抵达。清军入藏部队不费吹灰之力，轻松控制了西藏局势。查郎阿到达拉萨后，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核实，历数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罪状。九月下旬，奉旨将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十七个罪大恶极之人处以极刑。
事后，迈禄、周瑛以及永昌协副将马纪师领两千士兵遵旨驻守西藏。十一月下旬，查郎阿率其余进藏官兵由南路撤回内地，达赖喇嘛及其家族随军迁至理塘。查郎阿依照颇罗鼐的保荐，奏请朝廷任命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扎尔二人为噶伦，管理前藏事务，而颇罗鼐总管后藏并兼管前藏事务。
岳钟琪具折报告颇罗鼐率兵占领拉萨，擒获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的经过，雍正欣喜地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批示道：“朕实未敢料此举如此轻易完结，实皆赖卿一片忠诚苦心竭力筹划之所致。”清军此次入藏“大兵不发一矢，在西藏未伤一人”，在清军平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与岳钟琪的周密策划和细致部署也是决然不可分开的。
第十三章 投书之祸
文字狱在我国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宣王时代，这是统治阶级实现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手段，到了清代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制造了清代巅峰文字狱的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康乾盛世”！康熙元年，曾发生了株连甚广的庄廷鑨《明史辑略》案，而乾隆十六年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则掀起了乾隆朝文字狱的高潮。处于“康乾盛世”连接部的雍正朝虽然制造的文字狱规模没有康熙朝大，数量没有乾隆朝多，但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却不亚于康乾两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雍正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达二十多起，其中就包括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名教罪人”钱名世案、查嗣庭“江南试题”案以及曾静、吕留良案等著名大案。汪景祺案完全是年羹尧事件的牺牲品，而钱名世案与查嗣庭案则是隆科多案的陪葬品。与这三起案件有所不同的是，曾静、吕留良案仅仅因一起投书闹剧而起，到后来竟然演变成一场皇帝与平民的辩论赛，而且还成了皇帝著书立说、出版专著的由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张倬”投书
纵观大清两百多年历史，除了西部边疆长达一百多年的叛乱外，对其统治地位构成现实威胁的当属此起彼伏的反清复明运动。从满人入关的那一刻起，许多明朝遗臣或汉族义士打着光复明朝汉族政权的旗号，不断掀起反抗清朝统治的浪潮。面对汉人的激烈抵抗，清军在江南等地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等血腥事件。虽然大规模公开的武装抵抗运动渐渐平息了，但蕴藏在田野乡间的抗击声浪一直没有停息过。反清运动转入地下，大多以书院、诗社、武馆等形式出现，通过这种平台志同道合之人抨击朝政，暗中相互联络支持，许多文人墨客还以拒绝应试、做官来表达对清朝的不满和蔑视。江浙、湖广、广东等地由于受到的迫害最重，所以反清情绪也最为激烈。反清复明一类的口号在清朝绝对属于违禁品，因为它首先是易燃易爆品。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西藏内战结束，岳钟琪正在遵照雍正皇帝的密旨秘密筹备出征准噶尔事宜。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措手不及的事，虽然对出征准噶尔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但却在全国激起了久久难以平静的轩然大波。
二十六日上午，原任甘肃巡抚莽鹄立受雍正皇帝派遣前来西安专程为岳钟琪画像。十时许，岳钟琪刚刚从西郊迎接完莽鹄立，正乘轿返回总督衙门。当轿子行至总督衙门前的西街时，一位书生拦住去路，声称有重要信札要亲呈岳总督，但被随行卫兵“呵止”。岳钟琪掀起轿帘上下打量一番，“见其形貌不似投书官役”，遂命卫兵将书信接过来，只见信封上霍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几个大字。光看这称呼，岳钟琪就觉得事有蹊跷，当即命人将投书之人“交巡捕看守”。
进屋后，他“密拆”书信，本想细阅，可还没看上几个字，只见里面充斥着大量攻击当今天子的言论，令他不寒而栗，犹如周身泼了一盆刺骨的冰水，从头凉到了脚后跟，他粗粗浏览一遍，落款写着“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当时的感受用他的话说就是“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靓烹食其肉”。多年的官场历练加上近年来屡屡遭遇的变故，使岳钟琪逐渐学会了掌控突发事件的能力。他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而马上意识到事关己身，这个案子自己不能独审，一定要有大员在场一同审讯，方可摆脱嫌疑，还自己一个清白。
他赶紧派人去请新任巡抚西琳与他一起会审“张倬”。可事不凑巧，西琳此时正在校场考验满洲官兵，一时半刻赶不过来。岳钟琪又“不便言明事由”催他前来，只好在后堂“逡巡数刻，忖度逆情”。他觉得这个夏靓敢明目张胆给自己致书，“必非无所依凭，空言相耸”，其背后一定另有主谋。他简直不敢细想，自打当上这个总督以来就一直没有太平过，先别说清廷贵族的暗中诽谤让他充满了步步惊心的恐惧，单单一年前发生的卢宗汉流言案至今还让他惊魂未定。如今又赶上这样一档子事，真是想死都难了。
一直坐等毕竟不是办法，他便将按察司硕色传来，让他躲到密室监听。然后命人将“张倬”唤入署内，看坐倒茶，“霭颜相接”。岳钟琪强压火气，与“张倬”“亲切”攀谈起来。
问：“你是哪里人？”
答：“我以前曾住在江夏，至于现在的住址嘛，恕不能相告！”
问：“那你的老师现在在哪儿？”
答：“在广东。”
问：“如果想见你的老师，到哪里去找他？”
答：“只要你能答应并做到来信上所说的事，我自然会去接他来见你的。”
问：“你老师有何高见，竟然敢不远万里命你来投书？”
答：“我们在广东听说朝廷三次召您进京，您都没去，所以我老师才敢致书给您。等我到陕西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三召不应’之说。本想不再给您投书了，但后来又一想，我大老远来一回，不能就这样空回去吧。这才下定决心给您投书的。”
问：“当今如此盛世，你老师为何要谋反？”
答：“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
问：“可陕西百姓不穷，你知道吗？”
答：“你陕西虽好，我湖广连年大水，积尸载路。”
问：“湖广受灾的不过几县而已，朝廷已屡加赈济。何况比陕西更好的省很多，这你难道不知道？”
答：“我们那儿的官吏又残暴又刻薄，根本不管百姓的苦楚。”
问：“你如果不把你老师和你的地址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怎能保证不是我的仇家派你来给我投书设局的呢？我岂能轻信落入仇人的圈套？”
答：“这个我确实不能告诉你。”
……
面对岳钟琪的步步追问，“张倬”后来只是含糊应答。
“未末申初”时分，大概就是现在的午后三点左右，西琳赶到。岳钟琪便会同西琳、硕色一起升堂审讯“张倬”。这“张倬”虽说只有二十多岁，但在几位封疆大吏面前还是表现出了一些笑傲王侯的书生气概。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采用通行数千年的最有效办法——刑讯逼供了。他们先给“张倬”上了数十刑杖，到后来连夹棍也用上了，可他宁死不屈，始终不肯如实招供。他一会儿称此事是自己一人所为，一会儿说是受孔圣人指使的，一会儿又说是岳武穆指派的，折腾的几位大人哭笑不得。第一天的审讯一直持续到初更时分才结束，但却毫无所获。
