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强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从心理角度探讨了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性格特征．文化心态结构以及人生悲剧的原因和实质。认为岳飞的性格属于民族性格结构中英烈慷慨的一面；文化心态方面，岳飞思想受儒家政治人生学说影响很深，同时兼有道、墨、佛三家人格行为烙印；岳飞的悲剧与其说是政治悲剧，倒不如确切地说是性格悲剧，因为岳飞特异化的英雄性格很难为中国封建专制政治所相容。

岳飞是南宋杰出的抗金爱国将领，同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悲剧英雄人物。他对南宋政权的竭诚尽忠，对中原沉沦的深重忧患，他执着不屈的主战北伐愿望，屡建奇功的卓越军事才干和最后却入狱冤死的千秋悲队构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悲剧英雄典型。以其不朽的历史价值和耐人寻味的人生悲剧命运，一直使人们广为怀念、咏叹和思考。本篇就民族英雄岳飞的性格特征、文化心态以及人生悲剧原因、实质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岳飞研究深入发展有所稗益。

一

在南宋初年的上层政治、军事集团中，岳飞的性格与风范无疑是卓越不俗的。比起南宋一般文臣武将，岳飞更多了一种鲜明个性与文化心态，也更多了一种传奇式经历和悲剧命运。他既是南宋战功最为卓著的一代名将，又是宋代最大冤案的主角。岳飞的成功和悲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他鲜明的个性与世难容的处世态度，与他极富矛盾的悲剧心态更有直接关系。

关于岳飞的性格，传统观点历来都认为是沉默内向，通事沉稳而不善外露表现。文书文献的一些记载似乎也可以印证上述观点。如说他：“沉厚寡言”；更说他“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在其《岳飞传》中也认为：“岳飞性格庄重严肃，不轻言笑，也不随便说长论短”等等，似乎已成定论。然而笔者认为。上述只不过是岳飞儒学修养、为他所追求人生理想的实现而对自己情绪的一种自我约束的结果，其实并不是他性格的真正表现。考察其生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细研其留传于世的诗词题奏，我们发现的却恰好是一个燕赵男儿坦率峻急，刚烈外露的个性，岳飞性格所折射的也正是我们民族心理结构中光明磊落、英烈慷慨的—个展面，这—点在岳飞生平发生的许多事件中曾一再表现出来，并且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作用和影响。

建炎元年夏(1227午)，岳飞还是一个年轻的偏将，他痛心南宋小朝廷一味南逃，不顾自己从七品下级军校的卑微身份，毅然投书朝廷，大胆“越职言事”、批评朝政：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政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皇驾日益南奔。恐不足系中原之望。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汪、黄系南宋高宗朝初建时左、右宰相。这种以位卑名微身份大胆指斥宰执，规谏皇帝的行为，确实需要非凡胆略，结果岳飞被革掉官职、削去军籍，却最早反映了他直率无畏的胆略和勇气。不久又发生的另一件事更能反映岳飞的倔强鲁莽和坦诚待人。建炎二年(1128)当岳飞随王彦军驻防卫州新乡，王彦因—时持重而未主动出击。岳飞误以为王彦畏敌怯战，心中颇为不满，末加冷静思索即擅率所部愤然出走，独自外出作战，虽然取得了几次小胜，却导致王彦遭金兵重围蒙受了巨大损失。不久岳飞听到王彦的八字军又发展壮大的消息后，深为懊悔和自责，不顾杀头之险又单骑前往王彦军中负荆请罪。按照宋朝军法，擅离军营者处斩。王彦本来对岳飞违背军法十分恼怒，却又感其坦诚，方未加重处。批评岳飞说：“汝罪当诛，然汝去已久。能束身自归。胆气尚足也”。宗泽则因欣赏岳飞的胆略和才干，才使东京留守司免于岳飞一死，但他严历教训岳飞：“汝罪当诛，吾释不问。今当为我立功，往视敌势，勿得轻斗”，并提升之为统制。从这两件事及王彦与宗泽的责备来看，岳飞的性格是很难划入“沉鸷”类型的。而正是岳飞忠义报国前提下的两次鲁莽轻率行为，开始在抗金战场上以不同凡响的举动而引人注目。

