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传记所载士大夫家贫的思考

杨宇勋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摘  要] 宋朝士大夫以自身阶层的角度来界定贫富，而非社会大众的一般标准，“贫穷”具有阶级观念。

官宜的“清贫”话语有些只是强调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未必真正的贫穷。自述贫贱也许是内心主观的想法， 未必是外在客观的事实。宋朝士大夫自称贫困的原因有六：一是自谦之词，传统谦逊文化下的制式词汇；二  是标榜布衣出身，有别于恩荫出身，彰显登科的可贵；三是表示为官清廉，强调安贫以示操守廉洁；四是隐  瞒不足为外人所道之事，如从事末业商贾，以家贫难已维生作为掩饰；五是自幼失怙的另一说法；六是辞官  或外放的借口。贫穷未必是一种负面或耻辱的名词，有些士大夫甚至出现“显贫而藏富”的心态。

[关键词] 士大夫   贫穷   贵贱   登科   楼钥   文天祥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1-0116-09

一 、问题的由来

朱熹有篇墓志铭，记载黄瑀(朱熹弟子黄干之父)面对父亲后事：“家贫，鬻曲于市，而挟书随之。 苟非其义，虽寒且饥，不可得而衣食也。闽俗多火葬，公遭父丧，亲党怜其贫，喻使从俗。公哀号不  答，尽鬻家人衣具，卒葬以礼。事母竞竞， …… 自奉简薄，而于奉于亲极其厚。”Ⅲ根据是文，因其“家  贫”,黄父无法土葬，亲党建议“从俗”火葬，“尽鬻家人衣具”,方“卒葬以礼”。“葬以礼”意谓土 葬，开销较大，但黄家仍选择土葬。黄父葬礼并非能否办理的问题，而是选择葬礼的方式。无独有偶， 朱熹另一篇神道碑描述王师愈父丧，颇为相似：“俄遭父丧，贫不得窒，族姻欲使从俗为火葬。公号泣  不食者累日，见者感动，合力助之，乃克襄事。终丧，家益穷空。教学以养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难  堪。”2这也是葬礼的选择，与前者的差别在于经费，族姻“合力助之”。①由此，笔者认为人们内心所认  定的贫富多寡，有时是相对的认知，并非绝对的标准，还与社会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

士人贫穷的议题，研究取径多从五方面进行：其一 ，张邦炜教授着眼于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方面， 一 朝登科，由贫而贵。3其二，梁庚尧教授从贫士生活出发，职官制度上，官员待阙的平均时间拉长，造 成不少的官员实际收入偏低，甚至贫困不给。④其三，梁其姿院士从士人认同意识出发，以梁庚尧教授 的研究为基础，进而分析说：“南宋以‘贫士’自居的士人的特点似乎在于他们空前的普遍性。虽然宋代士子的‘贫’同样地难以有客观的定义， ……这些自命贫穷的士人， ……甚至中举当官的，也往往以  贫穷来形容及表示自己的清廉与气节。”5其四，苗书梅教授着眼于官僚制度，认为低阶官员收入较少， 中下阶官员待阙的时间颇长。6其五，陶晋生院士从家族的发展策略出发，论及士族不愿置产理财的原因。7梁院士用“自居”、“自命”来形容贫士如何自我认定，并说明贫穷难有客观的定义，本文受其启 发撰写此文。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士大夫为主，以未仕宦士人为辅。

二、家贫的质疑

梁庚尧认为导致士人和官宦家贫的共通因素， 一是生活态度，二是经济压力。8实际上的原因还可 能包括：教育费用、赴举食宿、食指浩繁、抚恤亲友、9物价上涨及通货膨胀、10挥霍奢侈、①婚丧喜庆 耗费、②析产分家、自然灾害、战乱或民变、家人未随同赴任而困苦、遭人诈欺、经营失利、沉迷赌博 等个人、家庭或社会经济因素，陷入穷困的时间或短或长。可惜在史籍传记为尊者讳的文风下，我们可 以阅读到许多的贫困描述，却很难知悉真正的原因。