兹事体大，岳钟琪与西琳共同“据实缮折”，连夜差人密奏雍正。为了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岳钟琪请求将“张倬”押解进京，由皇上派“亲近大臣设法细讯，务得其实，以便就近请旨缉拿同党，庶事机可密，完结亦速，不致久羁时日矣”。屡受明枪暗箭伤害的岳钟琪不想就此罢休，他正要借此机会深挖幕后黑手，还自己一个清白。
硬的不成，那就来软的。当夜审讯完毕后，岳钟琪没有将“张倬”送回监狱，而是命人就近收拾一间干净房舍，并安排署理长安县事的咸宁县丞李元假扮自己的仆人去做卧底，主动接近“张倬”。由于李元是“张倬”的老乡，与其一起生活，并照顾其饮食起居，这样容易得到他的信任。不仅如此，岳钟琪还派人送去裘皮大衣和好酒。可“张倬”并不领情，当一问到正题，他总是支吾搪塞。
第二天一大早，岳钟琪让西琳和硕色还是躲进那间密室监听，再次将“张倬”带来，一改昨日的凶态，“殷勤慰劳，设法询问”。可“张倬”以“你昨天那样的举动，我今天是万万不可信你的”回绝了，此后一直保持沉默，始终“一字不吐”。但岳钟琪还是很有耐心地循循善诱道：
“现在天下承平，并无一省响动，你老师夏靓突然冒昧让我在陕西举事，那接应的是何地方？何等人物？何处传檄可定？何处必须用兵？我现在问你，你却是茫然不知，一言不发，看来是胸无成谋呀！”
岳钟琪不愧是老谋深算，技高一筹。在他的激将下，“张倬”终于开口了。
“这并不难，只要你拿出真凭实据，则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
问：“何以见得？”
答：“这六省百姓愁苦连年，流离逃窜入川而毙仆道路的，都是哪儿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问：“江浙如何？”
答：“不知道。”
问：“晋豫如何？”
答：“不知道。”
问：“四川如何？”
答：“不知道。我只知六省的情况，这六省之外再加上川陕，其他各省不足为虑。”
岳钟琪乘势话锋一转，说道：
“你问我要确实证据，还不如我派人和你一起去请你的老师，以及你的‘意中人物’(指领袖人物)，如何？”
“张倬”还没有回过神，顺口连连答应“好好好”。突然反应过来后又赶紧说：
“没有这个道理，我的‘意中人物’虽然不多，但也断无让你知悉之理。”
“张倬”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后面任岳钟琪如何盘问，他再也没有吭过一声。看来，这一招也不行了。
要想让“张倬”吐露实情，非取得他的信任不可。岳钟琪思来想去，狠下一条心，决定通过“盟誓”来取得“张倬”的信任。在古人的价值观念里，“盟誓”是一种神圣而严肃的承诺，一旦“盟誓”将终生信守，如果背叛盟约誓言，将会遭到天谴。因此，古人把“盟誓”看得比生命还贵重。为了尽快破案，岳钟琪已顾不得那么多了。二十九日酉刻，也就是黄昏时分，岳钟琪再次请硕色藏在密室坐听，又将“张倬”请入内府，摈退左右，焚香“与其盟誓”，并“伪为激切之言”，说了一些埋怨朝廷的话。岳钟琪以其高超的演技最终征服了“张倬”，“张倬”这才将他老师的真实姓名、居住地址以及平时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人都一五一十和盘托出。
二、捉拿曾静
原来，这投书之人不叫“张倬”，而叫张熙，是湖广衡州安仁县人，他的老师也不叫夏靓，而叫曾静，是湖广郴州永兴县人。与他师徒二人经常往来的有湖广岳州安乡县人刘之珩及其弟子陈立安，湖广华荣县人谯中翼以及浙江湖州府人严赓臣。只有六个人？岳钟琪觉得不太可信。为了进一步弄清张熙等人的底细，深挖线索，第二天同一时间，岳钟琪第三次传硕色躲于密室，而他本人则假装态度恳切，再次试探道：
“湖广等地，何以一呼可定？”
“只根据民心，这是千古不变之理！”
“可当今皇上御极以来，察吏安民，民心悦服，你仅以民心为据，断不可信。你们必定有兵有粮，将在哪里举兵，方可这么自信‘一呼可定’？”
“我们只有几名志同道合者在一起议论议论这个道理，其他的确实一概不知。”
岳钟琪听完觉得一头雾水，就几个人没事聚在一起闲谈就想造反，这不是瞎扯吗？不可能，他一定还在隐瞒我。于是，他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道：
“照这样看来，你昨天所说的，不过是迂腐儒生之见，只有有智勇兼备之人方能成事！”
“我老师曾静、刘之珩、严赓臣等都是有雄才大略之人。如果聘请我老师，何愁不能成事？如何使六省传檄可定，只有我老师有这等才略，这岂是我们所能企及的！”
张熙还是一板一眼答道。
此时的岳钟琪仍然听得云里雾里，不过，从张熙讲话的状态，他隐约感觉到这伙人有可能只是一些到处惑乱人心，“潜谋不道”之人。于是，岳钟琪立即奏报雍正，建议按照张熙提供的名单和地址对曾静等人实施抓捕。等这些人全都落网后，“严讯必得真情”。
当雍正得知岳钟琪所获张熙供词是以“盟誓”而来后，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朱批了这样一席话：
“览至盟誓二字，朕不觉泪堕，卿此一念，天祖鉴之矣！此等盟誓乃不得已权变之举，神明有知，断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禄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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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悦之怀殊难比喻！我君臣契合之情，概由前劫善缘所钟，卿系乘愿力而来佐朕治理国家苍生者，岂泛长所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其实，像这类话，雍正给年羹尧说过无数次了，但对岳钟琪而言，如此荣宠着实让他诚惶诚恐不已。
当岳钟琪从张熙口中得到供述后，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即刻派人分两路从西安出发，查拿与张熙同来西安投书的其堂叔张勘。一路经由商州大路沿途挨门逐户地进行盘问搜查。另一路日夜兼程，赶往襄阳，并在各饭店、码头守候张勘踪迹，“暗中伺捕”。但两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一张大网在湖北、湖南、浙江等地悄然撒开。雍正命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奉旨赴湖南秘密捉拿幕后指使曾静及其同党。十月十一日，觉罗海兰率守备韩祥等人驰驿出京，十月二十七日傍晚，抵达湖南长沙。他们直奔巡抚王国栋公署，当面宣读了谕旨交办事宜。随后，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一个时辰后分头开始行动。
戌时，行动开始。由守备韩祥与王国栋的抚标中军游击邬锦以及署郴州知州张明叙等人前往永兴县查拿首犯曾静。由长沙府知府孙元带领一队人马，前往安仁县查拿张熙之父张新华及张照、张勘等人。由长沙协副将周宝会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往宁远县查拿刘之珩及其门人陈立安。由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前往华容县查拿谯中翼。
由于曾静等人住地离长沙数百里不等，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一举成功，除了觉罗海兰从京城带来的钦差卫队以及王国栋的巡抚标兵外，又密檄各地方文武官员调派重兵配合行动。十一月十五日，四十九岁的曾静被捉拿到案。到十二月初三，谯中翼父子归案后，这次抓捕工作全部结束。半月之内就将六名“乱党”缉拿归案，整个行动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讶！
曾静，号蒲潭先生,是个落魄的县学生员，由于考试成绩一直不理想，只好以教书授徒为业。有一年，在湘、黔、桂交界之地的靖州应试期间，不经意看见了吕留良写的几篇评选时文，里面有“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内容，他读后觉得耳目一新，深受感染。回家后，他就打发弟子张熙到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寻访吕留良的家人。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将父亲生前所著诗文送给张熙，由其转交曾静。吕留良的文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曾静读后“益加倾信”。此后，又专程拜访了吕留良的弟子浙江湖州人严鸿逵(严赓臣)。严鸿逵的弟子沈在宽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家里收藏了许多吕留良的书籍。几人相见恨晚，“往来投契”，经常赋诗相互赠答。