最突出的例子是在淮西军督师问题上与宰相张浚发生的激烈冲突，岳飞的刚烈性格暴露无遗。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已升至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兼营田大使，已进入朝廷一品大员之列。按理说应熟悉为官之道，在朋党倾轧、功高而受毁谤的上层集团尽量克制情绪，学会明哲保身一套学问。但岳飞性格不仅未改，反而因功高名盛而更无忌讳。四月，镇守淮西的刘光世被免职后，高宗本已决定并通知淮西军归岳飞节制，岳飞为此也兴奋异常，准备以大兵团经略中原。但高宗、秦桔、张浚等基于对武将的疑防范心理。很快又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并派张浚前来军中假惺惺地征求人选意见。于是本已满腹怨气的岳飞与有高深背景的张浚发生激烈冲突，岳飞连驳张浚提出的王德、吕祉，张俊，杨沂中人选，认为都难胜任，虽然这种激愤心理事出有因，但仍使张浚大为恼怒。悻悻然说：“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紧接着岳飞满怀愤慨，上奏请求解除军职，并且未经皇帝应允，又独自离军前往庐山为母亲守墓。王曾瑜先生认为这一事件是岳飞受到高宗虑疑的开始，此说甚是。这一震惊朝野的举动，再次反映了岳飞刚烈外露的个性，也因此为他四年以后入狱被杀酝酿了某种始科末及的祸患，这是典型的胆汁质性格类型表现。事发，张浚连接上奏高宗，指责岳飞“专在并兵．奏疏求去，意在要君“，已把问题强调得十分严重。高宗得知后也十分恼怒，欲借机收回兵权惩罚岳飞，只是在左司谏陈公辅的竭力劝阻下方才暂时作罢。但这次事件毕竟引起了宋高宗深深不可逆转的忌疑和忧虑，加之“张浚忌之在前，秦桔忌之在后”，王德、杨沂中、张俊等辈自然也对岳飞怀恨在心，出于个性所致，树敌太多，岳飞的人生悲剧由此开始潜伏了危机。

不久发生的建储风波，也由于岳飞尽管用心良苦却又欠加慎思结果触犯了宋廷祖训家规，引起了赵构更深的忌恨和猜疑，更使岳飞事与愿违。“绍兴七年九月，岳飞接到报，获悉金人欲废刘豫，另立钦宗之子为宋朝皇帝，企图分裂南宋政权。正统观念很深岳飞对此忧心如焚，不顾参谋官薛弼的再三劝阻，也不顾宋代武将不能参与立储的传统戒规，在谨见时冒然请求高宗早立皇太子以备不测。高宗听后不悦，答以“握重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于也”，加以冷漠拒绝。本来进言结果应在意料之中，岳飞却大失所望，倍感颓丧，这又反映了他性格中某种近乎儿童的单纯和幼稚。可以说，在抗战场上，岳飞是一位所向无故，足智多谋的统帅，但在复杂严峻的宦海官场，却常常仅凭意气用事，单纯耿直的个性太不谙于世故而处处冒险，这一性格不仅愚阔而幼稚，而且由于其单纯质朴，无形中还往往使自己处于黑暗政治的批判地位，难免为世所难容，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这正是岳飞人生悲剧的一个潜在因素。

文如其人，留传后世为数不多的表奏对策，诗词题记大都写得慷慨激昂，是岳飞性格的书面表现。《广德军金沙寺题壁记》一文写得痛快淋漓；“挨立奇功，歼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则坦率批评皇帝“虽尝分命将臣，鼎峙江汉，而皆仅令自守以待故，不敢远攻以求胜，是以天下忠愤之气，日以沮丧；中原来苏之望，日以衰息……感谓恢之功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  《五岳初盟记》则写得更悲壮激越：“自中原扳荡，金人交侵，余发愤河朔，赴任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荒夷，荡洗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虽然带有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但一腔爱国忠愤之情，一个刚烈男儿的荡坦豪放气概却溢于言表。