贫及穷两字的文义有多重解释，对于传记中士大夫所云贫穷，要持保留的态度，小心文字陷阱，因 为贫穷者也可能拥有良田数顷以上。如《蔡元卿墓表》提到：“时方尚雕虫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 退居淄州郡之北郊，有田数十顷而衣食之，以贫为乐，未尝屈于人。”1蔡元卿，仁宗朝参知政事蔡齐的  伯叔辈，四位儿子俱仕宦。③以最低生活水平计算，成人日食粮食2升， 一年所需粮食约0.73石，五口  之家一年需粮3.65石。“有田数十顷”,以最小值20顷来作估算，即为2000亩。假若1亩仅生产1石， 每年产粮2000石以上，约可供应2000成人主食所需。这只是三餐主食，并未包含副食、日常开销、婚  丧喜庆及赋税等支出。梁庚尧估计，有田30亩，可以勉强维持佃农五口一家的生活。④据宁宗嘉定时潭州社仓的赈贷规定，“凡二十亩以下之户皆预贷谷”,I12)可窥知农家最低生活水平的田亩数量，约以20 亩为准。南宋中等农家拥有的田亩，梁庚尧估计约在200亩(2顷)左右，[13程民生估计180亩，家资  则1000至1万贯钱。⑤有田20顷以上，加上俸禄收入，就算蔡元卿家族开支较大，不应该算是穷困， 甚至不能说不富裕。更何况20顷是最小值，除非引文将“亩”误书成“顷”,只有数十亩，才是清贫的 程度。蔡元卿“有田数十顷”,却说“以贫为乐”,此处的“贫”字，并非家贫之意，诠释成安贫乐道较  为恰当。引文接着述说蔡元卿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可以为证：“有豪士至门，愿输钱五十万，请为陶  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谢之曰：‘吾伏腊之余，尚可为酒醴咏歌之音，足以悦情性。吾之仁义不得施于  生民，忍以货殖而取之乎?’豪士惭而引去。君退于斯，终于斯。”[14蔡元卿虽未仕宦，在义利之辨中， 自许为仁义之士，宁愿在乡自食，也不愿从事商贾。

有些士人从事教书，收入微薄，将之视为贫士未尝不可，但登科后的士大夫自述则须小心。如张九成自述说：“余家贫，水菽不给，寓盐官东乡作村教书。村深无市井，庖厨萧然，朝夕所供，惟蔬笋之  属，无它种，食多伤胃，乘间辄发病。”[15张氏自云家贫，但他尚能从杭州钱塘县向北远行，“游京师， 从杨时学”,16其中的行旅开销、京师食宿之费应该不少，恐怕只能说家境不富裕而已。张九成曾经教书  来贴补家用，故他认知家贫。这种心态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对比那些能够专心应举的富家子弟，不用操烦生计，张家确实较为贫困。又如吴大礼的祖父在所著《环溪大全集》序文中说：“著书满家，贫不能尽刻。”[7此处所云“贫”,不完全指家境贫穷，可能是付梓经费不足之意。

因战乱或饥荒之故造成一时的生活物资困乏，亦称家贫。陆游曾自述说：“某自念少贫贱，仕而加

①梁庚尧的《南宋的贫士与贫宦》第420页注23举出挥霍无度两个史例。

②如苏舜钦之父苏者，“嫁三孤侄，匮所有，资送不足，又举倍息钱，必丰后已。”苏舜钦：《苏学士集》卷14《苏 耆墓志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页。

③蔡元卿未仕宦，祖父曾为胶水县令，曾云：蔡齐“起吾家者”。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14《蔡元卿墓表》。

