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大清藩篱岳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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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初年，岳升龙时任永泰营千总，眼见堡内百姓用水困难，他便带领人们又从老虎城西面将水引到永泰堡南城门前的“用汲海”，方便了城中人畜饮用和附近农田的灌溉。
  身为戍边将领，岳钟琪深知饮水问题始终是边关军民的头等大事，关乎百姓日用，关乎边关安危存亡。于是，他动员当地驻军配合自己的卫队从城南老虎沟口挖了一条暗渠，铺设凿制的石槽，槽与槽之间以榫卯结构相扣，以红胶泥勾缝，滴水不漏，这样就将清澈的山泉直接引入城内。他又捐资在城内修了五眼井，“上街东设井二，下街西设井二，岳府后设井一”，从而方便了城中各个方位就近取水。他还在北城角开挖了一个直径四十米，深约三米的大水池，取名“甘露池”，大水池与五眼井相连相通。不仅如此，他又在北城城墙底部开凿了一个出水洞，当池内水满后，便会自动排入护城河，整个设计巧妙合理。因永泰城是有名的“龟城”，而岳钟琪精通阴阳五行之术，这就是传说中他将死龟变成活龟的渊源。这些设施至今基本保存完好，城内居民一直沿用。
  对于身肩封疆重任的岳钟琪而言，回乡的时间是短暂而奢侈的，他已不再是身无所系、自由自在的童蒙，还有许多国家大事等着他去处理。五月初九，岳钟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挥别这片养育了自己的热土和父老乡亲，取道兰州返回西宁。六月十三日，岳钟琪受命兼理甘肃提督印务，肩头的责任更加沉重，他此时手中掌握的兵权在大清朝镇守西部的将领中仅次于年羹尧。
第十一章 总督川陕
  年羹尧返回西安后，西宁的军务移交岳钟琪全权负责。岳钟琪一边派清军对可能藏匿罗卜藏丹津及其党羽的地方进行搜剿，一边对那些流离失所的各部番民进行安置抚恤。就在此时，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将岳钟琪接连推上了新的位置，真正成了名震遐荒的大人物。
一、年羹尧失宠
  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四川巡抚蔡珽因年羹尧参奏而遭解任，罪名是“威逼下属重庆知府蒋兴仁自尽”，蔡珽随后被押解到京城拟论斩。搁以往雍正只象征性过目后，即依照年羹尧的奏请交刑部办理了事，但这次雍正却一反常态，他没有按照年羹尧的意思办，而是将蔡珽改为监候。雍正的这一决定究竟是无心之举，还是暗藏什么玄机呢？
  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二十二日，雍正在谕大学士时终于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他说：“若将蔡珽置之于法，人必以朕为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珽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断不可使人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珽，著将蔡珽从宽免罪。”一些聪明人已嗅到了雍正此言的微妙味道，妹夫与舅子哥的关系可能出现了某种危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天爷似乎也跟年羹尧过意不去。二月初二卯时，天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这只是钦天监官员推算出的天文现象，而且是用肉眼无法看到的，但这在非常敬畏天象的时代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大臣们纷纷上折恭贺，称为“亘古难逢之大瑞”，年羹尧当然也不例外。可是，万万没想到，“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的年羹尧在这次的奏本内不仅“字画潦草”，而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雍正借此大发雷霆：“(年羹尧)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谓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知者。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并将他批示的奏本发给年羹尧，“令其明白回奏”。火药味很浓，看来，这下雍正可真的要整治年羹尧了。
  年羹尧之所以会招来今日之祸，完全是由于他依仗与皇帝的姻戚关系飞扬跋扈所致。对惯于隐忍的雍正而言，他早都想除掉年羹尧了，但又怕落下“鸟尽弓藏之讥”，他不断启发、诱导大臣们替他说出想说的话。四月十二日，雍正再谕大学士，历数年羹尧妄举胡期恒、妄参金南瑛、骚扰南坪寨番民、隐匿青海蒙古饥馑等行为，斥责他“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戮过多致此昏愦”，认为他已不适合居川陕总督之任，但看在他还能操练兵丁的份上，调补浙江杭州将军，川陕总督印务由岳钟琪速赴西安署理。从这以后，对年羹尧的挞伐如暴雨倾盆，一发不可收拾。
  四月十八日，署山西巡抚伊都立率先向年羹尧发难，他弹劾年羹尧擅给盐商印票，增发盐引十万道，且将应行收贮正课擅自动用；又差咸宁知县严士俊于山西拿获私茶，越境提人，将茶变价五万两，并保题严士俊为河东运同知；擅罚茶犯王钦庵等人九万两白银，私令赎罪；还假捏商名私占盐窝，招摇生事等几宗罪状。雍正立即派遣吏部左侍郎史贻直、刑部右侍郎高其佩前往调查。　 五月十二日，镶白旗汉军都统范时捷紧随其后，他参奏年羹尧在运米至军前时，侵蚀脚价银四十余万两；管理捐纳驼米，勒取私费，婪银三十万两；违旨勒派属员公捐俸工；于将军督抚文书擅用令谕，直书官名；保举题补各官悉多营私受贿等五款罪状，并请求“将年羹尧以及通同欺罔之桑成鼎、金启勋、胡期恒及其家人魏之耀、严大等一并敕部提拿，严行审究治罪”。
  七月十三日，雍正御制《朋党论》警诫群臣。随后，满朝文武大臣与年羹尧往日有隙的趁机落井下石，与年羹尧往日有旧的见势划清界限。在皇权至上的年代，根本没有什么人权保障可言，要想活命自保，这是常见的两种求生选择。九月初三，年羹尧被提解到京。议政大臣根据各省督抚提镇的参疏，为年羹尧汇总出九十二宗大罪，拟议大辟，并请将年府十六岁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赏给功臣为奴。
  十一月二十二日，不堪承受如此沉重打击的皇贵妃年氏在愁闷中郁郁而终，年府一下子彻底成了无所依靠的飘蓬了。心情复杂的雍正辍朝五日，但他始终不曾因为爱妃的离去而动摇铲除年羹尧的决心。据《清史编年第四卷》记载，“十二月初四，有野虎入年羹尧家。此虎不知从何而来，初三入齐化门外，夜间从东便门上城，到前门，下马道，直入年羹尧家，上房。本日天明，九门提督率兵放枪驱下，入年遐龄家后花园中。官兵追至，用枪扎死。”相传，年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这对生性迷信的雍正来说绝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是无法容忍的潜在威胁！他在蔡珽的奏折上朱批，称此为“一大奇事”。“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凌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十二月十一日，雍正降旨，将年羹尧交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和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羹尧之子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往边远充军，族人一律革职，永世不许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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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严令，有藏匿羹尧子孙者，以党附叛逆论罪。年羹尧之父年遐龄与年羹尧之兄年希尧均被革职，但免于一死。盛极一时的一等公年羹尧成于雍正，最终也败于雍正。
雍正与年羹尧一度超越了正常的君臣关系，雍正曾赋予年羹尧令人咂舌的大权。年羹尧引用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不用奏请，只需咨文吏部即可，朝野谓之“年选”。与吴三桂的“西选”，隆科多的“佟选”一起称为“三选”。《清史稿》评论年羹尧“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于覆灭而不自怵”。年羹尧忘失本分，超越伦常，大胆妄为，这是做下属的大忌。而雍正对大臣“阳为宠信，而阴怀疑忌”，这也是做上司的大忌。
二、进京受封
在年羹尧事件中，许多人都被弹劾为“年党”而遭到罢免、问罪，其中就有与岳钟琪一起参加过平定青海叛乱的宁夏总兵官王嵩、兴汉总兵官武正安以及黄喜林等人。而岳钟琪是在这些人中与年羹尧走得最近的人之一，不可能不受到冲击。指责、参劾他的也大有人在，“年党”成员之一的戴铎在供词中说：“岳钟琪，四川人传闻，都说是年羹尧的干儿子。”川北总兵官李如柏也奏称：“岳钟琪系年羹尧之干儿，无事不为私商。王景灏系年羹尧之门生，在西宁时朝夕不离左右。”二人“素日深知其奸恶，竟默默不言，明系结党已久，故宁负皇上，而不肯背年羹尧耳。”
