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强

在国内宋史学界，民族英雄岳飞一直是宋代人物研究的重点对象，曾经几度掀起研究高潮，不仅发表了大量评价岳飞的论文，一些著名学者如邓广铭、何竹淇、李汉魂、朱瑞熙、王增瑜、龚延明、史式等都分别撰著过岳飞传记。１９８８年笔者为参加在河南汤阴举行的首届全国岳飞研究学术研讨会，曾经对１９４９年以来大陆地区的岳飞研究作过综述，后来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９年第８期。如今２０余年又过去了，大陆地区的岳飞研究不仅又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而且出现种种新动态。颇值再加整理、回顾、总结。适逢笔者今春应邀访台，参加海峡两岸纪念民族英雄岳飞活动，遂又对大陆地区近20多年来岳飞研究主要成果及动态作了考察，草成此文，以期对两岸海峡岳飞研究学者及其关注岳飞研究的人们提供一些参考。关于对今后岳飞研究的若干思考，笔者已经撰成《关于民族英雄岳飞研究的若干问题》交《人民日报》待刊。

一、岳飞研究学术交流日趋频繁

如果说“文革”前懾于极左政策高压的顾虑，大陆地区岳飞研究大多局限于学者小心翼翼的零星研究、很少有专题学术团体研讨活动，那么１９８０年代开始，杭州、汤阴、开封、九江等地纷纷成立岳飞研究学术团体，并且多次举行有关岳飞的专门学术研讨交流活动。１９８４年，杭州率先成立了以北大邓广铭教授为顾问、杭大徐规教授为会长的岳飞研究会，先后于１９８６、１９８８、１９９１、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分别在杭州、汤阴、九江等地召开五届年会，出版年会论文集《岳飞研究》１—４辑。特别是１９９１年７月在杭州召开的“纪念岳飞诞辰８８８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岳飞研究会年会”盛况空前，台湾学者组成了以台湾王德毅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宋晞教授及其岳飞后裔岳炜勋先生等七人赴大陆代表团参加了这届年会，这也是１９４９年以来海峡两岸学者首次在西湖之畔共同研究岳飞的盛事，意义重大。龚延明教授后来回忆评论这次研讨会说“海峡两岸学者怀着弘扬岳飞爱国统一精神的共同心愿，首次在大陆携手直接交流岳飞研究成果”。会议论文会后经由杭州大学徐规教授等筛选审定，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了《岳飞研究》第三辑；紧接着，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５日至３月２９日，杭州再次举办“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现代宋史及岳飞学开拓者、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教授、美国学者亚历桑那大学陶晋生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宋晞教授、程光裕教授、中央研究院黄宽重教授、台湾大学梁庚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张元教授、上海大学朱瑞熙教授、杭州大学徐规教授、龚延明教授等海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上，邓广铭教授发表了《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重要致辞；宋晞、黄宽重、梁庚尧、程光裕教授等也分别提交了交流论文并作了学术报告，会后结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岳飞研究——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０３年是民族英雄岳飞诞辰９００周年，这一年在河南开封、汤阴、江西九江、浙江杭州等地均举行隆重的岳飞纪念活动。２００３年３月，河南朱仙镇及岳飞故里汤阴先后举行隆重的岳飞纪念及学术研讨盛会。３月１６日，在汤阴县岳飞纪念馆举行“岳飞诞辰900周年记事碑”落成及揭碑隆重仪式，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的近400名岳飞后裔参加落成及揭碑仪式。2003年8月26日“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台北淡江大学和韩国檀国大学、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日本静冈艺术文化大学等高校以及《历史研究》、《学术月刊》、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华书局、杭州岳庙文保所等60余位专家参加研讨，会间专家们还专程赴岳庙向岳飞墓敬献了花篮。研讨会围绕“民族英雄岳飞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宋学研究”两个主题进行交流和研讨。专家们的研究涉及“关于岳飞之死直接起因真相”、“宋高宗的‘禅位’及其对南宋政治的影响”、“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宋代思想的新诠释”等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