④参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第110页。

⑤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2-573页。

甚”。18)这句话似有模仿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 ·子罕》)之嫌。陆游祖父陆佃曾官拜  徽宗朝尚书左丞，父陆宰曾任钦宗朝京西路转运副使，越州山阴陆氏可谓书香门第，陆家谈不上“贫  贱”。勉强来说，陆游若有贫困的经历，可能就是两宋之际的战争乱局，其父返乡前后的那段艰苦岁月。 若有卑贱的经历，可能是30岁的他于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参与殿试，几乎登科在册，却因诗文得罪丞相秦桧而惨遭落第。①陆游自云少时贫贱，恐是他内心主观的认知，未必是外在客观的事实。 ②又如武进县尉赵时侃，“位卑俸薄，而值岁饥，荒政行，日走田里，不遑内顾。令人(汤氏)鬻簪珥以自给，不敢以贫忧其夫。”[191汤氏夫家为宗室，娘家也是世族大家，皆非贫寒之门，所以“鬻簪珥以自  给”,不在于“位卑俸薄”,而是当年适逢“岁饥”,生活物资一时匮乏，而非长期的贫穷。

在有些士大夫的观念中，家有仆婢随侍在侧，有马车可供乘坐，乃是仕宦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相对更优渥而富裕的官员，他们只是小康的自给自足，甚至位居贫穷之列。这种观念表现在某些士大夫中，譬如都昌县令陈元平，其妻墓表描述他“官不遂且贫”,然文本却说“宾客过元平之家， ……其饮   馔陈设必精以洁， ……其奴隶趋走执事惟谨”。120在撰文者黄干的笔下，友人陈元平仍属贫穷之人，而饮馔陈设精美、奴隶趋走执事，只是为官者所必备，毫无富裕之意。刘元刚，“家无余赀，萧然环堵。”其云无余赀，家徒四壁，果真如此贫穷吗?刘元刚登第长达50年，仕宦生涯颇长，曾经担任通判、知州等中级官员，还不至于沦为贫穷之列。这篇墓志铭主要强调墓主安贫守道之志，如云：“出入不设车徒，  间步行井陌中，不以为苦，甘心屡空，以至死而不悔。”[21确实不少官宦备有“车徒”,③但“不设车徒” 与“步行井陌”就是贫穷吗?寻常百姓不是都这样过着吗?这似乎是文本书写过程中不自觉出现的阶级意识，以士大夫阶级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而非当时社会的普遍标准。这点让我们更能明白士大夫阶级话语的真正意义，他们的贫贵观念自有另一套评判准则，与褐衣庶民不同。因而，宋人传记所言“贫”及“穷”,尽管多数是指生活穷困之意，如吴遵路原本家境还可以，“母丧，庐墓蔬食终制。 ……  平居廉俭无他好，既没，室无长物，其友范仲淹分奉啁其家。”12)然而，有时是对应说法，“穷”是“富” 的相反词，未必指贫穷，而是不富裕之意。贫及富是相对主观的认知，不完全是客观的标准，用不富裕、小康或自食其力可能较为贴切。

传记文本论述士大夫家贫形象的预设读者群，除了传主家人外，便是士大夫阶层，而非一般庶民。 既然论述者和阅读者属于同一批人，出现其阶层自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另外，这个 问题涉及士人如何看待及界定自己(自家)的身份，或是一种生活态度，或是因时局变化而艰难，或是 对比仕宦前后的生活水平。士大夫的贫富认知，不是与庶民作比较，而是与士大夫作比较。

三、为何自称贫穷

站在历史的宏观角度，以宋朝社会文化的氛围而言，士大夫自称穷困，甚至强调贫穷出身，主要原  因有六：一是自谦之词，传统谦逊文化下的制式词汇；二是标榜布衣出身，有别于恩荫出身，强调自己真材实料，彰显登科的可贵；三是表示为官清廉，在官场的贿赂文化中，强调安贫以示自己操守廉洁； 四是隐瞒不足为外人所道之事，如家中从事末业商贾活动，自称贫贱作为掩饰；五是自幼失怙的另一说法；六是辞官或外放的借口。第一种不难理解，历代士人均有谦称风尚，并无特殊之处，故省略之。

①以上所述见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 ·婚姻 ·生活》第10章“书香世家——山阴陆氏”,台北：“中研院”史语 所，2001年，第284-285页；朱东润：《陆游传》,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1-31页；村上哲见：《陆游》,谭继 山译，台北：万盛出版公司，1983年，第15-28页；《宋史》卷395《陆游传》,第12057页。