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曾静在他的《知新录》中有“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覆”等言辞，处处透露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他进一步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这一思想明显带有排斥和歧视少数民族的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在当时来说充满了宣泄仇恨和呼吁推翻清朝统治的意图，但从历史的眼光而言，这种言论确实是狭隘和偏激的。曾静甚至认为，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朝以后皇帝该吕留良做。他们就在这种幻想中愤懑，在愤懑中等待。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允禩、允禟门下的太监和党羽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人因被株连，发配到广西充军。他们心怀不满，“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攻击雍正。凡过村店城市，他们就高呼：“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这立刻引起了曾静的注意，他从中觉察到了朝廷内部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后来，他又听到岳钟琪三次不应召的消息，觉得清朝的气数已尽，到振臂一呼的时候了。
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初七，曾静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携带他写给岳钟琪的策反信和《生员应诏书》赴四川成都投书，两人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达成都。但到成都后一打听才知道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了，他们便由成都赶往西安，九月十三日，经过四个月长途跋涉，总算抵达了目的地西安。当他们得知当今皇上对岳钟琪非常宠信，根本就没有“三召不应”之说后，二人心灰意冷。张勘胆小怕事，偷偷撂下张熙只身逃回了老家。
曾静也不是个粗心之人，临行时，他再三谆嘱弟子张熙，要“一路访问，如所闻与在家所传不合，即便回来，另作主意，不可轻举”。但年少的张熙意志坚决，心想我当了房屋和池塘做盘缠，远赴千里不就是为了投书而来吗，怎可半途而废？于是，他毅然决然冒死向岳钟琪投书，就这样上演了这场投书闹剧。
三、大义觉迷录的诞生
曾静毕竟不能和吕留良相比，他只是一个有想法而无谋略，“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的人。被抓后他先是说自己“素无师友”，想自己扛下来，但他哪里经得起严刑拷问，最后在觉罗海兰和王国栋面前“痛哭流涕，深悔前非”，全盘招供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仅仅由他策划的一起闹剧后来居然牵连了大量无辜之人，而且还演变成了令人闻而生畏的文字狱。虽然整个事件案情十分简单，但在雍正眼中只要和允禩、允禟等人扯上细微的关系，那就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必须查个底朝天，哪怕殃及无辜也在所不惜。
十一月初三，雍正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前往湖南负责审讯曾静等人，希望从中挖出有价值的线索，但翻来覆去也没有从曾静等人的口中榨出多少有用的东西。遂将曾静、张熙等人于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初十，由王国栋“捐给路费”，杭奕禄、觉罗海兰带领，选派乾州同知沈元曾、长沙驻军守备仇之苞、巡抚衙门属下千总吴杰等人率兵从长沙起程提解回京。雍正让内阁九卿轮番审问，并命浙江总督李卫将查获的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及《备忘录》《吕子文集》《纲目凡例未发之蕴》等逆书一并“拿解赴部”。
经过几轮审讯，尤其是雍正亲自审问后，曾静“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曾经的理想信念崩溃得一塌糊涂，曾经引为领袖的吕留良也成了“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恃彼小才，欺世盗名，假评选以驰声，藉刊刻而射利”的狂悖猥琐之人。而雍正却由十恶不赦之徒顿时变成了“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的“神圣天子”了。
从曾静一案，雍正摸到了汉族文人的软肋，他采取了软硬两手对付汉人的反清活动。一方面，他对曾静和张熙没有按照怡亲王以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的共同意见“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而是将他们发遣至湖南观风使处，由杭奕禄等人先后带往江宁(今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巡回宣讲，现身说法，抨击吕留良的大逆不道思想，颂扬大清朝及雍正皇帝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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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不仅下令对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剉尸枭首”，而且对吕留良的后裔和弟子做出了不同的处罚：吕留良五子吕毅中被“拟斩立决”，其余兄弟子侄等家人的妻妾被发往宁古塔，送与披甲人为奴，吕氏家产查没充公。严鸿逵于雍正十年十二月被凌迟处死，其家族十六岁以上之人全部斩绝，十五岁以下全都解送刑部，赏给功臣之家为奴。其余与本案牵连之人，有的杖百，有的流放三千里，年纪较小的朱霞山等人被无罪释放，各种情形不一而足。
那么，让雍正极其愤怒的吕留良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吕留良，字庄生，一字用晦，又名光轮，号晚村，浙江崇德县人。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时文评论家和出版家，又是著名的反清志士。顺治十年(1653年)应试为诸生，后隐居不出。康熙五年(1665年)，浙江学使到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广征天下名士，浙江当事首荐吕留良，但遭到拒绝。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进一步拉拢和软化大明遗民，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郡守再次举荐吕留良。吕留良被逼无奈，只好削发为僧，在吴兴埭溪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吕留良著述很多，后大多被毁，现存主要著作有后人编撰的《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存》等。