二、岳飞基本历史文献及生平、时代的研究

1、岳飞历史文献研究的成就。对于历史人物研究来说，其基本文献的整理是研究工作的前提。除《宋史·岳飞传》外，岳飞之孙岳珂之《金佗粹编》是后世研究岳飞最重要的基本文献之一，然而这一重要文献长时间无整理标点本。１９８９年，王曾瑜点校的《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一书的出版大大改善了这状况。《金佗粹编·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之孙岳珂编纂的有关岳飞生平第一部年谱性质的重要历史文献，历来为研究者所倚重，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但此书也存在某些对岳飞生平事迹记载虚构不实之处，过去鲜有考疑。邓广铭《岳飞传·后记》最早指出《行实编年》对岳飞少年时代的家世及纪事有虚构人隐讳（如岳飞曾在韩琦庄园为“庄客”事，岳珂就只字不提）之处，“许多不甚符合情理”。辛更儒《〈鄂王行实编年〉及其他有关岳飞著述纪事质疑》以《经进鄂王家集》中岳飞《乞终制札子》自述“幼儿失所怙，鞠育训导，皆自臣母”为据，认为岳父早卒，《鄂王行实编年》中有关岳和的记载基本上为想像虚构之笔。对有关岳飞时代最重要的南宋编年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中对岳飞的记载，也有学者提出辩析。李勇先《从〈系年要录〉看〈高宗日历〉中有关秦桧、岳飞史实的记载》根据对《系年要录》中引录的《高宗日历》详细钩沉比勘，指出经过秦桧父子篡改过的所谓《高宗日历》原始纪录，实际上对岳飞抗金史实大量隐去不及，从而造成严重缺失。

２、关于岳飞生平的基础研究。继邓广铭８０年代初集半世纪之功整理出版了《岳飞传》增订本和王曾瑜《岳飞新传》出版之后，王曾瑜又相继出版了《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岳飞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等研究岳飞生平及其时代的厚重之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在对岳飞生平事件的评价观点方面有新的突破，比如自从１９８４年马强发表文章对岳飞镇压杨么事件提出重新肯定性观点以后，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经过激烈争鸣基本上已经否定了“污点”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一书的“洗兵湘湖”一章中第一次鲜明地标题“钟相叛乱”、“杨么再起”，认为杨么和伪齐勾结，应该是可信的。他还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中的第100页至101页中指出“岳家军其相当大的部分即是收编各种变乱武装，将他们由牵制抗金的力量，转变为抗金的力量，并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和保护了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这无疑是有功而无过的” 。《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与一般岳飞研究不同，而是将岳飞戎马一生的重大事件置于南宋前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时深入分析了南宋前期的中央政治制度、军事形势、职官制度及其错综复杂的帝臣将帅关系，从而使岳飞抗金政治军事的成败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三、岳飞与其他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

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研究出现的新气象。从９０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将这一方法运用在岳飞研究，出现了一批岳飞与宗泽、张浚、刘錡、杨邦乂、文天祥、颜宗弼。美籍华裔学者陶晋生１９９３年提交杭州岳飞研究年会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分别从宋、金对方有关对岳飞与完颜宗弼（兀术）的史料记载、对这两位同一时代而分别效力于不同民族政权的民族精英人物之事功与个人遭际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岳飞战功卓著，为南宋诸将之冠，但反对议和惨遭杀害，而完颜宗弼（兀术）在金朝位兼将相，对外立有显赫战功，对内能够平定内乱，集权于中央，为朝野为倚重，为女真民族杰出的民族英雄，二人的迥然不同遭际与归宿充分折射了宋金两朝不同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传统。马强《岳飞与文天祥比较研究》则对岳飞与文天祥这两位南宋一首一尾的著名民族英雄从思想渊源、忠君爱国思想的异同、心理特征与人格风范岳、文之死不同的悲剧实质及意义、对后世社会影响层次的差异性五个方面作了分析比较，提出了一系列新认识：１、岳飞与文天祥虽然身世有异，但都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启蒙熏陶，是儒家文化孕育的两个典范；２、二人的忠君思想皆以封建正统观念为基点，皆为尽忠报国而舍生取义；３,从历史心理学角度看，岳飞、文天祥皆为典型的胆汁质气质类型，都具有刚烈、坦诚、刚毅果敢、疾恶如仇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与二人高远的价值取向相交融，就迸射出浩然壮美的文化人格气质，折射了中国古典英雄典型的人格风范。４、文天祥死于国难，而岳飞之死的实质则要复杂得多。既是政治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和环境悲剧；文天祥身后的影响基本上限于士大夫范围，而岳飞的后世的影响层面要大为广泛。其中对民间的影响尤大。对岳飞与文天祥的悲剧归宿，江华认为岳飞和文天祥是南宋时期品格高尚、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但他们的人生却是悲剧性的。造成这种人生悲剧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宋代理学的绝对化和皇权与国家利益的断裂。