岳飞的诗词更能反映其激烈坦荡的内心和豪放旷达的个性。他的诗词风格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乃至宋季文天祥，应是宋代豪放派词家中不可忽视的英雄词人，当然也更是他壮怀激烈性格的直接反映，如：

雄气堂堂冲牛斗，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元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

（《题涣萧寺壁》）

秋风江上驻王师，暂向云山授翠微。

忠义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坼．

山林啸聚取劳何，沙漠群凶定破机．

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

（《题翠岩寺》）

这两首抒发抗金豪情的诗篇，情感激动，气势磅礴，漾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岳飞秉性气质的艺术吐露，形象地表现了一代民族英雄的伟岸英姿。

当然最能代表岳飞心怀和性格的作品，还要数《满江红·怒发冲冠》词。虽然此诗不见录于南宋文献，因而作者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存有怀疑和争议，但从岳飞一贯的心理特质，性格特征和写作风格来看，写作此词是完全可能的。这首慷慨激越，豪放悲壮的千古绝唱，不仅集中抒发了岳飞的忠君爱国的志向和情感，也完全符合他刚烈峻急，大刀阔斧的性格。关于这首满江红的写作时间，学术界分别有绍兴三年、绍兴五年和绍兴七年之说，我以为于绍兴十一年七月岳飞自朱仙镇悲愤班师似更符合情理。文学作品的语言、内容和风格都是作者某种特定环境、特定心态的艺术表现。该词以“怒发冲冠”起首，落笔突冗，情感异常激动，对身经百战、饱经苍桑的岳飞来说，没有特别失望，愤慨的事发生，是不会在内心掀起如此惊涛骇浪的。绍兴十一年七月，岳飞己取得郾城大捷，大军前锋已抵达朱仙镇，扫荡金人，收复中原已成势如破竹之势，南宋抗金战争已取得南渡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宋高宗却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紧急严峻，不容争辩的金字牌班师诏，严令南撒。岳飞极度伤心，无可奈何，扼腕长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只好违心班师，《满江红》所反映的心态应正是班师之际的悲愤难言之情绪。岳飞满腔沉痛无处诉说，只好登高赋词，渲泻心中的沉痛悲愤。岳飞班师不久，即落入阴谋政治的冤狱，这首情绪激愤，含有对高宗赵构、秦桧昏君奸臣明显愤慨的词作，自然也就难以在当时朝野流传，直到宋代以后才流落民间，而在明代杂戏中有所透露。

二

岳飞的文化心态是典型的儒家人生理想心态，他以共“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双重风度，有着传统文化理想的完美人格。以儒家修齐治平人生进取模式为主，同时又兼带老庄道家适情自然的人生审美趣味，有时还表现出对佛禅的偏爱，因而岳飞的意义也就超越了军事家的范畴，凝聚着诸多的历史层面，折射着醒目的优秀传统文化之光。

岳飞受儒家政治人生学说影响最深，有着明显的儒家思想烙印，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伦理等无不是儒家思想在一个古代优秀军人身上的集中体现。岳飞治军对军事人才的要求是“仁、信、智、勇、严、五者不可缺一“，而他自己恰好是这方面的典范。高宗赵构曾称赞他“智勇兼资、忠义尤驾，计无遗策，功必有成”。显然与他年少时习读《春秋》《左传》所接受的思想熏陶有关。南宋王自忠在写于孝宗淳熙十五年的《郢州忠烈行祠记》，概括了岳飞八大突出的优秀品质分别是忠、虚心．整、廉、公、定、能、不贪功八字，并说“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光然，举八郢之师以临襄、定南阳，不敢膺其锋者’。虽然概括末必全面确切，却确实抓住了岳飞品格的一些特征；

《宋史，岳飞传》说岳飞“少负气节……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绍兴年间与岳飞有过知交的士大夫邵辑也认为岳飞“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都承认岳飞符合先秦儒家忠孝礼义信勇一套思想规范。