在这场斗争中，岳钟琪的位置可以说是极其特殊而危险的，在这个时候的每一步，都决定着自己乃至家族的生死荣辱。岳钟琪父子两代人与年羹尧共事达十五年之久，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就冲年羹尧上书康熙皇帝请求替岳升龙弥补亏空这一件事来说，至少都是有恩于岳氏家族的。因岳升龙和年羹尧都属于火辣脾气，为了公事时常会争个面红耳赤，因此，也有人认为岳升龙与年羹尧是死敌，其中雍正皇帝就支持这一观点。事实并非如此。在官场中，有些“朋友”只是逢场作戏的角色而已，而有些朋友则是心灵相通的知音，要想完全分清官场中的敌友是很难的。虽然岳氏父子与年羹尧并非知音，但也绝不是死敌。在这场政治博弈中，除了真正的政敌是要不遗余力地彻底打垮年羹尧外，其余人的言行都是无奈、无心的伤害。可以想象，岳钟琪当时的处境的确很难，在这个时候要想做到左右逢源、皆大欢喜是绝对不可能的。
岳钟琪参劾年羹尧的言辞是他署理川陕总督两个月后，在“遵旨察勘杂谷脑、大小金川、沃日等处土司构衅缘由”时才约略提及的。而他的第一道参劾奏折则是实授川陕总督后，雍正降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要求大家对他处理年羹尧一事“各抒己见，平情酌议，应作何处分，即速具奏”的情况下，以年羹尧建筑颌阳县夏阳川城堡时，将剩余银两不归司库，也没有题请，擅自做主发给兵丁为由参奏的。而此时，对年羹尧的批斗活动早已开展的如火如荼，就连“内阁、九卿、詹事、科、道”都已经开始搞大串联，“合词劾奏”年羹尧了。当然，雍正也绝不是对岳钟琪的态度毫不在乎，就在岳钟琪与年羹尧办理总督事务交接手续后，雍正立刻发来密旨，要岳钟琪如实禀报他与年羹尧的“私语闲话”。岳钟琪据实回奏了当时的情形和年羹尧恳求关照年富、年斌两个儿子等对话内容，他不曾添盐，也没有加醋，雍正阅完奏折后评价道：“此奏甚公甚真。”
生性多疑的雍正不仅没有降罪岳钟琪，反而重用了他，许多人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得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和岳钟琪同庚的王爷——怡亲王爱新觉罗允祥；另一个则是大学士朱轼。
爱新觉罗允祥是康熙帝第十三个儿子，满洲正蓝旗人，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所生。允祥能文能武，深受康熙皇帝厚爱。在众弟兄间，与雍亲王胤禛“形形相依”，关系最密。胤禛刚一继位，就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十一日，封允祥为和硕怡亲王。允祥以办事得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系见长。雍正让他出任议政大臣，总理朝政，是雍正的得力助手。被封为铁帽子王。雍正帝待他也非寻常，死后令享太庙，谥号“贤”。为了纪念他的功劳，下旨将其名“允祥”的“允”字改回“胤”字，这是大清一朝臣不避君讳的唯一一例。
允祥能够屈尊与岳钟琪结交，完全是因为允祥看中了岳钟琪的家世以及他的忠厚天性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以满族为核心的大清朝，作为一个汉人官员，如果没有强势的满族人物做后盾是绝对走不远的。
岳钟琪的另一个贵人就是大学士朱轼。朱轼，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雍正即位之初，曾设席懋勤殿，命乾隆行拜师礼，故称朱轼为帝王师。《清史稿》评价朱轼“朴诚事主，纯修清德，负一时重望”。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朱轼出任陕西学政，大力推广素质教育，努力提升官民的道德修养，史书说他“修横渠张子之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士”。他的做法得到了时任四川提督岳升龙的赞赏，而朱轼对岳升龙也向来十分敬重。康熙六十年(1721年)山陕一带遭受他的许多做法岳钟琪非常认同，其中修建社仓和引泉溉田的做法为出任川陕总督后的岳钟琪提供了效法的蓝本。
随着年羹尧的倒台，川陕总督一职成为各派力量角逐的重点。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胡期恒以参劾金南瑛被革职查办，岳钟琪兼任甘肃巡抚。四月二十四日，岳钟琪从西宁出发赶往西安署理川陕总督印务,雍正的这两个决定令满清贵族颇感意外。五月初三，途径甘肃平凉府静宁州时，岳钟琪收到兵部送来的两个奏匣(装奏折的盒子)，雍正在谕旨中分别就年羹尧降调杭州将军以及命其署理总督职务试探岳钟琪的态度。岳钟琪在回疏中写道：“跪读谕旨，臣一时声泪凝咽，不胜感愤。伏思年羹尧受圣主隆恩倍高于天，而其所作所为日就纵肆，实实大负圣恩。”“今蒙圣主破格特恩，不以臣不肖委以重任，畀署川陕总督印务，因成命已颁，曷敢以本籍回避之例固辞，亦断不敢因父母之邦稍存私意，有负皇恩。”雍正在朱批中充分表露了对岳钟琪的信任，“览奏朕实嘉悦之，至陕省吏治废弛日久，兼之用兵十有余年，地方疲敝已极。总督一任非当代人物如卿者不能料理就绪，今陕甘惟卿是赖。至年羹尧所用私人及其存私事件，应更正革诘者，丝毫不必瞻顾。”
岳钟琪署理川陕总督后，遭到了鄂尔泰等满族贵族的坚决反对，因为川陕总督一职为满缺，按照大清吏制规定，满缺就意味着这个职位只对满人开放，而对汉人则是大门紧闭的。其实，最关键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川陕总督一职在清朝极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川陕总督掌管着大清的半壁江山！不仅其所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四川、陕西、甘肃、重庆、宁夏以及青海、内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曾经一段时间还兼辖山西，地域面积几乎占大清疆域的一半，而且还负责防卫西藏、新疆和青海等地的安全。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允祥、朱轼等人认为只有岳钟琪最为适合，所以他们力荐岳钟琪。雍正左右为难，他让允祥作岳钟琪的工作，劝他抬籍入旗，成为旗人，这样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入旗在当时是很吃香的，一般人根本没有资格入旗籍，但岳钟琪没有同意，雍正只好作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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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因“在圣祖仁皇帝时，服官有年，勤劳素著”。而且从雍正即位以来，“能洁己奉公，深知大义，不附邪党，不事钻营，居官行己，俱属可嘉”，受到了雍正的高度赞扬，加封太子少傅衔。七月十八日，雍正破例实授岳钟琪为川陕总督，满缺“参用汉人自此始”。
九月初二，岳钟琪奏请陛见，得到了雍正的允准。这是他首次觐见雍正帝，心里格外忐忑，既兴奋，又惧怕。几日后，岳钟琪将总督事务交由西安巡抚图理琛署理，便乘驿道进京。当行至位于北京西南通衢的长辛店时，雍正赐宴为岳钟琪接风洗尘，这种待遇只有少数功勋卓著的人才会享有。岳钟琪在兵部报到后，由尚书孙柱引至圆明园勤政亲贤殿，雍正在那儿接见了比自己小八岁的岳钟琪，这是君臣之间的第一次见面，雍正分外亲热，结果弄得岳钟琪手足无措。但当问及治边之策时，岳钟琪却胸有成竹，对答如流，雍正非常高兴。他不知道该如何赏赐这位功勋盖世的统帅，先是赐给了岳钟琪四团龙袍补服一件。九月初十，雍正回到紫禁城后，又加赏岳钟琪兵部尚书衔，命署河东盐院，兼管陕西巡抚事。这还是让他觉得封赏不够，雍正将位于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虎坊桥的一院府邸赐给了岳钟琪，而且还赐给随侍太监两名，岳钟琪在北京城饱享皇帝的隆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康熙皇帝于太和殿召见后的十五年，他会以如此荣耀的身份故地重来，成了无数人艳羡的封疆大吏。此时的他正是风光无限，已悄然登上了辉煌人生的顶峰。
三、整肃官风
多年以来，川陕官场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在朝廷派征的公项之外，各级官员巧立名目，以包差、定差、轮差、杂差、飞差等各种名色向下属私自摊派，甚至将自己吃喝拉撒等费用也全由属下承担。而属下不可能自己负担，于是再向自己的属下摊派，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到最后，这些庞杂的摊派全部落到了百姓的头上，致使本已饱受边患的百姓更加苦不堪言。几任督抚对此心知肚明，也都曾进行过治理，“裁减十之二三，或革除十之五六”，但往往是“旋革旋复”，人走政息。就拿四川省来说，在图里琛任巡抚期间，曾经出现过摊派积弊革除禁绝的局面，但图里琛卸任后，整个官场乱象死灰复燃。
官风是民风的表率，官风清则民风淳，官风浊则民风黠。出任总督后，在川陕大地上有了话语权，岳钟琪下决心继续整肃官风。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二十六日，他上疏雍正皇帝，极力陈述革除官场陋俗恶习势在必行。唯其如此，才能“绝旷世之疮疣，流万年之膏泽”，从而实现“帝德与民生而俱永，恩纶偕覆载以俱长”。