吕留良的文章充满了反对清朝统治和恢复明朝汉族正统的思想，他的自题诗“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就是其志向的真实写照，带有鲜明的印记。辛亥革命后，浙江都督汤寿潜将原清朝湘军将领彭玉麟位于西湖的退省庵改为先贤祠，崇祀吕留良、黄宗羲、黄宗炎三位浙江先贤。后来，崇德当地官吏和绅士捐资为吕留良新建了陵墓，并在孔庙后修筑了纪念亭，蔡元培先生题写了“为民族争存，碎尸无憾；以文章报国，没世勿谖”的亭联。
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对投书闹剧中的雍正而言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曾静在逆信中对他的咒骂一开始确实让他恼怒异常:“朕览逆书，惊讶坠泪览之。梦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到现在终于明白，当年处理汪景祺和查嗣庭案件时，为何海宁、平湖会有反应的原因了，这都是吕留良的“遗害”所致。但到后来，他也发现，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为我所用的良机呢？他针对曾静的言论开始反击，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他不惜委屈万乘之尊与草民曾静展开论辩，表面看是在驳斥曾静的“反动思想”，实际却是在对暗中千千万万个不服清朝统治的读书人进行尖锐的批斗。论辩的结果曾静写了认罪书——《归仁录》，而雍正则出版了教化书——《大义觉迷录》。
雍正七年(1729年)，皇帝的旷世力作《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他要求“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目的很明确，“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大义觉迷录》刊刻数量之多，普及发行之广为雍正年间出版物之最。《大义觉迷录》的确倾注了雍正的大量心血，尤其他的九道谕旨，可以说是其理论水平的终极发挥，其间不乏智慧亮点。大清朝从雍正而后，统治地位日益稳固，随后便进入了大清鼎盛时期——乾隆盛世。
雍正十三年(1736年)十二月十九日，登基不久的乾隆推翻了雍正“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谕旨，将曾静、张熙以“泄臣民之公愤”之名凌迟处死，这场因投书闹剧而引发的文字狱历时七年之久才算彻底收场。
投书闹剧使处境本来就很艰难的岳钟琪更是雪上加霜。就在张熙投书事件发生后不久，游走于西安的道士李不器也突然跳出来火上浇油，在巡抚、按察使和西安将军等人府邸或衙门公开诬陷岳钟琪图谋造反，就连西安市的街衢改造等事宜都横加指责，无理取闹。由于李不器曾经是康熙皇帝豢养于京城的“御用道士”，谁也不敢惹，只好听之任之。不仅如此，西安将军常色礼也公然将逃入其署内的李不器“令乘轿辕门”，任由其诽谤岳钟琪。此时的岳钟琪面对八面来风，虽然难免忧恼重重，但他不能怠惰、无法逃避，因为皇帝交付他出征准噶尔的准备工作必须认真做好，而且马上就要付诸行动。
第十四章 出征新疆
新疆旧称西域。《汉书·西域传》记载：“自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地区)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县)、渠犁(在今新疆库尔勒市以南)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这是我国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管辖职权的最早记录。
征服新疆是康熙大帝未竟的梦想，这对上朝站班三十载、不惑之年才绍登大宝的雍正而言，又何尝不是一句豪言壮语。生命给他留下发挥想象的空间已没有青春少年那样的广阔和多姿多彩，他要抓住每一个向世人证实自己雄才大略的机会，也让天下人认同自己当上皇帝不是什么投巧权谋，而是实至名归的。但战争是一个两败俱伤、没有赢家的游戏，尽管一方可能会获得暂时的心理满足，但对卷入其中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无论是统帅还是士卒所留下的伤痛却是永远无法弥平的。
一、雍正对准噶尔政策的变化
从康熙朝后期开始，由于常年的征战，大清国力消耗严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垂暮之年的康熙帝下旨：“令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差人向策妄阿喇布坦处说抚，且可得彼处形势确信。谨将交与胡土克图发往策妄阿喇布坦之书，缮写呈览后，令胡土克图派好喇嘛赍往觇彼信息。彼果诚心归顺，即报明驻扎吐鲁番协理将军阿喇衲相机行事。至于大兵向伊犁前进，事关重大，未敢悬议，似宜暂行停止。”老皇帝的一席话使清军对准噶尔的征讨战争没有打响。准噶尔方面，由于出兵西藏失利，霸占西藏、青海的企图落空，大清犹如一堵坚固的壁垒，对准噶尔形成了“C”型包围的局面。同时，北面的沙俄屡屡乘机侵略边境，准噶尔无力抵御来自清朝和沙俄两个方面的压力，也希望与清朝保持和平。就这样，一对宿敌的军事冲突告一段落，进入和平对话时期。
雍正帝继位之初，由于康熙皇帝时吏治过宽，造成政治废弛，朝堂之上贵胄世爵横行，朝堂之下群臣结党营私，以致钱粮亏空严重。更有甚者，诸王交结抗衡，对初得皇位的雍正帝更是巨大的威胁。面对内部的重重积弊和尖锐矛盾，他要腾出手来进行整顿，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安定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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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雍正只好派人与准噶尔议定了双方在新疆的管辖界线，并商定互相贸易，继续维持相安无事的局面，对准噶尔一战的渴望暂时埋藏在心底。
雍正以雷霆手段整肃吏治，清查亏空，通过大规模整饬弊政，使大清政治经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国力迅速提升。随着自己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雍正的自信心也与日俱增。尤其雍正三年(1725年)成功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五年(1727年)迅速控制了西藏局势，使雍正皇帝出兵新疆的勃勃雄心逐渐苏醒，计划再次提上日程。这一夙愿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逃入准噶尔滞留不归、索要不还，让他一直难以释怀的罗卜藏丹津。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如果不能使准噶尔彻底臣服，“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
雍正五年十二月(1728年1月)，策妄阿喇布坦被其土尔扈特夫人索多尔扎布毒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粉碎了同父异母兄弟罗卜藏舒诺以及罗布藏车凌与罗布藏丹津的两起政变后继承汗位，成为准噶尔的新首领。噶尔丹策零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使者到北京，请求皇帝允许他去西藏熬茶设供，为自己的父亲策妄阿喇布坦做功德法会，超度他的亡魂。西藏呀、青海呀这些词汇，一旦从准噶尔方面说出，必定触及雍正的敏感神经，后果可想而知。雍正断然拒绝了噶尔丹策零的请求，理由是“西藏地方两派力量正在举兵相拒”，你现在去“似属非分”。这话释放了两层含义：其一，西藏的颇罗鼐与阿尔布巴等人正在对决，你去将使局势更加复杂，这无疑是添乱。其二，请你放聪明点，别再打西藏的主意了！
雍正觉得这还不到位，进而抛出了一句：“准噶尔乃西北隅一小部落耳，释教之广行与否，岂关尔之煎茶设供耶？”这话对笃信黄教的准噶尔蒙古人来说是颇伤感情的。按道理来说，雍正一般不会进行这样直白的诘责，尤其对一个新继任的番邦台吉。但这次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已经下定了与准噶尔兵戎相见的决心。
二、进兵七策