儒家心态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砥砺功名、建功立业，实现治国，平定天下，追求人生价值的社会奉献，《周易》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倡导以积极进取、并对国家社会的终极关怀走完人生之旅，这一价值取向在岳飞思想结构中也占着最大的成份。渴望以身许国、北伐灭金，砥砺名节，一直是激荡在他胸中的主旋律。这种宏愿决定了岳飞不甘久居于人下，盼望能成为统帅雄师劲旅的一军之帅，受任朝廷，挥师征战，成为象三国时代蜀汉名将关羽、张飞式的历史英雄人物。在尚未成为大将时，岳飞常与左右幕僚谈及心事：“使飞得与诸将不在偏校之列，而进退禀命于朝，何功名而不立，一死焉足哉！要使后世书册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他在《王岳祠盟记》中抒发了“迎二圣复还京帅，取敌地再上版籍”豪情后热烈憧憬的是“他时过此，勒功近时，岂不快哉!”他的“男儿立志扶王室”、“功业要刊金石上”等诗句，都是这一价值追求的反映。

但岳飞迫求功名并非为了荣华富贵，利禄享受，而是为了自己“尽忠报国”人生理想的实现，传统儒家重义轻利观念非常明确。

义和利的冲突，说到底是一个价值观念的冲突,因而也是一个人生取向的选择。与“仁”并列，“义”在孔盂儒家思想哲学中占着核心地位。孔于曾再三强调“义”的重要：“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岳飞重义轻利观念自然也是泾渭分明。毫不含糊的。襄阳战役前夕。宰相朱胜非为激励岳飞。特派使者前来军中告诉岳飞如果此战获胜。即可授予节度使头衔。岳飞听后很生气，感到朝廷曲解了自己的心愿。特让使者回去复告朱胜非：“岳飞可以义责，不可以利相驱。襄阳之役君事也，使讫事不受节，将坐视不为乎?拔—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众人，而非所以待国土也”。隐含了对宰相以利相激的不满。表明自己为君国而战的胸襟。 在岳飞的言词中，往往义与忠并用，义以忠为前提。“忠义”是岳飞最高的思想原则。他曾多次阐述过对忠义的见解，主张“事君以能致其身为忠，居官以知止不殆为义”。即既要有献身精神，又要能对职务知道满足。他进而强调要做到忠义，必须具备生死置之度外的牺牲精神：“好生恶死，天下常情。若临大难而不变，视死如归。则非忠义之土有所不能。”而忠臣对俸禄赐赏绝不能贪求，仍要懂得满足：“忠臣之事君，计功而受赏。量力而受官，不为苟得，以贪利禄”。

忠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在孔子思想中。忠主要是一种敬笃正直的品格。《论语》几处讲到“言众情、行笃敬”，“主忠信”等说教。经过汉儒董仲舒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一种臣子对君父的本能信从。并进而提高到古代做人的最高道君尺度。岳飞一生以”忠义”为最高要求，至死不渝。受先秦儒教深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中曾深情写道；“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霄轩之忧。此所志也。”这种忠诚，几乎到了出自自觉、本能的地步。他的诗中也常有诸如“忠义必期清塞水”、”誓将直节报君仇”这样感情直露的句子。而后世对岳飞的赞誉，也往往首推其忠。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时所写到词中即褒赞岳飞“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南宋嘉定四年朝廷迫赠岳飞鄂王之位，又褒之曰：“忠义殉国。风烈如存”。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样也对岳飞忠义精神推祟备至，大加赞颂：“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平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纲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清帝乾隆也称赞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已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仰望风烈实可，与日月争光矣”当然后世历代帝王称赞岳飞之“忠”，自有其昭彰忠烈、以启来者之苦衷。但都说明“忠君”也确是岳飞思想的主要成份。