为了做到有的放矢，岳钟琪经过逐一走访查实，详细开列了三十项必须“永行禁革”的官场陋习，虽然看起来有些琐碎，但每一项都事关吏治，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官场歪风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其危害程度触目惊心。
一、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到任之初，自椅桌床凳毡席一切什具，以致朱盒笔砚，桌帷坐褥，旗锣轿伞，彩棚等项有派里下（属下）备办者，又每年年终更换旗伞，执事亦有里下派人交官者，俱应永行禁革。
二、各官到任中，伙夫、马有里下雇备者，有折价交官者，俱应永行禁革。
三、陕省州县官到任之初，里下供给或一日，或三日、五日、七日不等，凡米面油烛、茶叶柴炭、猪鸡果酒等项，于一日之内取备数日之用者，应永行禁革。
四、川省州县官有里下常年供给日用米面食物者，有借发价之名采买者，俱应永行禁革。
五、官衙日用米面肉酒各食物买办人役，着落行户(指商户)，而官衙所发官价不敷市价，逐行逐店派钱帮贴者，如每斗每秤出钱几文之类，亦有行户轮流承应者，僻小州县行户无几，甚至派及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六、督抚司道、府厅及州县等官寿礼、节礼、贽仪、贺仪，并呈送土产等项，均于功令有指派百姓者，俱应永行禁革。
七、白心红纸张、柬帖笔墨，以及官衙一切应用物料，每年科派里下者，应永行禁革。
八、水火夫、灯夫、茶夫、仓夫、更夫、轿夫、马夫、伞夫、扇夫、门子、门军等役，其名数各处多寡不同，每名工食自四五两、八九两，至十一二两，亦各处不等，有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九、吹手、铳手、仵作、厅差、长班、塘丁、京报，及道府坐省、抄报、看司各工食，有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修理一切损坏城池、衙署、仓廒、监仓各工料，俱派里下，又自器用、以至刑具枷锁等项，每年派里下置造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一、各行工匠以及裁缝、厨役人等，或轮流应差不给工价，或量给官价，以至匠头、夫头帮贴赔垫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二、收粮柜书纸笔、饭钱，编审里书朱价，以及巡仓值夜兵役灯油、炭火，派里下供应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三、钱粮解费、木鞘、铁箍、包银、纸布、车辆、驴骡夫役工用盘缠，出于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四、陕省里下买供州县官衙骑坐者，谓之栓养马，自四匹、六匹、八匹、十余匹不等，又有里下买备应付差使者，谓之里马，自一二十匹至三四十匹不等，凡有倒毙，仍派里下买补。川省驿路、州县有着里民雇买马匹、设立外号，令里民长年喂养应差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五、官槽喂马草料、槽铡、鞍屉、灯油、药材，有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六、过往上司、宾客、家人，及差催公件、守提人犯，安置供应酒筵、草料、油烛、柴炭程仪差礼等项内，有行户轮流承应者，有派里下出银者，俱应永行禁革。
十七、地方官凡因公远出及奉上司差委，盘缠、牲口亦派里下者，应永行禁革。
十八、修理贡院物料，进、举、贡、监花红马匹，旗匾、科岁两考棚厂供应，宾兴、会议程仪酒席，优等生员进学、童生花红酒礼，府县考试薪米、油烛，有派里下者，应永行禁革。
十九、公事应酬，如祭陵、祭岳、行围供应，及每年储备火药、铅子价银，并帮贴裁站钱粮等项，凡由上司摊派州县、州县转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
二十、奏销钱粮、秋审等部费及各上司经承书役季终年终造册盘查各项使费，有派里下者，俱应永行禁革。上司书役仍敢勒索者，许州县揭报，严加治罪。
二十一、吏目、典史查点烟户或查排门册，有按村堡大小派钱者，有挨户科索，甚至硬取粮食、牲畜者，俱应永行禁革。
二十二、省城地方及各府州县接诏迎官搭盖棚厂，铺垫毡席、扎彩等项，科派铺户人等承值当官，应永行禁革。
二十三、命案检验，凡搭棚挂衫，供给酒肉，并地方官因公经过村庄，民间各项陋规供应，应永行禁革。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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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乡约里长、场头单头，最为民患，总由每年呈送州县，官礼陋规有所凭借，以致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借端勒索，重重病民，应永行禁革。
二十五、外省协解四川饷鞘，因额设脚价不敷，万不得已方用里下人夫、马骡帮贴迪送，有借此用一派二者，应永行禁革。其借用民间马骡有伤损倒毙者，着落地方官赔偿。
二十六、凡额设站船之处，桡夫工食并篙、桨、锅、缸、刀、斧、板片、油、钉、匠工等费，有派里下者，应永行禁革。
二十七、饭店本利最微，凡公事取用桌凳等物，并过往递解人犯所用驴头口粮，有令饭店承应者，应永行禁革。
二十八、有碾、榨、磨课，州县指称上司需用，额外多索米面者，应永行禁革。
二十九、田、房税契每两已征三分之外，又索红钱、解费及州县官推收过割规礼者，应永行禁革。
三十、指称采买仓谷或兵米等项，派累百姓，及发价派令里民采买者，应永行禁革。
岳钟琪建议将这些内容刻成石碑，安置在衙署门前，正面为禁革内容，背面为皇上的皇皇天语。雍正阅完奏折后，心情沉重而复杂，他非常清楚，这些陈规陋习又何尝只在川陕才有呢？可以说，大清官场处处可见。思虑再三，雍正将岳钟琪的奏折“留中候朕详加斟酌”。不久，他同意岳钟琪在川陕大胆整肃官风，清除积弊，不到半年，川陕摊派之风鲜有耳闻，几近绝迹。
雍正对官场陋习向来十分痛恨，他曾在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连发十一道上谕，要求督抚州县各级官员“宜将陋例积习，尽情禁革”。后来，雍正在清查亏空、火耗提解、实行养廉银的同时,大力开展了取缔官场陋规的行动。他还多次明谕朝廷大员，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禁止督抚接受府道州县规礼，对胆敢顶风作案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因此，在雍正朝的确出现了吏治较为清明的局面，康熙朝后期那种地方大员通同作弊的贪腐大案几乎绝迹。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评论雍正皇帝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
四、乌蒙之争
乌蒙山是我国云贵高原上的主要山脉之一，也叫雪山，是金沙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它北起云南、贵州两省边界，南至云南昆明境内，全长约五百多里。早在唐朝时期，在这一带就生活着一个名为“乌蛮”的部落，到了11世纪，它逐渐强大起来，号称“乌蒙部”，乌蒙山便因此而得名。宋朝封该部落首领为“乌蒙王”，元朝为乌撒乌蒙宣慰司乌蒙路，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改为乌蒙土府，隶属四川。
与乌蒙府相连的东川府也设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土酋禄氏家族献图归顺大清，和乌蒙府一样都隶属四川省。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川府改土归流，禄氏家族失去了对东川府的控制，但依然保留了对乌蒙府的控制权。这里与云南寻甸、禄劝以及沾益州三地接壤，离云南省府昆明六百余里，而距离四川省府成都却达两千八百余里。由于区划的不合理，致使云南和四川两省在应对部落冲突事件中步调无法统一，有权管的省鞭长莫及，无权管的省近在咫尺，又不能不管，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引起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乌蒙土知府禄万钟之叔禄鼎坤率兵攻打东川村寨，东川知府周彬见来不及向川省报告，就近向时任云贵总督高启倬申请紧急增援。高启倬从曲寻镇、寻甸协以及寻沾营调拨官兵一千两百人前往增援，这才及时驱散了禄鼎坤的进攻。而当四川省所发令箭到府时，战争早已结束。因岳钟琪与高启倬兄弟之间私交尚好，所以彼此帮助也没有产生什么矛盾。但从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鄂尔泰就任云南贵总督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鄂尔泰依仗自己是满清贵族，雍正的心腹大臣，对其他人不放在眼里，更何况岳钟琪还是汉人，本来就存有嫉妒和排斥之心，关系自然不太融洽，而且此后甚至发展成了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政敌。