身为西北边关的最高长官，岳钟琪深知准噶尔一直是雍正的心头病，因此，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西征准噶尔的问题。西藏内战爆发之前，雍正就获知的有关准噶尔举动向岳钟琪征询意见，岳钟琪做了准确的分析和预言，他在奏折中写道：“策妄(指策妄阿喇布坦)固属奸罔，今年已垂老，心力本衰，迁至数年，更难肆其狂逞，自不敢妄生悖逆。惟闻其子勇悍燥急，心性强梁，加以罗卜藏丹津等从中挑橐，终不能久长安静。以臣之愚，将来谆噶尔(准噶尔)自取灭亡者，不在策妄，而在策妄之孽子也。”同时，他也提出了对准噶尔“加恩赏赐”“示以柔远之道”，将“罗卜藏丹津等事命其遵奉料理”的上兵伐谋之策，以及“先将三边兵马预为操练精强，军器驮载料理齐备”的建议。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十九日，岳钟琪又向雍正陈奏了对准噶尔一劳永逸的七条策略，他从兵马操练、挽运军粮、武器制造以及战略战术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周详谋划。
一、操练兵马，更番迭战之法宜演习也。臣闻赛楞等向日喀喇乌苏之战，我军严整，列敌不为不慎，乃谆噶尔贼兵或以三五百、七八百作一敌一冲即回，次敌继来，及见我军出奇追逐，贼兵败诱我军深入，彼伏兵四起，以逸待劳，更兼寡不敌众，遂致不能取胜。若不出奇追逐，而贼兵又此出彼入，更番休息，我兵已穷一日之力，不敢稍懈直至日暮罢战。而贼兵又复盗马劫营，使我兵昼疲于战夜疲于守。数昼夜之后，马饥人病，欲求全胜者难矣。臣愚昧之见，嗣后，陕甘二省练兵之法，除本身技法俱要纯熟，而于坐作进退之道务要加以操练。凡各提镇操练标兵，其枪炮弓箭排列三敌。头敌演放枪炮弓箭数次，二敌继进。二敌照前演放之后，三敌继进。如此周而复始，不特平时进退纯熟，一遇行走列阵之时，将兵马分为两班更番休息，纵令贼兵来扰，昼夜战守有法，均不为其所疲矣。倘蒙俞允臣会同陕甘各提镇讲习操演，务使纯属以成实用。
二、驮载之宜预为筹划也。窃查行军以驮载为重，凡军装裹带无一不藉驮载，马驼之力若不早为预备，则临时购觅恐系未经喂养之马驼，岂能致远负重？且口外远行，骆驼功倍于马匹。而马匹摘给尚易，骆驼猝办颇难。臣再四思维，必得预为料理，如有用则能应急，如无用亦不致过于靡费钱粮，方能行之可久而于事有益。臣查西安八旗满洲、汉军官兵额马共两万两千八百一十二匹。臣密访各名下，见在拴养之马不过一二匹，实未养足原额。今莫若将额马匀为三分，二分养马，一分买养壮健驼只，以足伊等原额马数。不敷驼价照例找给，采买其喂养草料，较之马匹更为俭省，无容加增价值而已，得骆驼七千六百余只矣。再查，陕甘两省自督抚提镇，以至副参游守千把等官，俱蒙恩赏给亲丁马粮，除与汉镇属及西宁镇属之阶州、文县、洮岷等营，地方水草俱不宜喂养骆驼不计外，尚有陕甘督抚三标及两提五镇所属各标营路，计算兵丁马步粮共五千八百一十九名，应将马粮皆宜酌养驼只。况臣查向来用兵将此项亲丁马匹曾经摘给兵丁驮载，臣愚以为，与其各官全羊马匹，不若多养骆驼为有益。臣请嗣后凡各官兵丁俱酌令买喂驼只，以备临时调遣。其采买驼只除马价之外，不敷驼价照例发给本官，自行采买壮健骆驼。如数年之后果无用处，再令其照原领数目变价还项。如此计算，可又得骆驼三四千只矣。设或再不足用，临时购觅亦不甚难，且不致靡费钱粮，而驮载亦得早为预备矣。
三、挽运兵粮亦预为筹划也。窃查谆噶尔远居穷荒，所恃者因我兵挽运艰难，不能即至其巢，是以心存负固。倘将来必议进剿，而军粮欲仍照从前挽运，实有不能持久致远之势。臣伏思蒙古口粮全仗牛羊，乳肉皆可充饥。一有行走将牛羊驱逐同行，并无挽运之劳，此实彼之长而我之短也。臣查三边之人，不但营兵五卒，即出口贸易者皆能饮奶茶食牛羊肉，亦不觉其不惯便也。臣愚以为，嗣后，若有行走之处预备军粮约以一年计算，应用六个月粮米六个月牛羊。牛羊务要挑买口小肥壮，能滋生者更为有益，如此料理既减挽运之劳，而于兵食实有裨益矣。
四、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之宜讲求也。窃思沙漠远征非与有指定地方者可比，倘贼兵闻我兵将到，彼即移营渐远。我兵不舍自必尾追，彼道路熟悉到处可去，我兵则婉转迂回，既稽时日，多费军粮，兵马亦不无疲乏。臣闻谆噶尔所居伊里(伊犁)地方向有田地，俱系回子耕种。若我兵进剿时，必按其秋粮成熟之时直趋其地，贼兵若守护秋粮不肯远遁，则我兵无尾追之劳，倘伊不敢迎敌，仍然远避我兵，且不必穷追，先收成熟之粮，稍微休息，然后确定伊逃生之处，裹粮选锐自必一鼓成擒矣。若伊见我兵有收粮常住之势，不堕其诱追诡计，竟回兵迎战，则我兵以逸待劳，更不难于扑灭矣。
五、火器宜修造也。查陕甘两省各标营路，所有子母炮位尚堪应用，惟鸟枪供历年已久得用者有限，虽有年羹尧发给官枪亦属无多，其制造亦不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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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5-1-26 09:23
臣请制造鸟枪两万杆，发给陕甘提镇各标营，挑选精健好兵令其演习。倘有行走，即将此挑选兵丁调遣。如蒙俞允，臣即将陕省公用余剩银两内动用制造，务使轻便得法以收实用。再查兵法军器,有长兵短兵兼用者，诚于远近俱有所恃也。今鸟枪弓箭俱系长兵，若遇冲锋破阵又非短兵不可。臣愚以为，凡马兵弓箭手应给夹枪棒一根，马兵鸟枪手上圆下方木棍一根，令其习学击格之法。如遇列敌远则用枪剑，近则用枪棒，庶远近俱有所恃矣。
六、车战之宜设也。臣闻马隆三次犁庭全赖车战，后失其法，遂用鹿角挡木。夫鹿角虽觉轻便，不过安营用之，若用于行阵反觉重滞。且闻蒙古以骑兵冲突为能，更能夜间盗马。臣愚以为，嗣后口外行走当用车战，行则挨排为阵，彼无以施其冲突之能，住则联绕为营，彼无以逞其偷窃之技。且我兵前进口粮军器皆可装载。臣知识短浅，是否可用，仰恳训示。倘蒙俞允，臣即照远行轻车格式，依式捐造三百辆，先为演习，其所用演车之人，臣查西安府属屯军甚多，并无差操之役，应选其精健者，照车数挑用九百名，臣亲自指示操练。候操练纯熟，再行请旨在三边营汛内按步兵数目多寡制造战车若干辆。臣将演习之法备细开写，每处仍各遣纯熟屯丁数名前往教习。如此预备，倘一有行走，不特与军务有益，即驮载等事亦不致临时周张矣。
七、进兵道路及用兵数目宜预筹也。臣闻通谆噶尔之道路，惟阿尔泰、巴尔坤(巴里坤)、嘎斯三处。查巴尔坤一路系钦差屡次来往，其水草道路如好之处，理藩院官员自必悉知其详，臣未敢草率酌议。查嘎斯一路，虽有药水等戈必(戈壁)之名，其实水草尚好，道路平坦。雍正二年七月，追剿罗卜藏丹尽(罗卜藏丹津)，我兵直至达林木河，其间并无阻滞艰难之处。闻达林木河外即系谆噶尔交界，且有伊种田回子居住城堡。更闻自达林木河至伊里不过一月途程，如西海已故贝子丹仲部落中知此道路之人甚多，将来不难寻觅以充向导。至用兵数目太多则恐粮运维艰，太少又恐分布不周。臣愚昧之见，约以满汉三万兵足矣。应以巴尔苦尔进兵一万，以为声援之正兵，其余二万俱由嘎斯一路前进直捣巢穴。如巴尔苦尔一路水草俱好，道路可行，又应约期会合更为万全。倘或稍有阻碍，即此嘎斯一路二万精锐之师亦堪足用。再阿尔泰一路现在驻扎官兵，其可否递兵之处，臣未确知，不敢妄议。
按照岳钟琪的建议，雍正以遣送罗卜藏丹津为由，派曾多次参与划定辖界的大学士众佛保前往准噶尔传达赐噶尔丹策零为洪台吉的敕谕。但噶尔丹策零表示，罗卜藏丹津乃先父之时避难逃至准噶尔得以安置。我若违背先父的意志，将罗卜藏丹津送与清朝，为礼义所不容。再者，准噶尔向来并非你清朝的臣属，因此，不能接受雍正皇帝所赐洪台吉之号，并将雍正皇帝之谕退给了众佛保，令其带回北京。雍正对此颇为震怒，进一步坚定了出兵征讨准噶尔的决心。
此后，雍正便命岳钟琪秘密着手策划出征事宜。一年多后的西征中，雍正除在进兵方向上略作调整外，其余全盘采用了岳钟琪的战略构想和战术选择。
三、出征准备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二十五日，皇帝以“宗室上公之饰”两眼孔雀花翎以及御用弓箭等物赏赐岳钟琪，一是为了表彰他在处置西藏危机上的卓越表现，二是鼓励他认真做好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根据岳钟琪的建议，雍正初步确定“驼马骡只车辆及粮饷籽种”等事宜于雍正六年(1728年)春天先秘密办理。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底，傅尔丹、石礼哈与岳钟琪在西安秘密会晤，商议出征相关事宜。十二月初，他们向皇帝提交了十三条对策，对西北两路大军的进军时间、路线以及联络暗号等等都做了细致的谋划和进一步明确。