②陆游晚年居山阴，自述贫穷饥饿的诗词颇多，其《陆放翁全集》之《剑南诗稿》卷28、卷29、卷30、卷32、 卷33多有此类记载。陆游晚年过着耕读的生活，贫穷之说，可能是反映经济不富裕，也可能是他的生活态度。村上哲  见便认为，不食肉素食与避免过饱，为陆游的养生之道。见其《陆游》,第179-188页。

③李宗谔父李昉于太宗时，“避嫌远势，出入仆马，与寒士无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驺，不知其为公子，而遽 呵辱之。”李元钢：《厚德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页。

历史大洪流之中，世家大姓的社会里，贵者必然家富，两者二合一。科举制度使得社会流动率变 快，富、贵未必合一，登科成为大多数士人追求的目标，他们以登科为尊，以贵为荣。投考科举不仅要 耗费精力，需要相当的财力来支持，故以富家子弟较占优势。①梁庚尧认为这是概括的印象，只说出部 分的事实，士人和官宦是贫富不齐，而且财富差别甚大。12)富者子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及第的机率相 对较高；贫者子弟只能靠家人教授或自修，及第的机率相对较低。不过，宋朝科举“取士不问家世”,② 只要有足够的积蓄能接受基础的文化教育，考生精读经典及诗词的记忆能力、用功程度与运气好坏才是 应试致胜的关键所在。财富对考生登科只是相对的影响，而非绝对的影响。

科举考试制度下身份认同产生了新的变化，影响士大夫对贫富的价值观，尤以进士科出身较为明 显。这是一种社会阶级的严峻竞赛，晋升统治阶层的门槛是科考，而非发财，清贫苦读者比唯利是图者 来得高尚，较受士大夫阶级肯定。以心理层面而论，科考之前的士人有其焦虑感，学者刘祥光提到，士 人面临登科的不可确定性，于是寻求卜算的帮助，暂止心中的焦虑。(241科考之后的士大夫也有其思量， 进士出身者回忆往昔，经常强调自己登科过程的艰辛及十年寒窗苦读。故以“贫”来代称中举之前的艰 辛岁月，或不提及家中财产，如此能突显登科的卓越性，用以区分其他出身的人。以贫穷来形容及表示 自己的清廉与气节，梁其姿院士已论之。125真宗时，张咏提到：“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  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129为官清廉，不宜刻意彰显家贫，过于做作，此为事君之理。若是反 向解读，当时有些官员为了表示清廉，故意宣称家贫，沽名钓誉。

清人赵翼认为，宋廷“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  其治行”。2在中国历朝历代之中，宋朝官员的俸给不算太低。然而日人衣川强认为，宋朝官员仅依靠俸  禄，很难过着优雅的文化生活。因此，在入不敷出的状况下，难免有些官员另寻财源， 一是接收贿赂， 二是购地置产，三是从事商业，走向贪污腐败的道路。[28苗书梅整理宋人言谈官员贫困的论述，从以下  三个方面谈起： 一是人丁众多，经济负担沉重；二是北宋前期，低阶官员收入较少；三是中下阶官员待阙的时间太长。129由于宋朝官员守职待阙的时间逐渐拉长，影响这些官员的实际收入。根据上述所论， 宋朝官员薪俸很难供应家庭开销，有些因而走向收贿腐败的道路。另一方面，无论廉吏或贪官谦称自家  贫穷，是他们最好的保护伞。