鄂尔泰以铁血著称，是满清贵族中少有的能臣干将。雍正还在藩邸之时，曾找鄂尔泰办事，结果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菁华，不可结交外臣”为由拒绝了他的托请。雍正登基后，不仅没有寻仇觅恨，反而非常器重鄂尔泰，将他和允祥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当然，四十七岁的鄂尔泰也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就任仅半年，先后降服了镇远土知府刁涵、沾益土知州安于籓、者乐甸土司刁联斗以及谷隆、长寨、者贡、羊城等地苗族势力。为了实现“就近管理”，在鄂尔泰以及贵州巡抚常德寿等人的奏请下，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东川府改归云南管辖。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乌蒙、雄震也改归云南管辖。
对岳钟琪而言，遇上鄂尔泰是他不幸的开始。岳钟琪以一个汉人身份，屡建战功，身居高位，本来就是满清贵族的眼中钉，个个早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而鄂尔泰年逾不惑才终于等来了命运的垂青，总督云贵，总算找到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他依仗雍正的信赖和支持，根本就不把岳钟琪放在眼里，常常做出一些逾越官场规矩的动作，目的只有一个：盖过你的光芒，满人决不能输给汉人！
岳钟琪与鄂尔泰的恩怨从乌蒙土司禄万钟叛乱开始走向公开化。在东川、乌蒙、雄震划归云南之前，鄂尔泰曾以“禄万钟纵容土目劫掠良民”为由，咨文岳钟琪派兵助剿。而此时，岳钟琪正坐镇指挥进剿冕山叛乱，并派兵追击退避云南普雄(即凉山)的叛乱首领金格、关寿、阿租等人，因此，岳钟琪没有能够及时派兵帮助，这引起了鄂尔泰的不满。鄂尔泰上书奏明雍正后，派兵进入四川地界开始行动，他首先招降了禄万钟的叔父禄鼎坤及其两个儿子禄万福、禄万富，并让禄鼎坤前去劝降禄万钟。由于禄鼎坤与禄万钟母子关系一直紧张，十五岁的禄万钟承袭父职才两年，年少不更世事，加上手下主笔刘建隆、杨阿台以及镇雄范掌案、纽纽巴等人暗中唆使操纵，所以没有答应鄂尔泰的招降，这令鄂尔泰极其不快，遂决定以武力征剿。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初，乌蒙山一带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雪，迫使鄂尔泰推迟了进兵计划。直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气好转，齐集乌蒙山外各汛地的一万多官兵和数千名土兵才分三路开始进剿。第一路由提臣张耀祖调度，临元总兵官魏翥国(后魏翥国因被禄鼎明家人刺伤而改为楚姚总兵官官禄)统领兵马从东川进发。第二路由安笼总兵官哈元生总统兵马，以梧州副将徐成贞担任副将从威宁开进。第三路仍由哈元生调度，镇雄营参将韩勋率部从镇雄进击。三路大军势不可挡，三天后直抵乌蒙土府。
就在官兵破寨之时，禄万钟自知两座山炮、三百杆鸟枪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便悄悄逃往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雄镇土司陇庆侯处躲避。鄂尔泰派人到陇庆侯处，迫使他交出禄万钟。可陇庆侯就是不交，鄂尔泰一怒之下进剿陇庆侯。禄万钟、陇庆侯哪是鄂尔泰的对手，还没交手就早早率番兵撤往乌蒙深山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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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清楚，长期游击下去不是办法，但投降老辣的鄂尔泰只有死路一条。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十二日，他们派人由筠连(今四川筠连县)潜往四川，向仁帅岳钟琪投诚。禄万钟的属人联系到守备胡琏部队驻地投降，陇庆侯的属人则联系赴副将张玉行营“缴印献土”。岳钟琪得到报告后，令驻扎大关一带的游击龙有印、同知常格，会同永宁协副将张瑛、叙永府同知杜世秀等人，将禄万钟、隆庆侯暂时安置在叙州府。他自己于二月初一火速前往叙永府准备接受投诚事宜。得知禄万钟、陇庆侯被押解叙州府的消息后，鄂尔泰多次派人向岳钟琪要人，均遭到拒绝。鄂尔泰向雍正再参一本，雍正下令将禄万钟、陇庆侯案交由鄂尔泰审理。禄万钟、陇庆侯二人最后终究没有逃出鄂尔泰的手掌心，被处决了事。
  其实，副将张玉的部队就是岳钟琪派往乌蒙接受鄂尔泰节制调用进剿禄万钟的，但由于路途遥远，川军未能如期到达。鄂尔泰将此事报告雍正后，雍正朱批道：“(岳钟琪)恐有迟误之意，卿应如是相机而行。”实际上正如吏部在后来的覆议中所说的：“征剿乌蒙，捣其剿穴系云南官兵奋勇，总督鄂尔泰调度之功。然非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冕山、凉山不法番夷悉行剿抚，去其犄角之势，则云南官兵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虽然在这件事上，雍正一直明显偏向鄂尔泰，但总归还是有人站出来替岳钟琪说了句公道话。
  乌蒙之争表面上看就这样结束了，但岳钟琪与鄂尔泰结下的仇怨却刚刚开始成长，并最终成了岳钟琪在雍正朝无法逾越的鸿沟。
五、改土归流
  乌蒙事件后，岳钟琪进一步意识到推行改土归流之策是化解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矛盾和纷争的有效方法。但要推行改土归流，划边勘界这样的基础性工作必不可少，而这项工作岳钟琪在出任川陕总督之初就已经开始着手实施了。
  在川、藏、滇交界地区，分布着数量庞大的各族部落，这些部落中各相邻的部落之间，不论是同一种族，还是不同种族，都存在领地之争，严重者摩擦多年，甚至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杂谷脑、大小金川、沃日等处就一直存在这一矛盾。大小金川本来属于同一家族，美同等寨子原来属于小金川土司所有，是进出金川的咽喉。后来，小金川土司汤鹏将美同作为女儿的嫁妆划给了沃日土司。可没过多久，女儿去世了，汤鹏便向沃日土司索要美同，但遭到了拒绝。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后，沃日土司通过贿赂年羹尧，将美同等寨强行划给了沃日，而将龙堡三哥等寨划给了金川，双方均不满意，致使两部落一直处于敌对纷争状态。岳钟琪总督川陕后，在遵旨察勘杂谷脑、大小金川、沃日等处土司构衅缘由时，派提督周瑛会同朝廷派来的官员到杂谷脑等地方照旧立界，将美同等寨返还金川，将龙堡三哥等寨划归沃日，平息了多年的仇怨，使双方都倾心悦服。
  与此同时，岳钟琪还对土司承袭中存在的一些影响部落关系和边疆稳定的隐害予以革除。在清朝，西南一带土司的承袭必须经由地方官层层上报至督抚，再由督抚题奏皇帝允准。在这期间土司印信一律固封，不得使用。只有朝廷同意承袭后，才能使用，行使土司管理职权。一些地方官便借此吃拿卡要，进行勒索，以致有些部落数年不能使用印信管理事务，造成部族番目专权生事，互相争夺，乃至酿成仇杀。
  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十一日，岳钟琪就此事条奏雍正，提出凡土官病故，该省督抚在题报时，必须查明应该承袭之人，取具宗图册结，邻封甘结，限定六个月内具题承袭。在尚未具题之前要让应该承袭之人照署事官例用印管事，地方官不得将印信封固。同时，他还就土司承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潜在矛盾提出了有效地解决方法，不仅让土司嫡长子孙照例承袭本职，而且让其庶子弟中那些“驯谨能办事者”，由当地土官详报督抚酌量给与职衔，令其分管地方事务。这些措施的实行对维护各部落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为了解决好川、藏、滇之间的管理，岳钟琪上疏朝廷，打箭炉外乍丫、察木多，云南之中甸，察木多以外之洛隆宗、嚓哇岗、坐尔则、桑噶吹宗、衮卓等地，过去属于打箭炉管辖，但这些地方距离打箭炉太远，由内地管理很不方便，划归西藏反而可以实行就近管理。而中甸、里塘、巴塘及得尔格寺、瓦舒霍尔等地，则并归内地土司管理更为适宜，还可以与打箭炉形成战略上的犄角之势。由于岳钟琪遵照雍正谕旨“办理有方，宁番息事”，受到了雍正的嘉奖。
  与简单的划边勘界相比，改土归流可算得上是更具长远战略眼光的治边之策。改土归流早在明朝中叶起，就率先在广西地区开始实行，到清朝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川府的改土归流，成为清朝改土归流的肇始。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二月，贵州总督贝和诺提请在清平县凯里地方实行改土归流。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两广总督杨琳疏请在广西太平府思明地区也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云贵总督高其倬疏称：“云南苗猓平时踞元江、新平之间，官兵剿捕则遁入威远、普洱茶山等处，广袤二三千里，难以控制，请将威远土州改土归流。”岳钟琪也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他在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关于川省苗疆善后事宜的奏折中曾就建昌、冕山的改土归流提出了详细的对策。