进军路线最终由岳钟琪原定的巴里坤、嘎斯两路变更为康熙西征时的线路，即巴里坤、阿尔泰两路。出征时间初步确定在“己酉年秋间”，也就是雍正七年(1729年)闰七月左右。至于进剿部队究竟是于雍正六年(1728年)秋天从京师起程，先到边外近地驻扎过冬，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出征，还是于雍正七年(1729年)春天再从京师起程，四月兵出边外等细节，雍正将权力交给了怡亲王等内大臣与岳钟琪、傅尔丹具体商议决定。十二月十日，准噶尔使者抵京，雍正得知准噶尔正在内讧的消息后，心中一喜。随即他也意识到，虽然避居额济勒土尔扈特的罗布藏舒诺与噶尔丹策零兄弟之间有很深的芥蒂，但噶尔丹策零在准噶尔的统治地位究竟稳定不稳定还隐含变数，现在高兴未免太早。于是，雍正让怡亲王与户部尚书蒋廷锡遵照圣旨写信给岳钟琪，进一步商询应对之策及进兵机宜。十二天后，岳钟琪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伏思陕省兵丁臣加以明岁一年操练，方能熟谙行阵。仰遵训旨，俟后年春间齐至肃州，于四月间出口方为万妥。其京师兵丁远赴边方，若待后年春间从京师起程出口，恐其马驼疲困难以进剿。必得于阿尔泰地方更换马驼，方可前进。但需用马驼甚多，恐一时购觅维艰。臣仰遵圣训筹划，请将京师兵丁于明年秋间起程，到阿尔泰地方驻扎过冬，俟后年四月进发，庶兵马皆得安息似属万妥。至于阿尔泰地方原有官兵戍守，每年例应发兵调换，以此进剿之兵托言调换之兵，往彼驻扎更可免人疑惑。
此外，尚有一切行阵机宜并军装事务，臣现在密为细加筹议。
十二月二十七日，岳钟琪在密折中通过分析准噶尔的现状和可能出现的局面，建议坚持既定战略不变。他认为，噶尔丹策零兄弟之间已生仇隙，我军可乘虚直入伊犁，个个击破准噶尔各势力集团。如果他们“兄弟和睦、同心协力”，并“勾结图尔虎(土尔扈特)以为声援”，则我军可一并料理，“翦除遗孽在此举矣”。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他还建议雍正皇帝对准噶尔的谕旨用词应“稍示宽和，使彼释然无疑，自不妄有举动，而于我兵进剿之机实有裨益”。由此足见岳钟琪战略考量的周详细密程度。
此时，各项准备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与历次出征准备相比，这次有两大不同：一是铸造了大量新式武器；二是新增了古老的战车。
这些新式武器主要有盘条鸟枪(又叫蟠肠鸟枪)和轻型子母炮。其实这两种武器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开始制造了。其始祖就是曾担任过明朝监军的戴梓，他是一位武器改良专家，制造的可发射二十八发铅丸的“连珠火铳”，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还通过改进明朝的佛朗机炮，发明了子母炮。这种火炮重量轻、能呈扇面发射多颗炮弹，杀伤力很强。更神奇的是，他仅用了八天时间就制造出了传教士南怀仁一年也没有制造出的神威炮(又叫冲天炮)，打破了南怀仁“只有比利时人能造这种火炮”的断言。这种炮后来在平定噶尔丹叛乱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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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战斗力，岳钟琪命人对盘条鸟枪和子母炮进行了改良，改良后的盘条鸟枪不仅轻便，而且利于远行携带。而子母炮除了重量由原来的六十斤(相当于现在的七十余斤)降到四十斤(相当于现在的五十余斤)外，还克服了过去需要两人同时操作、失误多的弊端，只由一人便可完成定位和发射两项工作。研发成功后，岳钟琪命人分别制作了一件样品，由自己标下的把总朱国杰直接呈送皇帝钦定，雍正看后很是赞赏，同意制造使用。
岳钟琪便命人制造了一万两千条这种新式盘条鸟枪，分发各营操练。岳钟琪原想铸造五百位子母炮，建立一支大型的炮兵部队。由于当时的炮是坐式，所以论位不论门。但上报后，雍正与怡亲王及大学士们根据康熙皇帝“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的遗训，以及当时北京的火炮制造能力，制造火炮所需材料、钱粮等综合因素，最终比照北路所定子母炮位数，下旨降为一百位。当然也可略有超出，“只以不令浮冒而已，不可令不足用也”。至于所需银两自然由国库全额支付，但制造由岳钟琪负责在陕西实施。为了杜绝借铸造虚开冒支，岳钟琪还是选派把总朱国杰做监工。选择这样的武职“微员”，其用意在于他既没有因不尽职责而垫赔的能力，也没有对外私搞摊派的危险，必定会恪尽职守做好监督工作。
由于岳钟琪精于诸葛武侯八阵法，他对车战可以说情有独钟，他建造战车的灵感主要来自西晋名将马隆以及明朝文渊阁大学士邱浚。马隆也是一位兵器改革家，据《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曾制作扁箱车，在广阔地带依八阵图联车为营，插鹿角于车的外围；遇道路狭窄，则将扁箱变为木屋置于车上，以挡矢石。这种扁厢车曾在收复武威的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明英宗至明孝宗四朝为官的琼台先生邱浚也曾对车战有很深的研究。岳钟琪的车战之法在参照马隆与邱浚旧制的基础上，还做了一些改动。他设计的战车据《啸亭杂录》记载：“广二尺，长五尺，一夫推辇，而四夫护之。五车为伍，二十五车为乘，百车为队，千车为营，行载糗粮军衣，夜团聚为营。战时两队居前，专司冲突，三队后随，余五队团聚元戎，以防敌人劫战。”
由于战车属于久未使用的古老军事设备，岳钟琪不敢擅自做主，他先设计了比较详细的示意图，呈雍正亲自审定，而后再按照皇上御定的样式开始建造。为了让雍正能够直观了解战车的作战方法，岳钟琪在绘制示意图具折奏明的同时，于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中旬，派负责操演战车阵法的守备王勋臣携带战车进京演示。雍正和怡亲王等人看过演示后，很是满意，认为战车战守兼备，在“折、冲、卫、击”等方面都有很大优势，可以批量生产用于作战。
岳钟琪委派西安知府蔡琏在陕西督造了一千辆这种战车，每辆战车的造价为八两五钱左右，费用相对比较昂贵。而打造同样一辆战车，所用的材料在甘肃比陕西要便宜得多，后来，他又命人在甘肃建造了两千辆战车。
随后，雍正让怡亲王以及大学士富宁安、张廷玉等人积极调布预备出征部队。西安满洲兵划出二千人由副都统尼马善预备管领，从宁夏满洲兵划出一千人令副都统苏图预备管领，此外，还在陕西预备绿旗兵五千名，四川和云南各预备绿旗兵三千名。带兵军官及应用账房等交由岳钟琪、鄂尔泰遵照派办。朝廷共拨发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岳钟琪派陕西神木道李如璐及发往军前效力的李世朗前往归化等地购买驼马、粮饷等军资。而这些动作的意图连近在咫尺的各省之人自始至终都浑然不知，更别说万里之外的准噶尔了。经过紧张的筹备，到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出征准备基本就绪，只等皇帝一声令下。
四、筑坛拜将
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觉得出征时机已经成熟，他命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详细讨论进攻准噶尔之事。大学士朱轼、都御史沈近思、散秩大臣达福等人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反对用兵。达福说：“策妄阿喇布坦虽然死了，但他的那些老臣都还在。眼下噶尔丹策零颇得人心，各部落酋长都感念其先祖的恩德而竭力捍卫他”，“我军千里远征，加之运输艰难，去攻打生死与共的他们，我看不见有什么可行的理由？何况酷暑盛夏，也不宜出兵”。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却力主用兵，他反驳道：“六月出兵，在《诗经》中都有记载，你难道不知道吗？”两人你来我往居然辩论起来。雍正一句突如其来的话终结了争论：“这样吧，达福，就派你做傅尔丹的助手，看你是不是还反对出兵？”
用兵准噶尔是雍正既定的方略，这个时候拿出来让大家议一议，无非是让文武群臣都知道他的壮志雄心，再则兼听一些有益于行动的言论而已，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强烈的反响。争论的结果当然是主战派占了上风，雍正帝这才名正言顺地决定出兵准噶尔。
三月十二日，雍正正式颁布谕令：
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