四、关于岳飞的军事思想及岳家军的研究

岳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但多年来对岳飞军事思想的研究却十分薄弱，近年来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有所加强。张其凡《岳飞军事思想试探》首先对宋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划分了四个阶段，在宋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岳飞军事思想的渊源、治军特点、成效等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岳飞军事有以下四个特点：１,实践的色彩鲜明，注重将兵法实际运用；２,下层意识浓厚，尊重士兵，重视军民关系，因而获得民众拥护支持；４,强烈的进取精神，战略进攻意识突出，在南宋初年四大战区中，只有荆襄岳飞战区对金采取攻势，组织了三次北伐，收复大片失土。在南宋初诸大帅中，岳飞也是仅有的进攻型将帅。同时，岳飞对宋代军事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发展与丰富了大兵团进攻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毛元佑从军事战略学理论角度重点探讨了岳飞反攻战略思想，对岳飞反攻中原战略的战略准备、战略实施、战略的形成及特点给予缜密分析。岳飞指挥的军队在南宋初有“岳家军”之称，但对这支军队的人员构成、军队素质、战斗特点、战略地位等过去却一直鲜有研究。张秀平、罗炳良合写的《岳飞军群体人物研究》条分缕析，认为 “岳家军” 将领结构可分为原从将领（王贵、张宪、岳云、徐庆、寇成等）、招降将领（傅庆、庞荣、杨再兴、梁兴、孟邦年等）、拨隶将领（傅选、牛皋、李道、赵秉渊）等三类；岳家军能克敌致胜的重要因素在于岳飞麾下有谋士人才济济，如孙革、黄纵、李若虚、薛弼、张节夫等重要谋士；作者还指出岳家军最后之所以被南宋朝廷视为危险的潜在威胁而肢解，并非仅仅是因为反对议和而引起高宗、秦桧的忌恨，而是根源于岳家军军人集团与赵宋文人集团的矛盾，是南宋文人集团要恢复宋朝以文制武立国体制。打击岳家军的结果。纵观全篇，说南宋存在岳飞军与文人集团矛盾现象史料依据不足多少有些牵强附会，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王曾瑜《从岳飞及其部将的仕历看南宋前期武官的升迁次序》则根据岳飞及其部将的仕历史实探讨了宋朝武阶官的序列与分类、南宋前期武官的升迁、建节资序等过去少有问津的问题，颇有说服力。

五、关于杀害岳飞的元凶问题的争鸣

绍兴十年岳飞被诬陷入狱、于临安惨遭杀害，制造了南朝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自南宋孝宗时岳飞被平反昭雪以降直至元明清甚至现代蔡美彪等编纂《中国通史》，长期以来对于岳飞之死的责任问题，大多归之于为卖国贼秦桧所害，高宗只是默许，这一传统观点近年来愈来愈受到质疑，多数学者认为宋高宗赵构才是杀害岳飞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何忠礼在１９９１年在杭州纪念岳飞学术诞辰８８８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岳飞遇害虽然由多种原因造成，但赵构秦桧一伙向金人屈膝求和，千方百计剪除抗战势力，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根本原因则是赵宋王朝长期以来推行抵制武人政策、造成高宗与岳飞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张星久则从宋高宗继承皇位的“非合法性”问题入手，揭示了其人对金屈膝退让及其杀害岳飞、消除皇位危机的深层动机。指出高宗通过对金妥协议和消除了他的政治危机，保住了皇位，而以岳飞为首的抗战派则要通过抗金收复失地、迎回二帝以尽起码的臣子之义，结果赵构与岳飞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高宗作为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皇帝，杀害岳飞就成为必然。对这一问题讨论最透彻的是史式先生的新著《中国不可无岳飞》第九章，作者根据充分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从文征明《满江红》词中“笑区区一桧亦何能”说起，一针见血指出冤杀岳飞的主凶正是大卖国贼宋高宗赵构自己，秦桧只是一帮凶而已。并再次呼吁应铸高宗跪像于岳飞墓前，接受历史和人民审判。