  一、建昌土司惟河东、河西宣慰司、宁番安抚司三处地方最广。而河东半近凉山，半近内地，请仍授安承爵之女安凤英为长官司，约束凉山一带。其附近内地者，俱改隶流官管辖。至河西宁番逼近内地，悉改归流。其阿都宣抚司、阿史安抚司及纽结、歪溪等土千百户共五十六处一并改流，近卫者归卫管辖，近营者归营管辖，并择番苗之老成殷实者，立为乡约保长，令其约束。   二、建昌旧设通判应行裁去，改置一府，设知府一员，经历一员。裁建昌卫及左中前三所，礼州守御所改置一县，其宁番、盐井二卫俱行裁去，改置二县，各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会川卫改并会理州，移会川营千总带兵一百名，分防州属之会理、苦竹、者保、三寨，以上一州三县俱隶新设之府管辖。  三、建昌为边疆重地，请于越嶲所属之柏香坪，添设守备、千总、把总各一员，驻兵三百名。冕山贴近乾县，添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驻兵五百名。移冕山营中军守备驻宁番卫城，添兵二百五十名。宁越营原设守备应改为都司，添设千总一员，兵一百五十名。盐井卫添设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一员，兵二百五十名。其原设守备改为中军守备，带把总一员，兵一百名，移驻河西。会川所属之披砂，添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五百名。再拨建昌镇标中营守备一员，带兵八十名，移驻建昌东之木托。拨建昌镇标右营游击一员，千总一员，带兵二百五十名，移驻建昌西北之热水，各与该地方之原设弁兵协同防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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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苗民顽蠢性成，地方文武官员如有勒索科派等弊，应计赃治罪，上司失察亦一并究拟。
  五、各卫所汉苗杂处，田土交错，多有欺隐，致相讦告。地方官应于农隙之时，履亩亲勘，务俾各守己业，永杜争端。
  六、苗猓等类每为汉人奴婢，应令地方官查明，概行发还。如果有身价，酌量追给赎回，违者治罪。
  七、汉番交界之处，每月立定场期三次，彼此公平交易。该管官选差兵役稽查，不许汉民用强短价，及兵役借端掯勒。其或私入夷穴交易，别有勾结情弊，从重治罪，地方官失察者，一并议处。
  八、苗民既知向化，即与齐民无异，令该管流官一体编入保甲，互相稽查。
  九、禁止汉民诱骗蛮人什物。傥被控告讯实，照例追赃治罪外，如有凶蛮无故将汉民绑掳，以及被汉民诱骗不告官司，肆行绑掳者，将恶蛮从重治罪。  十、苗蛮散处边方，每有此处土司所辖而居住彼处者，遇有事故每多隐漏，应令该管官编造户册，分清住址，傥有事犯，即于该地方追究。
  十一、苗猓旧俗多以利刃随身，口角细故，逞凶残杀。今既改土归流，应饬地方官转饬该管头目人等，严行查禁，不许带刀出入，并不许私藏鸟枪违禁等物。
  十二、苗民散处山箐，易于逃遁。如遇地方失事，汛官带兵巡捕，地方官差役严拏，并移会邻汛、协力穷追务获。如有徇庇疏纵，及牵累良苗者，将该管官弁分别议处。
  随后，朝廷根据他的建议，在这一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并将建昌新设的府定名“宁远”，建昌新设的县定名“西昌”，宁番新设的县定名“冕宁”，盐井新设的县定名“盐源”。　
  九月，由于西固(今甘肃省舟曲县城关镇)土司黄登烛坚错父子以及岷州土司赵廷贤朋比为奸，欺压番民，岳钟琪奏请将西固州同改为抚夷同知，接管黄登烛坚错所管辖的西固堡地区，将赵廷贤所管地区附近的岷州改由岷州同知管辖，并在西固、岷州两地连接边寨之处设置汛塘，由洮岷协委派把总二员，各拨兵二十名，分驻巡查，严行把守。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岳钟琪又奏请在四川里塘、巴塘等处设流官进行管理。实行改土归流后，朝廷进一步理顺了管理体制，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六、屯耕修水
  从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以后，吏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由于审理年羹尧案不得力开始受到雍正疑忌，案子交都察院审查，隆科多削夺了太子太保衔，收回了双眼花翎等赏赐之物。用雍正的话说：“隆科多深负朕恩，种种罪恶，应置重典。”但念在他“办事之才尚属可用”的份上，于同年七月十七日，命隆科多往阿拉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
  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隆科多向雍正回奏了阿拉善之行的工作情况，他建议在宁夏贺兰山插汉拖辉(今宁夏平原北部)至石嘴子(今石嘴山市)等处可以修造渠坝，进行耕种。甘肃巡抚石文焯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有些细节上他们的陈述“情形互异”。由于事关久远，雍正于是命岳钟琪对甘肃境内适于屯耕的地方进行一个全面调查。岳钟琪与大理寺卿通智等人一起，遵照雍正的吩咐，先后到布隆吉尔和插汉拖辉等地进行了实地查勘。
  宁夏贺兰山下插汉拖辉至石嘴子一线，东至黄河，西达西河，东西方向宽处约四五十里，窄处约二三十里，南北长约一百多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坦旷野，土地肥润，适合农作物生长。而且此地地气温和，适宜引水灌溉。插汉拖辉在汉唐时叫做灵州，从那时开始朝廷就开始在此广置屯田。元朝至元年间，曾设置过屯田万户所。到了明朝，蒙古人全部迁至河套以西，但还是经常侵犯内地，葫芦河以东地区居民无法从事正常耕种，遂被废弃。西河与六羊河就是两条汉唐时期开挖的主渠道，大沟、黑龙口、倒流河、新河、黄泥河、董家河等都是过去引水和分水的支渠。由于遗弃年久，都被沙泥淤塞，但形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在此修造渠坝，筑堤建闸，两岸可以耕种的地亩足有万顷之巨。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初四，经议覆后，雍正同意了岳钟琪的条奏。他认为插汉拖辉之事“甚属紧要”，下令让通智留在插汉拖辉负责屯耕修水事务，同时，又派曾在宁夏为官多年的户部右侍郎单畴书也前往插汉拖辉协助通智工作。岳钟琪建议在插汉拖辉“适中之地”，建一座新城，以便朝廷就地管理和保障军民生活。雍正为新设之县取名“新渠”。为了加强该地区的管理，岳钟琪未雨绸缪，还对李纲堡(今宁夏贺兰县立岗镇)、石嘴子、平罗、中卫边口等地的兵力部署做了适度调整。根据他的建议，由通智于当年七月开始督工修渠。两条渠的进水口选在宁朔县叶升部(今青铜峡市叶盛乡)，工程历时三年，于雍正七年(1729年)七月告竣，雍正为两条渠赐名“惠农渠”、“昌润渠”，惠农渠“全长三百里，渠口宽十三丈，渠尾宽四至五丈，渠深一至二丈，或五至六丈不等”。昌润渠“长一百一十余里”。新渠的建成为大规模开发宁夏北部地区提供了有力保障。
  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朝廷根据工部和岳钟琪的议定，批准了工程侍郎通智与单畴书的折奏，在平罗省嵬营左近又添立一县，取名“宝丰”。并添设水利通判，专司渠务。将原来与鄂尔多斯的交易地移至石嘴子墩台。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促进宁夏地方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清朝在边疆及接近边疆一线实现屯田养兵提供了模板。
  为了确证已由凉庄道道员升任山西按察使的蒋泂有关“凉庄甘肃沿途内外喜丰堡等处地亩膏腴，请于屯田筑城堡”的可靠性，根据雍正谕旨，岳钟琪与钦差通智一起赴瓜州和沙州等地视察，并檄饬凉庄道道员陆赐书、署西宁道道员冯敬玉分别对喜丰堡以及大通川(今青海省大通县)等地详加查勘。经过实地细致调查，最终发现待查的十六块地方中，只有喜丰堡、挞喇都、干沟、柳林湖、先迷寺、大小金沙沟、六坝以及罕东卫等地可供开垦。大通川、大草滩、马营沟、北烟墩以及昌宁湖等地只适于放牧，不适于垦种。至于黄城堡、元墩子等地虽地亩较广，但严重缺水，也不适合耕种。随后，岳钟琪据实上奏，雍正非常满意，夸赞岳钟琪“所奏凉、甘、肃沿边内外各地亩情形，逐条剖析甚明。”并毫不掩饰地称扬道：“卿乃上天、圣祖特畀佐朕以襄治理者也！”
  后来，岳钟琪又将驻守安西镇的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派往沙州屯田驻守,其余三千士兵移到布隆基尔以西、沙州以东的地方屯田驻守,两支部队互为策应。在开垦屯田的同时，他还积极帮助解决民间水利纠纷。肃州丰乐河与高台黑水河“山脉融贯”，每到春夏用水季节，两地百姓经常发生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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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各自偏向自己的属民，“偏徇不结”。岳钟琪奏请朝廷将肃州改为直隶州，并将高台县由甘州划归肃州，从而圆满化解了这一纠纷。