随后，各位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奏北路出征事宜，就北路各支部队的起程时间、会合时间、驻扎地点以及出征将领等做了详细议定。北路军以八旗兵为主，总兵力达两万五千人。最耀眼的当属出征将领团队，光军官就达七百五十三人之多，其中许多人都是大清军界名流。主帅傅尔丹素有“满洲美男”之誉，而且早在康熙末年就曾奉命率军进过新疆，并在喀喇乌苏、察罕格尔、额尔德尼昭、乌兰固木等处驻兵屯田，还在察罕叟尔修筑过军事要塞，这也是雍正命其担任北路大军主帅的重要原因。副将为振武将军巴赛，参赞大臣包括镶黄旗满洲都统陈泰、右翼前锋统领衮泰、镶白旗汉军都统石礼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戴豪、散秩大臣达福、正蓝旗满洲副都统觉罗海兰等六人，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等人负责管理粮饷等事务，这可以称得上是大清文臣武将的豪华阵容。
四月十五日，雍正将康熙皇帝历时三十年“苦心所成”的《大清地域全图》钦赐岳钟琪，以弼行军作战之用。二十九日，雍正命兵部尚书查弼纳及内大臣伦布为正、副使，捧“宁远大将军”印赶赴西安，为岳钟琪举行拜将授印仪式。雍正又命内务府特制了一把龙柄宝刀，赐给岳钟琪作为贴身佩刀。这把刀铜身铁刃，总长六十厘米，把长十五厘米，刀身最宽处十二厘米，刀把衔接处为一龙头。刀的一面图案为二龙戏珠，另一面则为八仙过海，均为凹槽阴刻。刀柄上镌有“赐威信公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内务府冶工司员张成奉勅制”字样。
不仅如此，雍正还将一颗康熙大帝曾佩戴多年的红宝石赐予岳钟琪作为出征顶戴，以昭显荣耀。应岳钟琪之请，由理藩院侍郎顾鲁兼任内阁学士衔随后赶赴军前办理印信事务。同时，雍正又给岳钟琪颁发了敕谕：
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经；锄暴除凶，安边之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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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丑逆阴谋诡谲，斯王章显用征诛，机不容迟，法无可贷。厄鲁特策妄阿喇布坦乃噶尔丹之逆族也，昔我圣祖仁皇帝时，噶尔丹干犯天讨，立时殄灭。本应直捣巢穴，俾无孑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念策妄阿喇布坦向与伊叔龃龉，情罪可原，特沛鸿恩赏其部落，抚绥周至，再予生全。是时伊力弱势微，小心恭顺。其后乃诱夺伊妻父之部曲万余户，辄敢骄肆妄行，竟欲直驱青海，扰其人众。又诡计发兵进藏荼毒生灵，我圣祖仁皇帝虽发兵致讨，仍赐包容，遣使宣谕再三，冀其改悔。而伊怙恶不悛，冥顽如故。及朕绍承大宝，伊虽遣使求和，而中怀诈伪。以背恩大逆之罗卜藏丹津负罪潜逃，伊輙敢容留，抗违国法，中外之人莫不愤恨。朕本欲于数年间，命将兴师向伊询问，不意策妄阿喇布坦遂服冥诛，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狡狯狂诞同于其父。昨遣人陈奏之际，言词傲慢，心志奸邪。似此逆贼渠魁，父子济恶，若不及时翦灭，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将来贻国家之隐忧。用是特发两路大兵声罪致讨。爰命尔为宁远大将军，统领陕西等处大兵，一切事宜尔与提督纪成斌酌定方略，公同讨议而行，勿谓己能而不纳众论，勿当事会而致失机宜。勿恃兵强而轻视贼寇。密侦远探，备极周详。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听尔调遣，凡遇有警，即遣发官兵应援扑剿。有能擒斩噶尔丹策零来归者，即行驰奏加恩优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官兵者，勿加杀戮。兵将所过地方须申严纪律，毋得骚扰百姓，毋得淫人妇女，毋得离散人之父子夫妇，毋得损坏人之坟墓室庐，毋行强取货物，毋得驱役平民，以副朕戡乱靖逆、安民绥众之意。其或有临战退缩贻误扰乱军机者，尔会同商议，文官四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即以军法示众。官兵有犯小过者，会同商议，径行处治。毋泯没戎行之劳绩，毋宽纵违法之弁兵。法纪务极严明，赏罚悉期公当。一切机宜尔商酌调遣，有应知会北路靖边大将军者，即行知会，一同办理。将噶尔丹策零速行歼剿，永靖边陲，斯称委任。尔等务宜殚心用力，早奏肤功。钦哉。
第二天，雍正又让兵部将振威将军、扬武将军两颗大印送往西安，交岳钟琪“酌量委用”。
与北路军相比，岳钟琪的西路军简直显得有些寒酸了，西路军以绿旗兵为主，虽然总兵力达两万六千五百人，但文武官员总共才三百二十四人，还不到北路军的一半。为了显示出对此次出征的重视，雍正命人在西安城东筑起拜将台，由查弼纳代他行拜将仪式。早在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也曾在此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显然雍正是在效法刘邦，而此事后来的走向居然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岳钟琪差一点就和韩信落得同样的结局。后来，岳钟琪在他的诗文中，经常有一些替韩信鸣不平的诗句。他在《韩信岭》中这样写道：
当年若竟藏功狗，老向淮阴买钓舟。
尽让萧曹成佐命，安知绛哙遂封侯。
萧条古栈祠云冷，寂寞斜阳汉水流。
紫柏翠云关外路，有人黄石赤松游。
而在另一首《重题韩信岭》的诗中再次写道：
大巴山接栈云黄，岩壑阴森夏亦凉。
野馆断碑寻汉垒，乱峰夹谷指陈仓。
仓皇宰相求贤地，辛苦王孙逐鹿场。
他日郊原狐兔尽，又烹功狗媚君王。
诗句中充盈着哀怨和叹息，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一下岳钟琪后来的遭遇，又何尝不似韩信的人生，于是也就能够理解他一味在此纠结的原因了，只是他最终比韩信幸运一点，没有遭到毒手而已。
五月二十二日，风清气爽，天空飘洒着沥沥小雨。在两万多将士面前，岳钟琪威风凛凛，登坛跪接大将军印，誓师出征。士兵欢呼沸腾，查弼纳代表皇帝在署理总督查郎阿、巡抚武格的陪同下“出郭远送”。对此事《清史稿》这样评价道：“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就连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虽然手下节制的湘军最多时曾达十数万之众，但那也只是地方部队而已。
后来，岳钟琪在《军中夜雨答高夫人见寄之什》一诗中记录了此事：“三川戍客恩开府，万里新疆诏筑坛。”而雍正在《己丑夏南甸大阅》一诗中也曾有“风拂榆槐晓角鸣，筑坛选将命专征”“万里玉关平虏穴，三秋瀚海度天兵”的诗句。
岳钟琪率军即将抵达咸阳时，在三桥附近接到了雍正差人专程送来的一柄如意以及亲笔书写的御制诗，“以宠其行”，并寄托了捷音频传的美好愿望。
才兼文武秉公忠，体国经邦柱石崇。
寄重封疆时雨泽，威行边塞济川功。
丹诚定荷天心眷，和气能令众志同。
好听捷音驰关下，麒麟图绘五云中。
为了解除岳钟琪的后顾之忧，雍正赏赐白银一万两作为其出征两年的家资。不仅如此，雍正还让时任山东巡抚岳钟琪长子岳浚前往西安，为父亲送行。雍正又破例同意了岳钟琪携堂弟岳钟璜及次子岳洪随军出征效力的请求。此外，雍正还批准岳钟琪亲自选拔随行办事人员。经过筛选，工部屯田司革职主事、四川保宁府人岳康，钦天监候补、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钱登俊，以及教谕改选县丞、顺天府大兴县人商琏三人也得以自备鞍马随军效力。对雍正的关怀，岳钟琪感激涕零，他在《军中杂咏》一诗中表达了誓平准噶尔的决心:“楼兰诚狡黠，不灭不生还。”
就在岳钟琪出发十二天前的五月初十，天朗气清。雍正率满朝文武大臣莅临南苑，他兴致勃勃登上晾鹰台，检阅了傅尔丹的车骑营。各兵种按方位旗色依次操演，队伍“井然不失尺寸，军容绵亘整肃”。雍正十分高兴，慷慨行赏，“赐大将军银五千两，副将军银三千两，参赞大臣银各千两，随印内阁学士五百两，营总各二百两，章京等各一百五十两，司官各一百二十两，中书各一百两，笔帖式各八十两，前锋校、护军校、骁骑校各五十两，护军各二十两，披甲各十五两，车骑营兵各二十两”，真可谓皇恩浩荡。这次赏赐车骑营人人雨露均沾，皆大欢喜。此后不久，雍正对西路军也进行了赏赐。除各给两年俸银外，提督赏银一万两，总兵官五千两，副将各两千两，参将、游击各六百两，守备四百两，千总一百两，把总八十两。