既然士人言贫不可耻，言富反而会被人质疑，在此气氛之下，工商杂流出身的进士多半不强调自己  富裕的背景，甚至会隐瞒身份。倘若家人或自己曾经商贩维生，可以托辞贫困，不得已为之，避免从事末  业的不良观感。如前引《黄瑀墓志铭》描述墓主“自少即刻苦自厉，家贫，鬻曲于市，而挟书随之”。1390尽  管“宋代商业已相当发达，士商之间的界限有时不能划分得太严格，因此新儒家也不得不有条件地承认‘经营衣食’的合法性了”。3 不过，四民之说仍是条紧箍咒，有些士大夫经商牟利，仍有伤儒学盛德， 故多低调行事。有位弟子向朱熹请教说：“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子弟经营，莫不妨否?”朱熹回答说： “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九渊)家亦作(药)铺买卖。”不过，他认为不得“以利存心， ……遂生  万般计较，做出碍理事来。 ……此计稍足，便须收敛”。所以他叫那位弟子看《易经》系辞下“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的要义。132 即朱熹认为，崇德仁义是体，利用安身则是用，利用安身可作为士人经营谋  生的下台阶。宋晞教授曾说：“宋代商人在士大夫势力下，无法与之抗衡，大商人尚可设法走进他们的  阶层。换句话说，是向他们投降。”133)有些商贾子弟中举后怕被人嘲笑，以为非士流身份，便放弃经营原  先的行业。陆游提到：“成都士大夫家法严。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 一日得官，

①此一论点如王霜媚：《帝国的基础——乡官与乡绅》,《中国文化新论 ·制度篇 ·立国的宏规》,台北：联经出版公 司，1982年，第404页；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第251页；郑铭德：《义利之间： 宋代士大夫眼中的富民》,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第65页。

②张邦炜《论北宋“取士不问家世”》对此有专论，见《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1- 420页。

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134

郑铭德曾检视商贾墓志铭，对于墓主从事商业活动，几乎都相当隐讳其词。陆九渊对家中经营药 肆，也采取同样的态度。39他记述二哥陆九叙以给家用的事迹：“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  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九思)、叔(九皋)氏皆从事场屋，公独总药肆事， 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 ……故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后虽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  供数月之粮，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 ……及伯季(九韶)有四方游，虽至窘急，裹囊无不立  具。”6陆九渊长幼排序最小，他于三哥陆九皋墓表亦说：“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数， 仰药疗以生。伯兄(九思)总家务，仲兄(九叙)治药疗，公(九皋)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馈，补其不足。”37从两份墓志铭可知，老大九思总家务，老二九叙负责药疗，陆家药铺生意似乎并非像陆九渊所说  “素贫”。若是陆家素贫，何以老三九皋、老五九龄、老幺九渊三位兄弟能够专心应举科考，或供应老四 九韶交游四方呢?陆九渊自己不小心透露：“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既无匮乏，何来“素贫”之  有?而该药肆为陆家的家族事业，从“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与“食指以千数，仰药疗以生”两  句，可窥知陆九叙经营药肆的规模应该不小，可能是中大盘药商之类，而非一般的小药铺。138 陆家并未从事农事(本业),却从事药肆(末业)营利，在此情况之下，“无田业”实与家贫无涉，而是将“家素  贫”与“无田业”联系起来，作为“药肆以养生”的托辞。

因自幼失怙，而称家贫。范仲淹二岁而孤，母亲谢氏改嫁。改嫁的理由，范神道碑提到：“母夫人  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39墓志铭也说：“贫而无依，遂再适朱氏”,140 二文口径一致。不过学者李丛昕  研判，范母的身份疑为妾，丈夫离世后，被正妻陈氏逐出家门，因而改嫁。4原本的范家并非贫穷之列， 继父朱文翰的官职则与亡父略为相当，也非贫穷之家，对仲淹有养育之恩，爱护有加。142爰是之故，范  避谈其中原委，“贫而无依”只是托辞。

自称家贫也是辞官、谋职的理由。王安石因“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 师”,请求免予赴京就职。不过，“葬婚奉养之急”可能是王安石不欲赴京的辞官借口，不必当真。①家 贫既然可以成为辞官的借口，也可以成为谋职的理由。陆游曾上书给丞相虞允文，“峡中俸薄，某食指 以百数， ……一日禄不继，则无策矣。儿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为穷，则是天下无 穷人”,请“捐一官以禄之，使粗可活，甚则使可具装以归，又望外则使可毕一二婚嫁”。143陆游似乎以 养家人众多、贫穷、子女待嫁为理由，向丞相求官谋职。

