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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岳飞后代从台湾驾机起义回归大陆

发布时间:2021-09-01 21:48:14  作者:岳哲安 撰文:丁佳文 司晓丹  来源:天津网
当飞机飞越台湾海峡之时,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亲人啊,我终于回来了!

岳哲安出生于1921年,是民族英雄岳飞的29代孙。他出生于湖南邵阳,青少年时期考入湖南大学机械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岳哲安弃笔从戎,放弃大学学业,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0期,成为一名预备飞行员。

1943年,岳哲安进入四川宜宾空军学校训练,经过初步筛选,岳哲安同另外的100多名学员前往印度皇家机场,在皇家机场接受美国军官的培训。培训合格后,岳哲安继续远赴美国接受飞行员训练,并于1945年5月毕业。毕业后岳哲安返回祖国,投入到抗日战争当中。

1946年3月,岳哲安随飞行中队调动到北平。1948年底 ,国军一路溃败,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岳哲安所在部队撤退到武汉,随后,飞赴台湾,驻守台中机场。1949年12月26日,驾驶PT-17型初型教练机起义,成功从台中飞抵福州机场。

 《我驾机起义的前前后后(图)》 口述:岳哲安 撰文:丁佳文 司晓丹

历史既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远赴他乡投身飞行训练

1921年,我出生在湖南邵阳市。我很小就听说过毛主席了,我们都是湖南人,1925年湖南开始革命时我4岁,我就已经听过这个名字了。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就是史称为“长沙会战”,情况非常危急,炮火不断。我的家乡邵阳离长沙不远,虽然在山里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也能听到战争的消息。

1942年,我考上湖南大学机械工程系,作为进步学生,我时刻担忧祖国命运,深知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需要通过行动来救国。

那时候,为了抗击日寇,按照当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其中有一项是帮助中国建立1000架飞机的空军队伍,即首先要培训100名飞行员。那时中国没有飞机,没有汽油,没有培训的环境,只能选送人员出国学习。同时由于国民生活艰辛,营养不良,飞行人员的选拔比例千分之几。实际上只有万分之四左右,招考留美飞行学员需要一定文化知识,需要一定的英文基础。同时,对身体要求非常严苛。

虽然这是国民党的队伍,我心想,只要能赶走侵略者,我为什么不试试呢,4000多人又怎么样,我还是一样有机会啊。最后就招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这种万里挑一的机会落到我身上,肯定会好好珍惜的。就这样,我就成了1942年选中的幸运儿。

1943年春天,在昆明我接受了再次入伍的训练,等待时机出国进行飞行培训。我年轻脾气非常大,当训练员学习期间,因为看不惯上级的做法,给了他一拳,当时没有任何处分,只是罚站一个小时。我以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但万万没想到被当时的教官在档案上记上了一笔。我内心对于国民党的不满大概从那时就开始了。

由于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加紧进攻东南亚,占领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和拉绒,切断了中国西南唯一一条国际通道中缅公路、航油进口中断,航校也只好全部停飞。根据中印两国协议,准备送我们这批飞行生去当时的印度拉哈尔机场继续飞行。1943年6月我们到达拉哈尔,那里是原来英国空军的一个机场。为此改建为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初级班训练基地,对我们进行初级飞行训练。

到了十月份,我通过了美国军官的带飞检查,那时我记得只有80个人合格,完成了初级训练。结业后,我们继续去美国深造。学校组织我们坐一艘大型运输舰回到美国,没有装什么物资,搭乘人员主要就是飞行员。舰上工作人员少,飞行生也得帮忙值勤,每天还得轮流到厨房帮勤。我们不仅是乘员,也是半个海员。

那时,日本的潜水艇在印度洋非常猖獗,我们乘坐的军舰需要严密护航,前方左右各有一艘驱逐舰,后面有一艘万吨级的巡逻舰压阵,以曲线式的航线向前驶进。这些都是为了躲避敌方潜水艇的突然袭击。为了避开复杂的战况,军舰经过好望角向西驶进大西洋,渐渐地离战火中的祖国越来越远。

记得好多个在船上生活的夜晚,我都难以入睡,站在船头,海浪滔滔,海风习习,不禁思绪万千。回想到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日本飞机到处狂轰滥炸,祖国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经过这么严格的训练,承受远离家乡父母的痛苦,我只希望能够掌握好飞行本领,尽快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驱逐日寇。

几天后,我们到达纽约港口,上岸后改乘火车从东到西,到了洛杉矶附近山他安那基地,接受预备飞行训练。现在回想,在初级飞行训练阶段我经过长期的练习,飞行技能有了相当好的基础。

在那时,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得了中耳炎,不能在高空飞行。当时招生时有规定,凡是逃避飞行的都会被押送回国。但是领导知道我飞行技术不错,不是为了逃避飞行,就没有把我押送回国。我顺应安排去了美国东岸的耶鲁大学学习航空军械。我在那里做地勤的工作,就是为保障飞行服务的,工作就是准备飞机上的装备,像炸弹、机枪什么的。