六月二十二日，雍正在太和殿命大学士马尔赛、蒋廷锡将“靖边大将军”敕印捧授傅尔丹，并在东长安门外举行了盛大的送行仪式。雍正“亲解御用数珠赐大将军公傅尔丹”，大将军行跪抱礼，副将军、参赞大臣等也依次行跪抱礼。雍正语重心长地对出征将士说道：“尔等此去，当和衷共济，速奏肤功。凯旋时，朕将出城亲接，尔等宜各加奋勉。”傅尔丹奏道：“臣等蒙皇上训谕周详，务必同心协力，迅扫氛尘，仰答恩荣。”随后，傅尔丹率众将领上马启行而去。雍正意犹未尽，再赐宴德胜门外，命王大臣为大将军、副将军“递茶进觞”，二次饯行。
五、进军巴里坤
岳钟琪统率近十万兵马，三千辆战车，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沿着康熙亲征时所走的道路向西缓缓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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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西征对许多人而言都是头一遭，路途生疏。陕甘境内道路及民情并不复杂，还能应付，但到了新疆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每一步可能都暗藏着未知的险阻。岳钟琪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让莽鹄立从西宁招募了一百名熟悉西域各部语言及风土人情的回民，由副将达尔罕波巴洛特和参将额尔克伯阿里两名回民将领带领，驱牧购买的大群羊只先期赶往巴里坤。等到巴里坤后，他们摇身一变，由羊倌又成了进军新疆的向导了。
行进途中，岳钟琪慷慨陈奏：“若不大彰天讨，则冠履之定分不明，番夷之祸难不息”。并陈述了清军必胜、准噶尔必败的十大理由：“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又加以期日之宽舒、机宜之详密。”其实，他所提出的这些理由不无道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实力对比而言，清朝可以说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岳钟琪在奏折中所说的那些充满豪情的誓言，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基于数年来综合分析双方实力得出的结论。
但雍正对此却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说：“今览岳钟琪折奏，备陈十胜之情形，军务所关重大，朕不敢预言其必然，惟有倍加敬谨，仰恳上天皇考鉴照不得已之情垂慈默佑，早奏肤功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大军中途驻歇兰州。在这里岳钟琪受到了新任甘肃巡抚许容的热情款待，不仅仅是由于许容与岳钟琪有上下级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许容就是受岳钟琪举荐，不久前才从浙江观风整俗使一职升任而来。部队经过数日休整后出永宁门继续西进，于七月二十九日抵达凉州府。从兰州到凉州，在垂头奋蹄的“骡马时代”，最快也得半个来月，更何况还携带大量武器辎重。其实，部队进军速度慢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来自岳钟琪的命令。岳钟琪不仅爱兵如子，而且还非常体恤畜力，因为在康熙末年的进藏战争中，曾发生过因骡马倒毙而迟滞粮饷转运的事情，差点影响战争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非常爱惜转运军资的骆驼和骡马等牲畜。加之，七月间正是骆驼和骡马换新装的季节，旧毛渐渐褪去而新毛还未长出，如果长途拉运会对牲畜造成极大伤害。
漫漫征程，炎炎赤日，脚下的路如同一旁连绵不断的山峦一样没有尽头，人难免会产生烦躁情绪。为了鼓舞士气，岳钟琪变着花样激励大家。在凉州城，岳钟琪接到从京城送来的十五支花翎，这是应岳钟琪之请，雍正特赐之物。岳钟琪为延绥镇总兵官颜清如、署凉州镇兴汉镇总兵官曹勷、出征效力挂副将衔的原川北镇总兵官张成隆、督标副将冒重光、靖远营副将马龙、定边营副将赵显忠、神木营副将陈经纶、河州协副将马云、洮岷营副将王廷瑞、中卫营副将韩良卿、沙洲协副将张豹、夔州协副将杜蔚、杀虎口副将徐宗仁、宜君营副将花天立以及火线提拔的副将冶大雄等西路军出征高级将领每人颁赏一支，各将领接过象征殊荣的花翎意气风发，斗志倍增。
闰七月中旬，大军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肃州休整。肃州提督宋可进为了迎接大军的到来，早已派人采买了上好的哈密瓜为将士们解渴，酷热的暑气和千里行军的疲劳很快得到了缓解。不远处就是素有“河山襟带”“长城主宰”之称的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这座雄伟的关城从这里起向东蜿蜒而去，构筑起一道绵延万里抵御游牧民族袭扰的精神长墙。岳钟琪在诸将的陪同下登上已经建成三百五十七年之久，但依然昂扬挺拔的嘉峪关城楼。伫立柔远门城楼之上，但见绵延起伏的群山与高天相接，阵阵秋风卷夹着细碎的沙粒拍打撕扯着城头猎猎的旌旗，垂柳与芦苇在风中颤抖着，发出瑟瑟的声响，即将南迁的楼燕掠过城门“啾啾”低鸣。儿子岳浚也将就此告别东归，回望缥缈的来时路，一缕悲情划过将军坚毅的脸颊。虽然四十三岁的岳钟琪早已变得老练成熟，喜忧不形于色，但此情此景无法遏抑他澎湃的诗情。现在细细品读《嘉峪关楼》，分明能够听见他隐隐的叹息：
酒泉今重镇，天险古名州。
牧野无新幕，筹边有旧楼。
风旋沙碛动，天接海云浮。
回首长安路，烽烟万里秋。
二十一日卯时，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吩咐“择吉时”出口，部队开往清军在西北的桥头堡——巴里坤。西路军共分十二批从嘉峪关外赤金所军营出发，每批分五路前进。由于哈密一带水草稀疏，并有雪山阻隔，岳钟琪率首批一千四百余人经过玉门关、沙洲，取道中北路直达巴里坤。八月二十四日，固原提督纪成斌督率最后一批出口；九月初四，西路军所有部队全部到巴里坤会合。与往年相比，这一年塞外的秋天格外暖和，蓬草还没有枯尽，马驼可就地驻牧，有力地缓解了草料挽运的压力。 巴里坤古称蒲类，是古丝绸之路北新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西汉本始二年(公元前73年)，汉宣帝刘询曾派赵充国为蒲类将军，联合乌孙击败匈奴于蒲类海(又名波息厥海，今巴里坤湖)边。东汉永平十六(公元73年)，汉光武帝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派窦固、班超再次击败匈奴于蒲类海边，实现了帝国疆土的统一，路经南山口内焕彩沟处勒石记功，千年流传。唐朝平定高昌叛乱之后，加大了对西域的统治力度，在西域设置了西州和北庭都护府，并效仿汉代在此实行兵屯制度。《旧唐书》载：唐景龙四年(710年)，伊吾军在伊州(哈密)西北三百里甘露川修建大河唐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他将巴里坤到伊犁天山北坡一带的草场分给二儿子察合台管辖，并将蒲类以巴尔库尔湖形似老虎爪子而改名为巴尔库尔。初来乍到，看着眼前雄浑的大漠戈壁、广阔的草原森林和那悠闲浴日的连绵雪山，没有人会把它与残忍的杀戮联系在一起。
岳钟琪到巴里坤已是深秋时节，他将部队居高临下驻扎在城南天山脚下的一座山包上，就因为这个因缘，后人为了纪念岳钟琪，将这个山包称为“岳公台”，现在岳公台是巴里坤著名的八景之一。据《新疆图志·山脉志》记载：“群山惟岳公台最雄杰，前有八阵奇门，两面能容万马。”连日的绵绵秋雨涤去了长途跋涉的征尘，阵阵晚风袭来顿觉凉意四起。大帅出帐夜巡，点点灯火映照着远近的营帐隐约朦胧，不知从哪传来声声悠扬的笛音，在这旷远的塞外边地勾起了将士们的思乡之情，元帅深有感触，写下了《军中闻笛》的诗篇：
细雨微风夜气清，貔貅十万远连营。
谁家长笛征人怨，何处高楼思妇情。
塞上梅花翻古调，军前杨柳荡边声。
故乡烟月芙蓉水，三度缄书问锦城。
虽然这里从康熙末年开始大清就已派兵屯田驻守，而且进藏驱准之战时，靖逆将军富宁安也曾率军在此驻扎，但多年来城防营垒疏于修缮，日益简陋凋敝，不要说随军而来的八万六千多马驼无处安顿，就是这两万多士兵和近一万名脚夫也根本无法驻扎。远离大后方，首先解决的不是进攻问题，而是确保自存，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障，什么战略战术都将是梦幻泡影，无从谈起。一个筑城安扎“以图长久”的规划在岳钟琪心中正在酝酿。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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