孝也是古代为人臣子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这个本来源于人类血亲情感的概念，经过西周宗法制和孔孟等先哲的升华，后来也被赋予了很深的政治文化意义。《孝经》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讲，可谓“孝”的文化。孝在中闷文化上作用甚大，地位甚高”岳飞孝的观念也很浓重，他幼年丧父，“鞠育训导。皆自臣母”对母亲而言，岳飞又是一个体贴入微的膝下孝子。并且认为人臣应以尽孝为始，其次才能尽忠：“窃念为人臣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欢，死不能终衰经之制，面颜有腼，天地不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内不克尽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岳飞对母亲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在他紧张的筹措军事之际，曾先后十八次派人深入沦陷的河北，救出老母姚氏并将她接到军营，母亲有病，他“药饵必亲”。关怀备至。绍兴四年，岳飞正紧张筹划收复襄汉，军事十分繁忙，但恰在此时接到姚氏病重的消息。他忧心如焚。即上疏高宗，请求辞职侍奉：“臣老母姚氏，年几七十。侵染疾病，连月未安。近复腿脚注痛，起止艰难，别无兼侍以奉汤药。人子之心，实难安处，伏望圣慈，绍臣悃幅，别无规避，暂乞许臣在假，以全侍奉之养”。这篇上疏写得动情晓理。哀哀之语．拳拳之心，感人至深。老母终于病逝后，岳飞悲痛难抑，“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每痛如初，毁脊几乎性”。在上奏朝廷批文尚未传下时，即与长子岳云等“不避潦蒸暑”．扶护灵柩，前往庐山安葬。“庐于墓，朝夕号哭“。最后由于战务紧急，而宗连续下诏起复，他才中止丁母忧，忍悲回到军中。从儒家“富贵不能淫”的伦理规范出发，在人生节操方面，岳飞也尽可能严于律已，作得无懈可击。以免使自己名节受损，以高度的理性原则抵御利禄声色的诱惑。绍兴年间，南宋将领个人生活大都骄奢淫逸。纳妾蓄妓之风十分盛行，一时竞成风尚。时人也并不见怪。如依附秦桧的张俊在抗金战场上常常是畏敌如虎，私生活十分放荡。室内妻妾成群。还偷纳钱塘名妓张侬为后房。同时暗地“造臣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馐佳果及黄白之器”，大搞贩卖妇女和走私贸易；抗金名将吴玠也颇好女色，纵欲成性。竟“使人渔于成都。善饵丹面，故得喀血疾而死”；以指挥黄天荡大捷闻名于世的韩世忠，也纳京口名妓梁红玉为继室，还奏请朝廷赐给安国夫人封诰，一时传为风流韵事。在同行们纳妾成风中，岳飞的心却没有为之所动。川陕宜抚副使吴玠为示友好，特地派人送来一土族美女。且配有厚重装奁。以使岳飞在空闲时“唤取红衣翠袖”，感情有所慰籍。部下也有人劝他；“相公力图关陕，何不留此结好”?但岳飞却认为这样与自己理想节操不符：“国耻末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然后巧妙退回，婉言谢绝，吴玠不仅未生气，反而深表钦佩。对钱财，岳飞更是视之轻淡：“赐金已俸，散于莫啬，则不知有家”。岳飞的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当太平”，之所以为当时朝野所传颂，为后世世志士所称道，恰好在于以简朴而深刻的哲理高度概括了两千多年来儒家价值观念的要义，揭示了我们民族心理所一直认同的理想人生观和社会国家观，因而八百多年来这句朴素的格言一直为人深思和共鸣，在反腐倡廉形势空前严重的今天更不失其醒世警言的意义。

研究岳飞的文化心态，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岳飞在以身许国、经年征战的同时，竟然也有着由来已久的归隐心志。这是以往人们所经常忽略的问题。从传统文化心态角度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握岳飞所受传统儒道互补人格模式的影响。

以儒家奋发进取、积极入世为主要特征的人生理想行为并非完美无缺，理想与现实常常发生冲突。奋发进取常常遭受挫折甚至难以实现，人生奋斗常常深感疲惫和痛苦。因此人们又往往从老庄道家思想中寻求寄托和安慰。物我合一、恬情自然。他们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道互补，保持心理平衡。当人生奋斗的社会理想难以实现时。往往赋诗田园、垂钓江上，饮酒山林。寄情于山水之间。这是一种类型；另一类人则追求理想实现，功成名就后即激流勇退，不贪利禄富贵，在巨大的荣誉和欣慰的回亿中，追求一种恬静闲适的人生境界，“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自然为伴安度余生，古代历史上范蠡、张良、王安石等大抵如此。岳飞也属于后一类人物。在他的戎马生涯中，心中也一直萦绕着恢复中原后即归静山林的企盼。而每当抗金壮志遭受挫折、满腔热血无从挥洒时，这一心态就表现得尤为明显而真切。