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途

1945年5月,我们这一批飞行生在美国学习结业回国,分配在空军第一大队三中队任军械员,参加了抗日战争,当时部队在四川。这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100多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首次胜利。那时我满怀希望以为能够重建祖国和家园,却没想到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内战,使全国重新陷入炮火连天的境地。另一方面,从美国回来时,领队和翻译告诉我,当年年轻气盛和上级发生冲突为自己档案记上了“出国查看”这一处分,无论我后来怎么努力这一记录都没办法撤销。我很气愤当时的国民党官员怎么会气度胸襟如此之小。同时,我也深深担心自己未来的发展前途。我对于国民党的怨气日益加重。

正在这时,我随部队从四川移防到武汉王家墩机场。经过同学的介绍在汉口认识了一位当时的进步青年,叫盛中衍,我从他那借了不少进步书籍。1946年年初,我随中队移驻北平,不久盛中衍也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借读。我们经常见面,盛常和我谈论一些国内形势,并向我推荐《晋察冀日报》等进步报刊阅读,使我对解放区开始有了些印象。在这期间,他曾经劝说我去解放区,最好能驾机飞向解放区,中间我做过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

1948年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国民党军队败退。我所在的飞行大队撤退到武汉,中间我又曾经想驾机起义,可是时间太仓促,一是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只能随国民党空军离开祖国大陆飞向台湾,驻守台中机场。

那时候到达台湾,周围环境美丽恬静而我们的心却躁动不安,根本无心看风景。“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途”,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在祖国大陆的亲人,惦记着祖国家乡人民的安危。那时,国民党内部非常凄凉。记得那年中秋节,大家聚在一起借酒消愁,谈论着对家乡的思念,惊恐、疑惧、陌生、惆怅、思归的情绪在这些背井离乡的人群中弥漫。很多人都想冲破藩篱,脱离那个孤岛。我算是当中最早下定决心的一个,时间越长,我渴望起义的心情更加迫切。

故乡,我回来了

我开始留心观察整个机场的情况。当时,台中机场控制得非常严格,四周警戒森严,但我发现在机场的一角,另有一个小停机坪,停放着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两架座机和其他几架初级教练机。由于停放的都是些轻型飞机,警戒稍松一些。几天前我检修飞机时,有意识地去那里闲聊,了解到两架教练机已新换了发动机,而且已加满了油,于是决定就在这里下手。

我本来计划定在1949年12月25日那天,因为那天是圣诞节,按照美国空军的习惯,照例休假。整个机场静悄悄,很多人去喝酒跳舞了,停机坪空无一人。我就绕着飞机观察,发现似乎增加了警卫,我觉得时机不对,容易引人注意,就推迟一天下手。

26日中午,台中机场显得非常寂静,飞行人员和地勤保障人员都离开机场吃午饭去了,指挥塔的值班员也因暂时没有飞机起落而闭目养神,只有几个哨兵在无精打采地游动着。

快要上班时,我戴上鸭嘴工作帽,穿上绿色军用夹克,提着工作包,带着一支只有四颗子弹的手枪,进入小停机坪。见没有警卫,便选择了一架PT-17型教练机,迅速用小刀割断三根绳索,踢开轮挡,取下夹板,掀起蒙布,进入座舱,刹好车,打开电磁开关,然后取出摇把,站到左轮的摇车位置上,按规定注油摇车。够转数后,拉动开车手柄,一次开车成功。我立即跃进座舱,加大油门,使发动机加温,随即松开刹车,推大油门,飞机腾空而起。离地后,我才扣上安全保险带,极度紧张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

你要知道,我当时从事很多年军械员工作,很久没有实际驾驶飞机了。可是我对自己也有信心,想当年培训时,不是吹牛,我就是小组里最优秀的那个,也是最快独自飞行的那个。虽然有段时间没飞,我对自己的飞行技术很有信心。

为了避免被雷达发现,我对准南日岛采用三角航线。一个多小时后,安全降落在福州机场。回来的时候怕被发现就低空飞行,当时离地面只有15米左右。后来国民党驾飞机来追我,由于我飞得低,他们根本找不到我,还以为我到了福州机场,其实那时我还在路上呢。低空飞行是要有很高的技术才能驾驭的。

虽然心中充满了紧张和不安,但当飞机飞越台湾海峡之时,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亲人啊,我终于回来了!

后来就顺利降落福州机场。由于之前没有跟共产党联络过,他们也不知我驾机起义的事。我刚走出飞机,就发现有机关枪正在瞄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很惊异,后来那个连长跟我说完才发现自己命真大,解放军看到有飞机飞过,不知是什么情况,只知道是国民党的飞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要射击我,赶巧的是那个子弹卡壳了,没有发射出来,我也就捡了一条命,不然的话,不仅活不到现在,还很可能被打成筛子。当脚踏在福州机场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终于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故乡,这才是应该生活和奋斗的地方。(本文来源 天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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