六、关于《满江红》词作者问题争鸣的新进展

自从余嘉锡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四库提要辨证》提出岳飞是否作满江红·怒发冲冠》这一重要疑问以后，学术界有关《满江红》作者问题的争鸣不绝如缕。近年来对此问题的探讨更加热烈，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介入，讨论已经有所深化，挺岳说渐渐成为主流。由于岳飞抗金主要是在华北、中原地区，故余嘉锡先生当年认为《满江红》词中出现“贺兰山”这一宁夏地名是一大疑点，也是疑岳所作的关键疑点。台湾李安先生于１９７０年代首先从清代河北地方志发现河北磁县有贺兰山，因而提出《满江红》词中“贺兰山”盖于此有关，但并没有深入论证。李文辉等学者在长期文献检索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于１９８５年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首次提出《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并非是指传统所认为的宁夏境内的贺兰山，而是在河北磁县。岳飞早年在河北组织抗金，磁县是一重要战场，又处在岳飞选定的北伐进军路线之上，在岳飞北伐战略决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满江红》词出现“贺兰山”自然合情合理，以往疑虑可以冰释。此篇论文首持“贺兰山”在河北磁县说，令人耳目一新，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但文章所持论据与逻辑性本身存在漏洞，有失严谨，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晚年的邓广铭先生特撰写文章给予反驳。邓广铭首先从史源学角度认为王、孙、李三人排除研究岳飞生平最重要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及《金陀粹编》而主要引用史料价值均不高的清人所修《磁县志》及钱汝雯《宋岳鄂王年谱》等资料，有舍本逐末之误；同时邓先生指出河北磁县一带“贺兰山”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名，并非岳飞抗金的主战场，更不是宋金双方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时期文献也从来没有提及这一地名与岳飞北伐相关，所以王、孙、李三人所论与史实不符，也经不起检验；台湾学者赵振绩则从民族史及民族语言学角度对《满江红》涉及的“贺兰山”可疑地名提出另一新见解，指出“贺兰山”地名来源于契丹贺兰部（北魏时居阴山之北麓），由贺兰氏而得名，地点大概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之大青山。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蒙难漠北，岳飞怀亡国之痛、“家仇国恨，才有踏破贺兰山缺、昭雪靖康之耻，直捣黄龙府，痛饮匈奴血的豪壮之词，实时代责任使然”。孙果达强调只有岳飞才是《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的唯一作者，《满江红》的创作背景是南宋和与战矛盾高度激化之际；创作时间是在岳飞入狱前不久那段短暂的“等闲”时期；创作地点是在庐山东林寺。《满江红》的精神就是当年岳飞内心保家护国的神虎精神。各种考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表明当时的岳飞已经具备了写出《满江红》的一切条件，而且也可以非常合理地解释《满江红》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和蕴藏含义，使人、词与背景达到了合乎逻辑的和谐与统一。因此，应该认定《满江红》的作者确实非岳飞莫属，他人根本就没有替代的条件和可能。

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从学术史及历史文献学角度对有关《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的作者与写作年代问题作了重新梳理，针对近年郭光《岳飞集辑注》所引用的证明岳飞作《满江红·怒发冲冠》的宋元三条史料提出详细检讨考辨，认为南宋陈郁的历代《藏一话腴》版本中并无岳飞“又作《满江红》，……可以明其心事”记载，岳珂为《话腴》写序时也未见此语。随意改动古代文献在清代很普遍，《古今词话》、《历代诗余》引言常篡改妄增。故今本二书皆不足为据。至于元典《女冠子》中出现的个别《满江红》词句，王霞认为挺岳说者对此的理解为本末倒置，元曲大多经明人增改，事实恰好是时人将明人的作品混入改动后的元曲。岳飞《满江红》系明人伪托，几可成定论。