岳飞虽以能征善战而载之青史，自己三十九年岁月大部分也在沙场渡过，着诗人词家所特有的对自然与人生的敏感意识和审美情趣。如写于绍兴五年入朝途中的《池州翠微亭》诗，就很能代表岳飞特有的审美感受：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

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明月清辉，映照着江南秀美河山。在这月明风清的春夜，马蹄疾奔，美景飞掠，使岳飞这位儒将倍感“还我河山”重任的迫切。他渴望尽快收复中原，完成复园大业后，“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学传说中的仙人，隐归于永恒的自然。

岳飞归隐思想由来已久。他对远离尘世，清静寡欲的山林古刹，似乎怀有特殊的感情。写于绍兴六年的《东松寺题记》，是一条研究岳飞心态颇值重视的史料：

“余自江阴军提兵赴发，前赴饶郡．与张招讨会合。崎岖山路，殆及千里。过祁门西约一舍余。当选有庵一所。问其僧。曰“东松”．遂邀后军王团练并幕属随喜焉。观其基宅。乃凿山开地。创立廊统。三山环耸。势凌碧落。万木森郁。密施姻蓊，胜景潇洒，实为可爱。所恨不能款曲进程瑞速。使他日灭盗贼，凯旋回归，复得至此，即当聊结菩练，以慰庵僧”。

这篇《题记》见就于岳河《金伦续编家集》。是岳坷选入他认为确为岳飞所作七篇诗文之一，当属岳飞所写无疑。《题记》以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东松寺葱郁成荫的自然景观，表露了岳飞的钟爱深情，而且明确希望将来解甲卸任之后来此隐居，听禅赋闲的心愿。情真意切，毫无装饰。细读全文，似乎是一篇赠答寺内方丈的留念文墨，但其中流露的归隐心态，却是显而易见的。

岳飞在驻防江州时，又深深爱上了庐山秀美如画的自然风光，曾卜宅卖田，欲将江州作为隐退后的终老之地。在九江，他还与庐山东林寺高僧慧海来往甚密。绍兴七年岳飞因淮西易师事件愤而辞职离军后，就居住在慧海的东林寺，于是才有宋高宗特令王贵、王若虚等“至庐山东林寺，见飞。道朝廷之意敦请”．绍兴十年，岳飞还曾寄诗慧海；“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丁宁寄语赤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同年，岳飞在给高宗的上奏中也说：  “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百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都表明了功成身退的夙愿。而在杀敌报国宏愿遭受压制又感到无力回天时岳飞的隐退思想就表现得更为迫切。绍兴十一年八月岳飞师班回到鄂州后，终于知悉高东秦桧之流向金求和国策己定，“直捣黄龙”宏图已化为泡影，极度悲伤失望中，要求辞职隐退更义无反顾，他不断上奏高宏，要求解甲归田、“屏迹山林，以养微躯”。如果岳飞这次真能告别军旅生涯，或许可以在奇情山水中安渡后半生。然而，此时他已在劫难逃，阴谋政治的黑网已悄然降罩在他的头上，连归隐的权力也被高宗剥夺了。回到临安不久，即陷入冤狱，惨遭杀害，归隐山林之志终成永难如愿之梦。

以上我们探讨了岳飞的文化心态构成及共表现，主要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奋斗态度，兼以道、释超越世俗的审美趣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成份兼而有之。换一句话说，岳飞的文化心态是传统思想文化对一位民族英雄灵魂的成功塑造，然而，是实现兼济天下的社会使命，还是追求个体身心的自由闲适，岳飞却一直未能求得平衡和统一。他所生活的那个悲剧时代，也始终没有给他二者兼顾的机会和条件。他具备许多传统文化所理想的人格品质，却不幸又伴生着一个刚直外露的性格气质；置身于南宋上层军事，政治集团内部却又不谙于世故和明哲保身；他竭诚孝忠于南宋朝廷却又处处触犯皇帝和权臣，这就必然决定了岳飞的命运以悲剧而告终。