  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以人口密集，物产富庶著称。“关中之地，平原土厚”，虽然有秦朝的郑国渠、汉朝的白渠、三国时魏国的成国渠等许多河渠，由于杜塞严重，废弃已久。还有些河流因河道较低，岸高难引，因此，水的问题一直困扰和制约着三秦大地的农业发展。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岳钟琪疏请在西安府、凤翔府兴建水利工程，得到了雍正的肯定和支持，他高兴地批示道：“现今天下承平无事，钱粮亦颇充裕，农田水利正我君臣亟应讲求之时也！”岳钟琪在实施西、凤二府水利工程的过程中，为了解决泾阳(今陕西省泾阳县)、醴泉(今陕西省礼泉县)、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高陵等地的灌溉问题，他又于雍正五年(1727年)加大“动帑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不仅修建了泾河、渭河、泔河、清峪河、浊峪河等河流的引水工程，派人掏挖疏通了年久淤积的郑国渠、白渠、成国渠以及龙洞河等河渠，还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筑坝聚水或者开凿水井，有效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难题。
七、摊丁入亩
  在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实行的税制主要有西周时的井田制，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推行的均田制，唐朝早期的租庸调制及中期以后实行的两税法，宋朝的方田均税法，明代中期以后的一条鞭法，以及清朝雍正时期以后实行的“摊丁入亩”等。税赋事关国家经济政治两大命脉，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历来为统治者高度关注。清朝入主中原后，继续沿用明朝的一条鞭法。从顺治朝开始，大清统治者为长治久安计，思想上已经树立起了轻徭薄赋的思想，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诏：“以五十年(1711年)在册丁数为常额，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征收钱粮。”
  但是，从清朝入关之初，皇室、贵族和大小官吏疯狂圈占汉人土地，土地兼并一发不可收拾，由此催生了大批无地之人。为了躲避丁役，人们纷纷逃往他乡，这又引起了丁役负担的不均。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严重危及“以田为经，以丁为维”的赋税征收，国家的财政受到威胁。由于“丁额无定，丁银难收”，造成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后到雍正前期许多省份大量亏空的发生。同时，丁役负担的日益沉重激化了阶级矛盾，平民围攻城府的事件时有发生，大清的统治经受着考验，期待智慧的指引。
  在清朝最早以奏折向皇帝提出摊丁入亩政策的是山东巡抚黄炳。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他奏请将丁税摊入地亩，雍正皇帝批评他“冒昧渎陈”。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就此事再次呈奏。雍正将他的奏章交户部和九卿分别议覆。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就两个字：同意。雍正二年(1724年)，李维钧奏请将“直隶丁银请摊入田粮”，京畿之地做出了表率。随后，云南巡抚杨名时、山东巡抚陈世倌、大理寺卿莽鹄立、河南巡抚田文镜、署江西巡抚迈柱、署两江总督范时绎以及川陕总督岳钟琪等人也先后提出了摊丁入亩的主张，均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行，对强化清朝的统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出和响应这一举措的各位大清高官都是当时堪称中流砥柱的杰出人物。
  作为川陕重地的总督，岳钟琪非常善于体察民情，他发现摊丁抽税的做法存在着很大弊端：不仅加重了民间的税赋徭役，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田、工商市业的积极性。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岳钟琪奏请定陕西延安府十七州县丁银“以二钱为率，岁减旧额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两”。同年十二月初五，经户部议覆后，雍正同意了岳钟琪关于“陕甘两属应征丁银，请摊于地亩征收，以雍正五年为始，著为定例”的疏言。同时，对那些以卫改县或者陆续开垦以及四川实行的“以粮载丁”“以人载丁”等做法，也一律按其额赋全部摊入地亩。雍正六年(1727年)十月初二，朝廷根据岳钟琪的建议，对“粮轻而丁多”的甘肃河东丁银摊入“粮重而丁少”的河西的不公平做法进行了修正，改为河东“丁随粮办”，河西则“粮照丁摊”，使摊丁入亩政策更加合理可行。
  虽然摊丁入亩制度与其他封建制度一样，其本身存在着许多局限，但是就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摊丁入亩的实行，特别是丁徭的废除，促进了人口的增殖，农民的赋役基本上实现了相对公平的担负，切实强化了以农业为主体的清朝政府的统治，为乾隆盛世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八、兴建社仓
  康熙末年以来，各地水旱灾害频仍，尤以山东、河南、湖南、广东、陕西等地为重，受灾的百姓有许多选择了逃往他乡。面对连年的灾害，从紫禁城到各省府州县，大清统治阶层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加以应对。其中，有一种方法在后来的赈灾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在全国予以推广，这就是兴建社仓。
  社仓不同于官仓，它是民办粮仓的一种，由南宋大理学家朱熹首创。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建宁府(今福建省建瓯市)发生了大饥荒。当时身在崇安县(今福建省武夷山市)的朱熹，会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仓米六百石赈贷饥民。此后，在朱熹的倡导下建立了社仓，至淳熙八年(1181年)已积有社仓米三千一百石。朱熹以《社仓事目》上奏，受到孝宗褒奖，朱熹也因此被仓储行业奉为鼻祖，因朱熹号紫阳，所以又被称为“紫阳仓祖”。
  社仓在清朝最早出现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但由于官方的干预，使社仓的建设和管理偏离了民办的初衷，一些地方混同甚至演变成了官仓，以致雍正刚登基时，在给云南巡抚杨名时的谕旨中也认为社仓存在“讳盗诬良之弊”。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雍正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以及湖南巡抚魏廷珍等人时，对国家设立的常平诸仓不能救民于及时表示不满，并敏锐指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则莫便于社仓”。为安民起见，他提出了大规模建设社仓的动议，并让各级官员劝导“各邑士民中有急公尚义之心者”自主建设。同时，严令“一切条约，有司毋得干预”。即使将来有了成效，“该督抚亦止(只)可具折奏闻，不宜造册题报”，以期杜绝“使社仓顿成官仓，贻后日官民之累”。
  谕旨颁发后，有的官吏依然踟蹰观望；有的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建个社仓装装门脸；还有的以建设社仓为名，侵吞米谷，中饱私囊。在各省中，以岳钟琪在陕西建设社仓最为实心，也最为成功，得到了雍正的肯定和赞誉。雍正三年(1726年)十二月十五日，岳钟琪上书雍正，请求将陕西每年加收的火耗银和养廉银八万多两发给州县，令其就地购粮存入社仓。如此而行，三年后每县“均可储粮六七千石，可使荒歉无虞”。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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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再劝谕“有力之家，每顷田积粮两石，每州县以千顷计，可积粮两千石，歉收之年用于平籴。二法并行，荒歉可以无患”。他的主张深合雍正之意，允准执行。

  后来，岳钟琪借雍正改革耗羡银之机，奏请于“雍正四、五两年耗羡银内拨发各州县十四万五千八百余两采买谷麦，每社一千石，盖仓收贮以资借放”。经过几年的发展，到雍正七、八年的时候，陕西与其他省相比，社仓建设不仅规模大，而且分布广，每个州县都设有社仓，而且每处社仓都有一定的储量，多的几近二千石，少的也有四五百石。据记载:到十九年后的乾隆十年(1745年)时，陕西社仓储量“本息已达京斗谷万余石”。