王曾瑜最近发表文章则强调对《满江红》是否岳飞所作持慎审态度，王先生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时采摭史料可谓竭泽而渔，其中就引用了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豫章丛书》本），但此书并没有提及岳武穆作《满江红》本事。最近从他对郭光《岳飞集辑注》持赞许态度来看，似也支持为岳飞所作。郭光《岳飞集辑注》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王曾瑜认为“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除此之外，他还引用了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一段记载作补充论证：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 ’，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王曾瑜认为，《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３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１８《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３《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公元１２５１）。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但问题是学者早已指出《古今词话》、《历代诗余》及《宋稗类钞》这类清人著述多有妄增窜夺宋人文字之处，史料价值较低，以上述资料作为《满江红》为岳飞所作论据尚难成为定谳。

七、关于与岳飞相关文物、遗迹的发现与质疑

千百年来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受到无数仁人志士的敬仰,其遗墨及其与岳飞有关的文物、古迹也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而也就备受关注，时至当代也时有新发现见诸报端。然而由于地方志及其他托名于岳飞的诗词及遗墨很多，真伪并存，需要学者据史详加考辨，近年来这方面的新发现与考辨文章不少，值得重视。世传岳飞于南阳武侯祠所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在书法界流传甚广，并有岳飞的题跋：“绍兴戊午年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书法风骨非凡，酣畅淋漓，气势磅礴，确为上乘佳作。然而张政烺、邓广铭、王曾瑜等前贤早已提出质疑，认为并非岳飞作品，而是假托之作。王曾瑜《传世岳飞书〈出师表〉系伪托》从时间上考证，岳飞书所谓《前后出师表》时，也根本不在南阳；从时间上看，绍兴戊午年八月望日前后岳飞显然并无自鄂州北上邓州南阳县之可能。《出师表》据跋文中岳飞讲为“绍兴八年八月望前”书写，但岳珂收集岳飞给宋廷的奏请中讲：“臣已择今月十二日起发，于江、池州（赴）行在奏事。”即八月望前，岳飞已奉命离开鄂州前往临安途中，无分身术突然出现在南阳；其次岳飞所书《出师表》中居然不避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御讳，这在宋朝臣子是绝不可能的，故断定为伪作无疑。第三，据岳飞孙岳珂《宝真斋法书赞》记载，岳飞书法师承苏体，而世传《出师表》书体风格则与苏体相去甚远，加之《文物》１９６１年第８期钱森玉先生在《〈郁孤台帖〉与〈凤墅帖〉》一文中，也依据《凤墅帖》指出“岳飞的笔迹是道地的苏东坡体”，均可证其伪。关于“还我河山”的题词，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增订本）第９９页引岳珂之说，其祖父岳飞“笔法源于苏”。故“传世的岳飞墨迹，还有全篇《出师表》和‘还我河山’四字，事实上亦皆伪品”。“后四字之出现则更晚，可能只是‘五·四运动’以前不久的事”。应该说王曾瑜、邓广铭先生对这两件流传甚广托名岳飞的书法作品的考证持之有据，言之确凿，可成定谳。

近年来有关岳飞的诗作及遗墨时有发现，见诸报端，引人注目。2003年河南三门峡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卢氏县发现了岳飞手书《赠吴将军南行》拓片。2007年《中国文物报》刊登了这件珍贵文物的照片，上有河南学政许乃钊的题跋，并配有胡小龙考释文章《岳飞手书拓片考略》，使学术界有机会目睹民族英雄岳飞这一珍贵的诗作与书法。但岳飞手书拓片考略》作者对拓片文献资料的考释本身有不少错讹，对此龚延明、楼笑笑不久发表文章认为《岳飞手书拓片考略》对拓片本身文献资料解读、标点出现多处失误，歪曲了原文，并对这件新发现的岳飞作品拓片再作考订，认为卢氏县发现的拓片原刻在汤阴岳飞庙早有收存，此诗手书原为明代明士王世贞所收藏，清代为荣格郡王所得，河南学政许乃钊又从荣格郡王府借来，摹刻上石，方使岳飞手迹为世人所见，这在清代钱汝雯《宋岳鄂王文集》中有记载；岳飞此诗所赠的吴将军当为吴锡，岳飞绍兴三年秋授江南西路沿江置制使时，吴全、吴锡归隶岳飞。吴全已经在绍兴三年十一月讨伐杨么时战死于洞庭。岳飞于绍兴四年二月向吴锡赠宝刀，并赠《吴将军南行》诗。

