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正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时代。他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他所“忠”的对象是什么？宋高宗奖给他“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赵构本人吗？

许多人一再撰文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当然也不会分清楚的。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来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师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宰相何栗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靖康要录》卷一二，靖康元年十一月八日。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挥麈后录》卷一O。

3．最直率的莫过于御史方廷实，当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呼！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栗、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臣，岳飞不能像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像何栗、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可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他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宋高宗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仇视。

让我们略举几例：

-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金佗稡编》卷一O。

结果，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他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会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的精神。

当金兵猛攻建康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想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率众连战两日，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建康失守后，当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一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下海后，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劝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朝。在这种时候，“忠于皇帝”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以忠义报国”。绝不应“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 " 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一直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准备相机收复建康，连续多次重创金兵。当他率师移驻宜兴时，他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

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逐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金佗稡编》卷一九。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当绍兴八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求和时，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结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能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吓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

“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金佗稡编》卷二。

继而又复奏道：

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三朝北盟会编》卷二O七。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朝要求订了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

臣······身居将间，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金佗稡编》卷一O。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为粉饰丑行，对文武臣僚加官进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

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己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似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金佗稡编》卷一四。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

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玠、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锜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刘光世率部进攻和州，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武昌），传旨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坚决不从，宁可违抗皇帝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 于是才有了郾城大捷，才能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岳飞网节选《岳飞研究论文集汇编》刘坤太先生：略论岳飞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