  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二十六日，按照岳钟琪的疏奏，雍正“特颁谕旨”，由署理川陕总督事务的查郎阿和巡抚武格“刊石颁布”。同时，雍正又让岳钟琪拟社仓条约。在进兵准噶尔途中，岳钟琪奉命拟定了《社仓条约十六事》，对社仓的建设、管理等事务阐述颇为详细。全文如下：
  一、按粮分仓，按村分社，凡一州县中，譬如有谷五千石，便分作五仓。譬如有村六百堡，亦分作五社，是以一千石谷为一仓，以相近之一百二十村堡为一社也。若有谷六千石，有村五百堡，便分作六社设仓六处便当，以相近之八十余村堡为一社矣。应令各州县官照依条约，将境内村堡各就方向道里相近者均匀分拨，立社之后，地方官赴司请领建仓银两，单骑亲往各乡各社料理相度。每到一社，传齐本社各村堡之民年五六十以上者，齐集本社适中最大之村堡内，公同相度建仓地面。令本社各村堡老民就于建仓堡内，公举诚实良善素无多事之人充当仓正仓副。官吏敬宣圣主天心，以应免之火耗代民买谷造仓，实系百姓自己备荒之物，与官仓无涉。面谕明白官，即自遣确人以银，盖仓务照后开式单盖造，不得科派乡民，不得累及仓正仓副。盖造社仓式样：仓基约宽五丈，深一丈三尺，其仓房不论高矮，不计间数，只要仓内可堆两千京石。梁柱围圆约在一尺三寸以外，一尺五寸以内，仓底板片约厚一寸四五分。以上俱照裁尺。仓底之板须衬垫，离地二三尺，使其透风。仓顶每间开一气帽，另加椽瓦如帽覆之。
  二、借放收息每岁必有增添，所以按一千京石分社而必照两千京石盖仓，俟将来有积至两千京石者,即当分为两社。如原系八十四村为一社者，即分出四十二村另立一社，亦于适中凑裹之处另立社仓，分谷一半贮之，再令公举仓正仓副司之。其盖仓之费即用息谷，其看守各事亦如条约行之。
  三、社仓之粮原系民力，故专交百姓自司出纳，不许官员管理。每年春借秋还，加二收息。若秋收只在五分内外，则但照本还仓；若并不及五分，则俟来年照收成分数酌量还仓。凡绅缙并现年乡约保长及衙门人等不许经管亦不许借。
  四、每年春借，将仓粮只动一半，仍留一半存仓，以防秋歉。万一秋稼不收，许本社各村堡年老人民，各自查本村本堡中实在穷饿人户、大小人口，开明一单，到社仓内同仓正仓副查明存仓粮食现贮若干，照户计口均摊借放。若秋禾虽遇水旱，仍有二三分收成，穷民但可支持，则存仓一半之粮仍必留在来春借放更为得济。切不可止顾目前，借支太急，以致来年青黄不接时转无救应也。至于前项借给之户，必系实在乏食穷民。若家有糗粮或有资本生理者亦来混借，被穷民告官，加倍归谷还仓。如有绅缙、衙役、光棍，恃强带领不应借之人到仓混借者，许本社穷民告官。将绅缙并上司衙役立刻详革。一面将绅缙、衙、棍人等锁拿收禁，照强借之数于各缙绅名下加十倍追谷还仓。仍定三日一限严加责比。其凡遇歉年，借放穷民之谷总俟丰收后照本还仓。实不能还者听。(作者注：似有缺文)
  五、每年春借之时，必系本社中素有营业、实在缺粮者方许借去。仍需一有营业之人作保，就在傅内写其名字。倘秋收不还，着保人催讨。如游手好闲无所营业者，春天俱不准借。
  六、秋收还仓谷子务要干圆洁净，若湿恶不实，退还另换，仍须加倍罚谷。仓正仓副误为代收者，即着代为赔补。其春借之家有至立冬后不还者，着落保人连催三次，其仓正仓副各催一次。仍恃顽不理者，然后开写姓名，禀官惩治，倍罚还仓。
  七、仓正仓副管社仓之事，若不给以养廉，岂可责其尽心竭力，意在息谷内每年每人给十二京石供其饭米，庶有责成不致推诿。
  八、仓正仓副谨守筦籥，每年春借秋还，登记簿日出入俱用印烙，京斗收放一槊半两，不得低出高进以致众人不服。
  九、社仓民间管理，虽不许地方官经手，但无查考之法，恐仓正仓副收放不公，或百姓借出不还，又还时杂掺灰土等弊，同乡共井碍于情面，隐忍姑容易至废弛。今定每年着官查核一次，凡冬至后，有司到仓唤同本社年老人民查看本仓原有粮石，若干于本年春借秋还并利息若干，除鼠耗外，现该若干。查看仓廒是否坚固，粮石是否干洁，即以粮仓步算打鉴验底之法，验算存粮谷石是否如数充足，然后给仓正仓副每人饭谷十二石。再将修补仓廒用过若干亦取息谷给还，如仓正仓副收放不公，众老民共同具禀，然后议罚更换。如因仓正仓副秉公持正取怨于人，遂有一二挟愁妄禀，非众老人公言者，即将妄禀之人惩治倍罚，一年之内惟冬至后官至社仓一次，勿令官就百姓，不许令百姓就官。除仓正仓副擅自用仓粮，或贼盗亦被本社百姓告发，许地方官差拘讯究外，至于平时不许官员票唤仓正仓副，而仓正仓副亦不许到衙门伺候点卯。
  十、仓正仓副出入公平众人输服，修仓勤而贮粮谨者，应分别犒赏以便鼓励。凡经管一年公慎得法者，除给饭谷十二石，额外再赏息谷一京石代花红；经管二年如此者，额外商三京石代羊酒；经管三年如此者，额外商五京石代旗匾。其家道殷实愿得旗匾光耀门闾者，即以此五石之谷令地方官置匾给之。愿得禾者仍听到。五年经管如一者，着地方官详报督抚两院，咨部给予九品顶戴。五年之后，愿管者仍着管理。如年迈有疾不能料理者，即于地方官查仓时，众老民公举一人当众交待，但正副二人不许同时更换。如五年之内有老病事故者，亦俟官员查仓时，百姓公举另换。如仓正仓副有瞻徇情面，滥借于不应借之人，或滥收湿恶不实之谷，或仓廒不修以致禾有霉烂短少，将仓正仓副革退，并将未还之谷及霉烂短少之数于革退之仓正仓副名下追补还仓。
  十一、官员查仓惟荒年不必等候冬至，只在九月霜降前后应到各处查看，传齐各本社老民共同查明实在穷饿户口与贮仓粮数，计户口均分付与。仓正仓副开仓赈贷，官员不必经手。如借放不公，或迟延勒掯被穷民喊告者，仓正仓副照前条处罚。
  十二、地方有司不许因公借动社仓谷石。如该管有司佐杂向仓正仓副借动颗粒者，便不论绅缙百姓俱许赴该管之道府、直隶州衙门告状，将借谷之劣员揭参问罪，加十倍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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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直隶州道府藉口平日不许干预社仓之事，并百姓因社仓告官亦推脱不管，或不准词状，或不行揭报，一经督抚访闻，或百姓与督府衙门告发，将道府、直隶州一并参革分赔。
  十三、官员或每年冬天竟不到社仓，或遇荒年竟不到社查缝民或查仓时，要仓正仓副供应，或书办衙役跟官进仓需索酒食钱米，许百姓赴上司衙门告状，官则参处，役则重惩斥革，仍十倍追还仓正仓副。
  十四、管理收放责成仓正仓副，至于进出盘量，看守巡查必须同社之人公议，轮流值日，庶免侵偷等弊。如有恶棍偷盗仓粮，仓正仓副立刻禀官，重责枷号，加倍追还，俟完日放枷，再照偷盗之律计贼科罪。
  十五、每丰年同社殷实富户，但肯捐谷添入社仓，俱于官员到社查仓时，给予捐助数目印票，不拘三年五年，但聚捐至五十京石者，地方官详明督抚，咨部请给九品顶戴，以示鼓励。若于歉年有能捐谷添入社仓借放者，一石准作丰年三石。
  十六、官员每年冬月查仓，先令吏书将条约当众朗读一遍，以便照式稽查。其条约木榜朽坏者，亦动息谷修整刊补完整。
  《条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社仓建设和管理做出了很细致的规定。雍正让怡亲王等议行，并“著户部抄录，交与该督抚分发各州县刊刻木榜，于各乡社仓竖立，以为永久程式”。与此同时，雍正还颁发了一道严旨：“倘地方官有于社仓谷石创议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称原系公项欲为公事侵挪之地者，俱以扰挠国政、贻误民生论，从重治罪。”由岳钟琪兴建社仓之举，我们可以看出，身为总督的他与那些窃居要职、蝇营狗苟之辈相比，竟有着何等的为国为民情怀。　　
九、整顿兵防
  满洲兵是大清武备柱石，历任皇帝对这个特殊群体格外重视，且娇宠有加。多年来，由于西部战事频仍，移驻西安的满洲兵人数与日俱增，而且生齿日繁，“其闲散之人养廉无藉”，又不务农事，以致生活都成了问题。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雍正让岳钟琪与延信、图里琛商议解决之法。三人会商的结果是，一致认为皇上关于从“西安八旗余丁内择其人才壮健者”移驻潼关的动议是一个“一举两得、尽善尽美之良法”，既解决了满洲兵的生计，又增强了陕西驻防兵力。大家举双手赞成。随后，从满洲兵内挑选马兵四百名，步兵六百名，按绿旗士兵之例拨给钱粮以及四百支鸟枪、二十位子母炮，派往“咽喉要隘”潼关驻扎。为此，朝廷还在潼关城西门外建筑了营房，并设城守尉一员，章京八员，骁骑校一员，领催四名负责管理和操练部队。为配合军队驻防，朝廷先改潼关抚民同知为理事同知，后经岳钟琪奏请，改潼关卫为潼关县，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并复设教谕、训导各一员，负责地方政事。
  正如康熙帝所说：“天下劲旅多出陕甘。”岳钟琪出任总督后不久，即赴宁夏等地军营查察营务、检阅士卒。他发现，因这些年战事影响，陕西、甘肃靠近后方的军营，因原驻地官员几乎都带兵驻扎西宁、甘州、肃州等地，以致军营武备废弛，士卒懈怠。于是，他下决心整顿辖区营务。经过一年多努力，各营盘面貌彻底转变。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为了加强对浙江绿旗兵的操训，雍正谕兵部：“浙江绿旗兵丁懦弱，骑射生疏，营伍不整。山陕兵丁，人材壮健，弓马娴熟者颇多。将陕西各标营兵丁内拣选一百名移驻浙江，分拨各标教习训练。俾浙省兵丁亦知鼓励，于行伍大有裨益。其拨往兵丁内，有人材可用，骑射娴熟，能约束教习者，即行拔补千、把总。”很快，朝廷便从甘肃、固原二提标各选二十名，从肃州、凉州、宁夏、西宁、延绥、兴汉镇标各选十名，共一百名“汉仗弓马俱好”士卒，作为中坚力量派往浙江协助操演兵马。
  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西藏形势再度紧张。为了加强西宁一带的军事部署，朝廷根据岳钟琪建议，裁撤了离边防线较远的肃州镇永固营、凉州镇永昌营以及宁夏镇标后营等军营马步兵一千五百六十名。将裁撤员额全部划归大通川、白塔川以及测尔兔(今青海省祁连县)三个新的驻军点，使西宁一线马步兵丁增加了三千六百名。岳钟琪按照马步各半或马四、步六之例，分别为大通镇配备马兵、步兵各一千名；测尔兔配备马兵三百二十名，步兵四百八十名；白塔川配备马兵二百四十名，步兵五百六十名。还为各新驻地添设了参将、游击、守备、千总等武官。至于具体人选，雍正将决策权完全交给岳钟琪，由他在陕西武官内随便挑选。