纪松《泰州岳王庙岳飞书简考据》就近年来在泰州市海陵区泰山岳王庙发现的两块岳飞书简石刻作了考证，认为从内容看书简与岳飞生平史实符合，岳飞曾授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第一段书简为被授知潭州（长沙）后致南昌通判的书信，意为希望长沙地方官员为军队早筹措粮草，其二则为感谢江西地方官员修建歌颂岳飞平定流寇功绩修建平虏亭事。

传世岳飞印有二，一方相传已佚，另一方收藏于吉林大学文学院文物陈列室。玄武钮，铜质，上刻“岳飞”字样，印文朱文篆书。此印是否为岳飞遗物，向来有争议。罗继祖《岳飞印小考》认为确为岳飞武穆遗物，为其曾祖振玉所收藏，后流落民间。王可宾则发现有两大疑点：一是钮为龟蛇，二是印面特大，均不符合宋代私印的流行风格。“岳飞个人，绝不会不顾传统的习惯和当时的礼法，越制铸刻如此大的私印”，而可能是南宋民间悼念岳飞、以奉庙祭的遗物。赵丛苍在《古代玺印》一书中也强调明代才有这种龟蛇相缠的玄武钮，此枚岳飞印章“最早为明代作品，与宋代无涉”。最近刘爽发表文章对此作了再探讨，指出龟蛇作为古代四神之一，早在汉代就大量出现在铜镜、墓志盖、画像石等，到了元代出现蛇缠于龟背的印章形式，作者从钮印形制、印坛流风、社会思潮及文字特点几个方面综合考察，认为这是一方在仰慕岳飞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精心设计和制作的名人印章，制作时间大约在明代晚期或清初，此印的定名应为明（或清初）“岳飞”朱文玄武钮铜印。

岳珂《金佗粹编》收载有７６件宋高宗付岳飞的勅书，但这些勅书原件流传至今者甚少，向来被学术界及收藏界视为珍品，现存于世的主要有两件，一为宋高宗手敕岳飞的《起复诏》，为岳飞后裔世守传家之宝，１９４９年后流落海外，前不久亮相西冷秋季拍卖会的《起复诏》以８３０万元成交，可见人们之珍爱程度，另一件为宋高宗《付岳飞勅书和批答》，均有极高的史学、书法史价值。朱家溍《宋高宗付岳飞勅书和批答》考证了此件勅书，系赵构手敕慰劳岳飞驻军江州加强秋防的原件，作于绍兴十一年三月十九日[31]。一般认为，《起复诏》为绍兴六年岳飞在庐山为母守丧期间高宗下达给岳飞结束丁忧的手敕，但虞云国《宋高宗手敕岳飞〈起复诏〉的始末与真伪》对西冷秋季拍卖会上的《起复诏》提出几点质疑，首先《起复诏》落款所署时间与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有抵牾，二是《起复诏》中高宗自称“皇帝书赐岳飞”，明显有违宋代皇帝赐臣下书信的用语习惯，《金佗粹编》收载有７６件宋高宗付岳飞的“宸翰”无一件有此自称，大多为“付岳飞”字样；第三，这件亲笔诏落款后没有“御押”押字，更是违背高宗行文的惯例，因此这件《起复诏》拍卖品系后人伪造可能性很大。虽然作者仅仅提出了质疑，但所指出的三个疑点无疑值得重视。