宋朝士大夫结合政治权力与文化知识，两者为首要，经济财富居其次。社会等级由官僚资格来决  定，而非由财富多寡来决定，政治的贵者优于经济的富者。官僚资格中，科考出身又高于荫补、吏补、 进纳补官。富裕不但不是评量士大夫的标准，反而有碍清誉。

四、安贫乐道

孔子自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得意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既然孔子师徒不以贫贱的往事或现况为耻，宋朝士大夫以儒学为本， 自然也不必隐瞒自己贫贱的过去。士人安贫乐道、耕耘苦读地过日子，传记文本经常套用这些文句，塑  造传主类似颜渊安贫乐道的形象。

当时的士风，士人以德行著称为荣，而不以富裕傲人。《宋史》记载，谢堂“为人清修纯饬，遇事 毅然不屈，贫而乐施”。4谢堂仕宦生涯甚早，“贫”为其生活态度，即是“清修纯饬”,并非贫穷。王安 石所撰吴处士墓志铭：“或劝之谋利，曰：‘吾贫久矣，人以我为忧，而我以是为乐，不能改也。’有子

①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17《乞免就试札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秦克、巩军标点本，第149 页。因厚嫁而称贫为辞官借口，又如南宋初年汪应辰因“婚嫁之未办，而有不及时之忧”,上书宰执，请求“裁赐一外 任合入差遣”。汪应辰：《文定集》卷14《与宰执》,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59页。

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产，曰：‘士而贫，多于工商而富也。’”45)可见，士人虽贫，尚远胜于工 商而富。刘光祖《赵汝愚行状》亦有类似的文句：“家甚窭，而德则丰”,赵家虽穷于财富，却富于德 行。又如叶适《何傅墓志铭》:“其言以有财为累，而以贫贱为得”。146“士/贫/德”,原为三个语意不 同的词汇，此处将之结合，有了新的社会价值观。这虽不能说是歌颂“贫穷”,但士人贫穷已不是可耻 的事，未必低人一等，反而更具备道德的光环。倘若顺着这个逻辑走下去，对于某些士大夫来说，既然 贫穷不是罪恶，在贫穷衬托之下，反而更能彰显君子的德行，较易拥有道德的光环，“贫穷”成为正面 论述的“文化符码”(cultural     code), 难免有些士大夫会出现“显贫而藏富”的心态。

士人阶层自有内部的潜规则(不成文规范),如服饰或行为等方面。如陆游提到：“成都士大夫家法严。 ……士人家子弟，无贫富皆着芦心布衣，红勒帛狭如一指大，稍异此则共嘲笑，以为非士流也。”

147 诚如所言。安贫乐道价值观也是其中之一，范仲淹在写给侄子信中提到：“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 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8“清心做官，莫营私利”,可谓范仲淹的官箴八字诀。范仲淹约束家 人，对于侄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亲生子女。《宋史》本传云：“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 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49 范仲淹自幼生 活艰苦，养成勤劳俭节的习性，终身未过奢侈的生活，其崇尚节俭当对两宋士风有所影响。50

如前所云，士大夫宰制文化之中，炫耀的对象是科考及文学，而非财富，故不以贫穷为耻。过度的  财富不是荣耀，而带有耻辱。有些朝臣敌视富豪，如《宋史》记载：“谯县尉陈齐论榷茶法，(李)溥   荐齐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铨，言齐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问执政冯拯，对曰：‘若用有   材，岂限贫富。’帝曰：‘卿言是也。’”(5)真宗征询宰辅，王嗣宗做法是否得当，执政冯拯格局较大，不   以贫富而论材。而不少的富裕士大夫，往往多避谈家境丰饶，并强调自己过着勤俭仆素的生活。潘景宪   为吕祖谦门人，祖父二代仕宦，朱熹所撰墓志铭云：“潘氏世居括苍之竹溪，已号著姓，后徙金华，益为闻家。 ……家本富乐，躬率检素，布衣蔬食， 一室修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处之甚   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为纤芥浮靡事。”[52该记载未必偏离事实，也可能是潘景宪有鉴于自己富乐著姓   的身份，刻意低调过着检仆的生活，避免奢靡的负面形象。如此，才能理解朱熹所写“以是中外化服” 之意。“富裕”虽未必是罪恶，但不少宋代的富裕士人若非选择回避家世，则是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  如标榜乐善好施。潘景宪便是如此，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他“出家谷五百斛”,于金华县婺女   乡安期里创置社仓。[53