  强化松潘镇战略位置，对巩固大清西南防御链条，构建川甘军事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局势的变化，岳钟琪与四川提督黄廷桂会同松潘镇总兵官张元佐对潘州营汛做了调整。一是将两河口驻军转移至距黄胜关和潘州适中的达建寺。二是将漳腊营守备移驻黄胜关，从分防流沙关、东胜关等处的士兵中调拨一百五十名增补漳腊营，使其汛兵达到两百名。三是将小河营游击移驻南坪，使南坪营驻兵达到四百五十名。四是将漳腊营所辖的包坐五寨等处划归潘州管辖，流沙关等处划归松潘镇中营管辖，雄溪红花堡等处划归松潘镇右营管辖。如此一来，就可以实现“军势联络，约束蛮番，以资控制”的目的。
  雍正六年(1728年)秋，岳钟琪派四川提督黄廷桂率兵平定四川雷波土司杨明义与米贴陆氏叛乱。为了确保出征新疆期间，稳定西南局势，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岳钟琪咨文黄廷桂派令叙马营游击带领千、把总五员，率永宁、夔州兵五百名驻扎雷波；派忠州营守备带领千、把总三员，率重庆兵三百名驻扎黄螂防守。同时，为保障达赖喇嘛新驻地噶达的安全，岳钟琪经奏请朝廷同意，从化林协一千名兵丁中抽调二百名，由化林守备带领移驻打箭炉；抽调五百名由化林副将带领移驻噶达；在噶达之外的雅砻江上下两渡各设千总一员，带兵一百名分驻，在中渡设守备一员，带兵二百名防守；在噶达之西的吹音堡设千总一员，带兵一百名驻防。此外，他又从河州协划拨两路人马归西宁镇统辖，一路由游击率八百官兵前往西宁口外那拉萨拉驻扎；另一路由把总率士兵八十名前往保安堡，由当地守备统一指挥。
  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为建设川陕战略通道，岳钟琪派人将汉唐时的粮运大道——子午谷进行了大规模修整，将已经废弃的道路夷为坦途，使西安至汉江的路程由上千里缩短到五百余里，交通变得十分便捷。由于此地向来盗匪出没，因而加强军队驻防，保障道路畅通就显得十分必要。岳钟琪在秦岭之南的五郎关设守备一员，千总二员，驻兵二百五十名。在秦岭之北的关神里从五郎关所设营内拨千总一员，兵五十名分驻其地。在黑水谷柳叶河添设把总一员，驻兵五十名。将凤翔城守营驻兵迁至眉县，“专防斜谷，兼防桃川、虢川等处”。又在虢川添设巡检一员，千总一员，兵一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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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军事措施的同时，岳钟琪还通过行政手段，本着合理、就近的原则，调整了陕西延安府榆林、靖边、神木三厅及其所辖沿边三十堡，甘肃巩昌府秦、阶二州，四川夔州府达州，四川重庆府雅、泸二州，贵州威宁府永宁县，四川巴塘所属的阿墩子、奔杂拉、祁宗、喇普维西等处的隶属关系，使朝廷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得到了加强。
十、夔州税银案
  清朝时，夔州府称之为“夔州”或“夔府”，治地在奉节县(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由于其位于长江上游瞿塘峡口，素有“据荆楚上游，控巴蜀东门”之誉，是历来兵家必争的川东军事重镇，也是出入四川的交通枢纽。从汉代以来客货商船往来繁忙，一直为蜀东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这里至今流传着神鱼溯江而上，送屈原尸体回故乡秭归的凄美故事，秦汉时的“鱼复县”之名即由此而来。三国时，刘备托孤的白帝城也在此地。可清朝雍正年间发生的一起税银案却令夔州蒙受了巨大的羞辱。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初，四川巡抚蔡珽将马湖知府程如丝调至水路通衢夔州任知府。夔州府最大的财源不是过往的商船，而是云阳等县出产的井盐。这里因山多田少，当地百姓便以偷开私井熬盐为生。早期云阳等县的盐只销往本地及附近各县，而与夔州府紧邻的湖北归州及巴东兴县按照朝廷的规定过去只能销售淮盐，但随着运价成本的提高，安徽盐商只将盐销至武汉，不再逆流而上销往归州及兴县。由于此地距夔州府云阳等产盐县不远，而且价格低贱，一些盐商见有利可图，便以米船夹带私盐销往归州及兴县牟利。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云阳等县的盐业生产和运输由商人经营的惯例。
  程如丝到任后将仅有的两眼官营盐井以及民间私营盐井统统封禁达四个月之久，并另行委任云阳县典史吴应祖及奉节县典史谢槐林等官员办理盐务，将原来每年的配销额由五千二百八十八包计二十六万四千四百斤提高到十二万包计六百万斤，并下令将商贩私盐全部压价收买四万余包。但许多商贩不愿以低价出售给官方，便偷运出关到湖广等地销售。程如丝即让家人裴二率领巡捕文质然、雷正位以及猎户枪手周天应、陈开先等人在云阳县下关城设卡昼夜巡查，不准众商船过关。
  商船不忍长期被困，群情激愤，即开船闯关。裴二带领快捕、乡勇、猎户及汛兵“鸟枪弓矢竞发”，打死私商和水手二三十人，抢走了五艘商船，其余商船沿江心激流漂摇，结果倾覆淹没，船上的人员落入水中溺亡，尸身顺流而下，其状甚惨。
  惨案发生后，程如丝自知罪孽深重，立刻派家丁崔升、裴二等人到重庆购米在夔州知府衙门前平价粜出，借以收买人心。但是他非常清楚这只是掩耳盗铃之举，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于是，抓紧四出行贿，打通关节，寻找保护伞。他以送三峡水为名，将六万六千两白银及九百两黄金装入数十个坛子，送给蔡珽请求压灭此事。同时，又将布政使佛喜也拉下水，帮他在雍正面前说自己的好话。
  但是，令他最惧怕的不是年羹尧而是岳钟琪，因为岳钟琪向来以公正清廉为四川官吏所称服。他的这点事迟早会被岳钟琪所察觉参劾，所以，在蔡珽、佛喜等人的唆使下，索性来个恶人先告状，他以四川提督马会伯系岳钟琪妹夫马纪师的亲叔叔，川北总兵官马纪勋系马纪师的弟弟，以及建昌镇总兵官赵儒系岳升龙长随等理由，先入为主参奏岳钟琪任人唯亲，企图搅乱局势，混淆视听。
  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尧将这一路人皆知，只有皇帝不知道的案件以及蔡珽受贿一事向雍正作了奏报，雍正让年羹尧立即拿问程如丝。年羹尧先派重庆知府周天佑前去摘程如丝的知府大印，蔡珽一听大事不好，程如丝要是出事，自己必然受到牵连。他赶快派人星夜将此消息秘密告知程如丝，让他做好应对准备。这程如丝也非等闲人物，他让自己的幕客绍兴师爷胡国遴以及家丁崔升、裴二暗中指使衙役雷天培、王国良等人冒充买米百姓，在周天佑到达知府衙门时，一拥而上“哄闹喧嚣”，硬生生阻止了周天佑的摘印行动。“程如丝被罢官而百姓阻拦”的消息不胫而走，道路相传，致使真伪混淆，是非莫分。传来传去程如丝最后竟然被传成了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了。
  蔡珽随后向雍正汇报了护印事件，在奏折中他编造了程如丝买米平粜，为民办事的谎言，并向雍正推荐“好官”程如丝，同时诬告年羹尧意欲构陷程如丝，雍正信以为真，传旨召见程如丝。雍正见他“聪明超卓，少年勇敢”而异常器重，提拔为四川按察使，官居三品。
  雍正二年(1724年)，蔡珽因逼死蒋兴仁而谎称是病死，年羹尧据实报告了真相。在雍正的追问下蔡珽如实供述，被判处斩监候。但很快由于年羹尧失势，程如丝顺势而上，大举反攻倒算，不仅为蔡珽成功“昭雪”，而且以推倒年羹尧之功被任命为左督御史、正白旗汉军督统，很快由三品官一路升迁为一品大员。程如丝、蔡珽的不法行为因年羹尧事件而被掩盖了起来。
  岳钟琪担任川陕总督后，在路经保定府时，已升任直隶总督的蔡珽阳奉阴违，在盛情款待岳钟琪的过程中，明知岳钟琪与怡亲王、傅鼐等人颇有交情，却借题发挥，埋怨怡亲王斥责他有失妥当，户部应对他的亏空负责，等等，并提醒岳钟琪要提防怡亲王。事后，他又散布流言蜚语，恶语中伤岳钟琪。耳闻此事，雍正责成傅鼐咨审了常州营守备董继舒等人。得知实情后，他对蔡珽的人品产生了怀疑。蔡珽唬唬下属还行，对上司，尤其是皇上他就没有那样的胆量和魄力了。在雍正的严厉责问下，蔡珽终究没有撑住，再次如实招供。后来，雍正通过奏折批示，宽慰了岳钟琪一番：“近日，蔡珽被朕看破，不料是一言过其实、襟怀肤浅、粗率孟浪、毫无识见、庸常人也！前此语卿时，朕原不深许其为人，但未经看破，伊之荒唐至于此极耳！偶尔言及，语卿知之。”雍正连用一串贬义词评价蔡珽，可见其厌恶之深。
  雍正四年(1726年)的一天，在翻阅从年羹尧府内查抄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时，雍正看到了有关程如丝在夔州贩卖私盐、毙伤人命以及贿赂蔡珽的记录，顿时火冒三丈，他让岳钟琪暗中查访此事。得知岳钟琪到夔州实地调查税收，程如丝与现任知府乔铎慌了手脚，立即串通布政使佛喜、巡抚法敏等人向户部官员行贿，让户部认可他们每年只收税银两万两的事实。岳钟琪与提督马会伯经过三个月的实地调查，查证“夔州税收仅八十天就达两万多两”，并估算夔州一年的税收至少应在五六万两以上。
  在岳钟琪调查的实据面前，他们的阴谋很快败露，岳钟琪将程如丝、乔铎等人弄虚作假的事情一并予以参劾。雍正命令刑部侍郎黄炳审理此案，并让湖北巡抚宪德在荆楚一带商贩中搜集调取证据。刑部侍郎黄炳赴四川与岳钟琪、马会伯一起会审程如丝。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