丁亚政对杭州岳飞墓庙碑廊中的有关岳飞石刻书简考证有力甚勤，近年连续发表数篇考证文章。碑廊中有一块署名为《与赵忠简书》的岳飞书简，因其中有反映岳飞力请朝廷出兵北伐主张常常为学人所引用，丁亚政根据书简中有“近得谍报，知逆豫既废”语，断定《岳飞〈与赵忠简书〉考》作于绍兴七年十一月到绍兴八年二月之间，但致书对象并非对金主张消极防御的丞相赵鼎，而应该是时任兵部侍郎的王庶。《追谥后岳忠武敕书》则对上世纪８０年代安徽阜阳文博馆征集到的南宋理宗宝庆元年赐岳飞“忠武”谥号的诏书，即《追赐岳王忠武敕书》从文献学、古文字学、宋代诏书格式行文及其岳飞赐谥史实等方面提出五点质疑，认为《追谥后岳忠武敕书》既不符合宋代文书格式，又存在“追封武穆”、“临安府尹”等多处差错，所署时间上也史书记载不符，所以安徽博物馆收藏的《追谥后岳忠武敕书》并非南宋宝庆元年的遗物，也不是复制和仿制的副本，而系后人伪造。

关于岳飞抗金相关遗址的发现与考证。岳飞一生爱国抗金，南北转战，在大江南北许多地方留下过驻军与战斗的遗迹，是民族英雄战斗一生的真实物证。但经过近９００年的风雨沧桑，这些遗迹大多已经湮没难寻。近年来经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史学、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岳飞抗金遗址陆续有所发现，其中九江岳家市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１９９８年九江学者刘堂鑫在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赛阳镇发现了宋代名将岳飞当年居住过的部分遗址，从而为研究岳飞在九江时的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此次发现包括四处石刻，即“岳氏名园”、“牡丹亭”、“漱石”及“石门蒙井”。据岳珂《金陀续编》记载，岳飞屯军江州（即今日九江）前后有两次，时间近10年，在庐山脚下置田“七顷八十八亩一角一步”、地“一十一顷九十六亩三角”、房廊“四百九十八间”等，当时此地即称为岳家市。岳飞死后，其家属被充军岭南。岳家市从此销声匿迹，具体方位也不为后人所知“岳氏名园”等石刻被发掘重见天日，证实了赛阳镇即为昔日岳家市，而处于赛阳镇不远的岳母墓、岳夫人墓更是极好佐证。

安徽广德曾经是岳飞重要的军事活动所在地， 岳飞在此写过著名的《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根据一九八一年的全县地名普查和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的文物普查，发现了岳飞军事活动遗迹有营盘山、钟村、扎寨圩、扬令圩、金沙寺(今名金山寺)、武穆寨、岳寨遗踪、牛头山战场、洗马涧、箭穿卡、梅将军殿、苦岭关等什余处；以军行活动命名的地名有箭穿村、戈场、岳飞沟、岳飞岭、念母岭、掷草塘、瞧旗村、演操堂、跑马岗、将军山(二处)、架鼓山等十多处。后世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的建筑物有岳王庙、岳王祠等。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有些遗址仍清晰可辨。此外在广东连州市西岸镇石兰寨后山发现岳飞军营遗址、杭州寻找岳飞被害的“风波亭”、岳飞初葬地等方面也值得关注。

八、岳飞后裔的研究开始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岳飞研究出现的一个显著新气象乃岳飞后裔及家族史的研究渐趋兴盛，成就斐然。湖南益阳市岳力近二十年间以个人微薄之力和多病之躯，于业余时间四方奔走，殚心竭虑，艰辛调研、搜集岳飞家族史料，汇编成《岳飞家史考》七册，最后不幸赍志以殁，被岳氏宗亲认为是继南宋岳珂之后又一位对保存、传播岳飞史迹有重大贡献的人。受岳力事迹感召，同是岳霖后裔的女法官岳瑞霞也对历代岳飞后裔精英及其嘉言懿行尤其是当代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岳氏后裔精英卓越事迹作了整理概述，写成《岳飞和他的后裔们》一书，此书收集了岳飞家族大约900年发展历史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和英才人物。

历史名人后裔研究具有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价值，像岳飞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民族英雄，其后裔的支脉繁衍、分布流迁、家训族规、祭祖习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历代精英、历代遭际及现代分布状态、海内外岳飞文化交流等无疑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已经有了如《岳飞家史考》、《岳飞和他的后裔们》这样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目前岳飞后裔的研究尚较薄弱，需要海内外史学家所有有志于岳飞研究的同仁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