贫穷的书写经由对比的效应，可以强化传主志节的形象。譬如林大中登进士科后，担任“湖州乌程 县主簿，贫甚，俸薄，郎欲月有增馈，卒谢之”。54本文并未忽略林大中家贫的事实，然而“贫甚”一词  更能强化传主志节之高。刘克庄记录赵希，“其持身清苦，服用朴素，饮膳菲薄，门无苞苴，室无粉  黛。”155 此非真正的“清苦”。是文重点在于他的生活态度，“服用朴素，饮膳菲薄”,强调“门无苞苴”, “清苦”只是形容词，如同前面提到的陆游晚年的生活态度。杜范，“有田二顷，粗给館粥，虽贵为宰  辅，未尝增尺寸，室庐仅庇风雨，见者莫如为公相之居。自其未贵，人已比之司马公。其后清修苦节， 身若不胜衣。”[56 其实，有田2顷(200亩),加上宰辅的俸禄，应该可以勉强供应杜范的家庭开支。这  里强调他未尝增购田产，形塑杜范清修苦节的形象， 一如司马光之高风亮节。

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14岁时，其父朱松病故，托孤好友刘子羽照顾，朱熹过了一段 寄人篱下的日子。刘子羽对待熹如子侄，所以生活似不至于匮乏。不过，《宋史》本传仍记载：“家故 贫，少依父友刘子羽， ……箪瓢屡空，晏如也。”①刘子羽于三年后辞世，再过两年，绍兴十八年 (1148年),19岁的朱熹便高中进士第，所以寄居刘家的岁月并未太久。其后，朱熹任官“奉祠家居几

①《宋史》卷429《道学传三 ·朱熹》,第12767页，但黄干行状并未有这段文字。朱熹幼年寄依，可参考束景南： 《朱子大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50页。

二十年，间关贫困，不以属心”,孝宗了解他的情况说：“安贫守道，廉退可嘉。”57关于此事，已故陈荣  捷教授对于朱熹的“固穷”诠释得好，朱熹如颜渊般箪瓢陋巷，不改其乐，他的固穷守道的生活态度， 成为程朱理学家操持的典范，影响数百年之久。158这观察是正确的，朱熹一生未必尽是箪食陋巷，但固 穷守道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五、两个个案

其一，楼钥。楼钥的清贫形象，兹引袁燮所撰行状如下：“家素清贫，重以建炎之祸，先庐故物， 一簪不留。兖公(楼璩)依外舅少师(江)〔汪〕公(大猷)以居，辛苦植立，不坠先绪。宦游既久， 生理尚窄，朴素如寒士，诸子无复豪习。公从师里校，至无盖以障雨，敝衣粝食，仅免寒饥，以此益自  磨厉。”[59 楼氏经过数代经营，至楼异两典乡邦，兴造锦照堂、继绣堂等宏观建筑，次子楼璃创建义庄， 使楼氏成为明州地区的望族。6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入侵明州，楼家遭到严重的破坏，是文  以“先庐故物，一簪不留”形容之。①异四子楼球妻汪慧通不得已举家投靠外家，其子楼钥幼年过着寄  人篱下的日子。回头察看行状，文中所述生活清寒的情形，部分属于客观的事实，部分则是家风或生活  态度，属于主观的认知。楼钥幼年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成长过程，相信对楼钥的人格成长与生活态度影响颇大，仕宦之后，依旧保持这种生活简约的习性。过着穷困的生活，保持清贫的生活态度，两种是不同的概念。 一种是贫穷，另一种是态度。