三

岳飞的悲剧固然首先是时代的悲剧，河山破碎的南宋中国呼唤并且造就了岳飞这样一代抗金民族英雄，而南宋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帝王心理却又防范压制着象岳飞这样的英雄存在，甚至在必要时还必须拿岳飞这样的英雄作大开杀戒、献媚金人的牺牲品。从而构成了岳飞和那一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灾”，决定了岳飞和他那一时代诸多爱国志士的苦闷心绪和悲剧命运。

然而，对岳飞而言，他的悲剧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那就是他的理想和心态与个体性格的矛盾冲突。他期望为南宋雪耻复仇，收复中原却又过于刚直峻急，往往事与愿违；他慷慨豪放、光明磊落，却又过于执着、过于倔强；太爱针对时弊却又不谙世故。“性刚宜，薏所欲言，不避祸福”，缺乏保护自己必要的心计和谋略；他具有标准儒家入世奋斗的心志和卓越才干，却不幸又伴生着一种刚烈峻急疾恶如仇的秉性，—种近乎儿童纯真的坦诚和自率，这样也就在客观上常常将自己置于处处成为向来黑暗昏庸政治批判者地位，以已之坦诚纯洁反衬出彼之阴险虚伪。因此当赵构、秦桧之流要为扫清和议而杀一儆众的时候，岳飞也就自然要成为首先倒在祭坛上的牺牲者。据王曾瑜先生研究，秦桧的政治阴谋本来计划先杀掉韩世忠以警其他主战反和诸将，因此于绍兴十一

年五月上旬，宋廷特派张俊、岳飞前往淮东，名义上是“措置战守”，实际上是让他们罗织韩的罪状，肢解韩家军。岳飞临行前明白秦桧的阴险用心后，严词指责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编造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者”。出使淮东后又特将此事写信告诉韩世忠，要他加以提防。韩世忠接信后大惊失色，即很快求见高末哭诉陈冤，方才免于一死。而这对于岳飞来说自然等于引火烧身，导致了秦栓之流的深深忌恨转而拿岳飞开刀。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与陈亮谈论怎样成为“真正大英雄”问题时，曾有如下几句精辟的见解；“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作将出来，若是气血豪忿，却一点使不着也”。这个见解对于理解古代的社会人际关系无疑耐人寻味。而岳飞的性格恰好难以作到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从这一意义讲，岳飞乃是难以进入朱熹所定义的”真正大英雄”之列的。因此，是否可以说，岳飞的悲剧与其说是政治悲剧，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性格悲剧，他的结局也只能以直面人生的悲剧英年而殇。

岳飞的悲剧不仅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南宋政治的昏庸和残酷，也以其直面人生、震颤千古的大悲剧丰富了对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处世哲学的思考。因而我们可以说，岳飞之死症结并不在于到底是赵构还是秦桧所杀．而在于象他这样刚烈执直的英雄人格本来就很难为中国封建专制政治所相容。绍兴十一牛，迫于宋高宗、秦桧与金和议已成定局并且施以高压的淫威，当一大批抗金将领都先后沉默或转向的时候，只有岳飞还在不顾一切力争北伐，并且最后还毅然为韩世忠辩诬解难，这就充分将自己彻底暴露的阴谋政治的黑网之下。

从实质说，南宋朝廷杀害岳飞，也不仅仅在于此取媚于金人．以此满足金人和议条件，更重要的则是借一位性格刚直的重臣名将的生命来维护专制政治不可非议的神圣性，因而岳飞之死也就在所难免。他以其刚烈执直的个性付出了功高被戮、英年遇害的最大代价，演出了一幕中国历史上最震颤人心的千古悲剧。

（作者附记：拙稿初稿完成于1991年春之汉中，同年夏应邀携文参加在杭州召开的海峡两岸纪念岳飞诞辰888周年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承蒙大会主席、杭大徐规教授推荐于大会宣读，受到两岸学者关注并鼓励。近日翻阅旧箧拣出重读，感到对当今岳飞研究或许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值“岳飞网”约稿，遂再作修改投寄，以供国内关心岳学同仁评阅。因考虑到网上读者阅读习惯原因，删去学术论文规范的大量文献出处与注释。2011年第三次修改于重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