生活简约方面，行状提到：楼钥“后虽通显，自奉甚薄，食饭不过适口，服用仅足而止”。61撙节用 度方面，视俸录多寡，量入为出，储蓄余钱，以备不时之需。行状提到：“奉祠家居，日虞不给，夫人 (王氏)撙节用度，纤微必计，始有余米。罢祠之后，赖以相续。及再得祠，而米适尽矣。”162引文可以 分析如下：“撙节用度，纤微必计”,是楼钥妻王氏的勤俭持家之术。此外也让我们知道，宋朝官员俸禄 是不稳定的，经常随着差遣调任的不同，或许担任薪俸低微的祠禄官，甚至守职待阙的时间很久，造成 收入时高时低，差距颇大。官妇必须深体其中的道理，才能持家不匮，否则将会寅吃卯粮。

其二，文天祥。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状元文天祥，撰写父亲文仪事实，提到其父“辟居居无居 者，岁时衣粒各有节度。 ……虽贫，浩然自怡，有未见书，辄质衣以市”。163 其母曾德慈“相夫子以俭 勤，自奉极菲泊”。164然而，这些可能只是文天祥形容先父先母的生活态度，而非家贫。证据何在?在先 父事实中曾提到文家产业，“给数亩，耕者多不输，宁令负己，不忍直于有司。莳园渔池相效，无一 偿，亦不较。”6先父不忍心向官府告发其佃农欠租，文天祥藉此赞扬先父的宽厚之心。显然，文家是地 主阶层，除了田地外，尚有经济作物的莳园与养殖水产的渔池，据此，文家似为殷实之户。66 万绳楠教 授认为：“文家虽有土地、园、池，但地并不多； ……这样的家庭，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家庭。”167无 论是中等家庭也好，殷实之户也罢，都不在贫穷之列。还有一条证据，《宋史》本传提到：“天祥性豪 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他面临南宋存亡之际，深感过去豪华生活的不是，“痛自贬损，尽以家 赀为军费”。[68

文天祥出身于庶民家庭，先祖未中科举，也未曾仕宦，直到他这辈才出人头地。可能因为这个缘故 才强调家贫，藉此强调父母抚育的艰辛，突显自己布衣卿相的可贵。

六、结论

本文从官民相对比较说出发讨论可知，宋朝士大夫系以自身阶层的角度来界定贫富，而非社会大众 的一般标准，“贫穷”具有一定的阶级观念。文献记载普通平民的“贫”,乃是一般理解的穷困之意。唯 士大夫和士人传记必须稍加留意，究竞是穷困或小康之意，不可轻易将之视为贫穷之意。描述士大夫贫 困的传记，由于文本的隐恶扬善特性，可信度较低。而士大夫自述较之传记文本，可信度更低，个人主

①黄宽重的《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第108、112页)强调了此兵火对楼家发展的 影 响 。

观感受多于客观事实描述。宋朝士大夫所撰传记的“家贫”,是一种政治精英群体的术语，话语有其预 设性，相对于其他富裕的士大夫而言，而非以平民百姓的家境作为衡量标准。即是说，小康之家的士人，相对于富豪巨室是贫穷许多，自云清贫并非欺瞒世人。但以一般寻常百姓眼光来看，至少是小康， 甚至是小富。其次，自幼失怙、先祖未仕宦、家中从事末业等往事，加深了士人对此人生困境遭遇的认同，“贫贱”之词只是一种托辞，将上述经验合理化。因此，自述贫贱也许是内心主观的想法，未必是外在客观的事实。贫穷未必见得是一种负面或耻辱的名词，有些士大夫甚至出现“显贫而藏富”的心  态。本文的目的，并非全盘质疑宋朝士人传记中的贫穷话语，而是藉此深切了解士人的价值观，什么是 他 们 在 传 记 所 想 要 表 达 的 东 西 ， 什 么 是 他 们 避 重 就 轻 的 地 方 ? 传 记 的 内 容 ， 除 了 有 事 实 的 成 分 ， 也 有 价  值选择的部分，这才是本文要表达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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