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狮”的醒来

——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与民族觉醒

■刘新如

一个自尊、自立、自强的民族，才有远大而美好的未来。

岁月的车轮，驶入充满新的期冀和热望的2015年。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个伟大历史事件，总是给人以深邃而久远的启悟。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深刻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抗日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战争唤起的伟大民族觉醒、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是激励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强国强军梦想的不竭精神动力。

民族觉醒与民族耻辱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屹立着一座4.5米高的巨型雕塑《醒狮》。这是一种意象，一个标识，象征着四亿五千万同胞在抗日战争中的空前觉醒。

民族觉醒，是指近代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自主、富强、进步而进行的思想启蒙和精神发动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征程中改变前途命运的新追求、选择前进道路的新定向、焕发生命活力的新跃升。

“朝曦入牖来，鸟唤昏不醒”。十八世纪后半叶西方工业革命的马达轰鸣，没有惊醒东方大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

      鸦片战争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在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中睁开双眼的。 

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即使割让土地，也是边缘不毛之地。个别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向酣睡的国人发出“危言”警示，但不得不表白时处“盛世”，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定为《盛世危言》，对“天朝上国”仍不乏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一再欺侮中国，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时代呼唤东方“睡狮”醒来。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也”。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 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倭奴”，而且赔款数额巨大，割出的是整块省区，并由此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危险，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爱国者的心头。

中国面临的不是强与弱，而是更严峻的存与亡的问题了。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的1895年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这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一个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变化。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民族觉醒的启蒙发轫，甲午战争是民族觉醒的重大转折，抗日战争则是民族觉醒的总爆发。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即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东北各族人民面临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运，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并荒唐地提出“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社会干预”。

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其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代劳？”

在强权和实力主导国际舞台的状态下，中国在反侵略时只有自己表现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争得尊严，否则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他人手中。从李鸿章甲午之战“以夷制夷”的失败，到南京政府乞求国联干预落空，都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侵华野心并不因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而有所收敛，反而益发膨胀起来。

1932年，日本为侵略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燃起了广大民众与爱国人士的反抗烈焰。

1935年，日本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热潮。

1937年，日本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彻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回顾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换来的，是被列强一“棒”一“棒”打出来的。尽管民族意识的觉醒艰难曲折，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逐步深化。

历史的曙光，常常在最黑暗时闪现。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其民众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态度的变革，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只有到了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觉醒最终得到集体呈现并引发质的飞跃，演绎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阔历史场景。

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所写的：“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从“死中国”到“活中国”，这确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 

民族觉醒与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实际生活过程。

作为民族存在的反映，民族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是使民族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实质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

“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但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朝代、邦国、家室的总称，即“一姓之天下非万姓之天下”。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区区百余年的历史。

1902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不久，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不但将德国政治理论家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后数年间，孙中山、杨度、章太炎、李大钊等多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从理论上逐步将其涵盖到本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因为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才有可能使民族自我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是在抗战初期《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铿锵旋律中，人们才深切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中华民族”。

抗战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为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形成，并赋予其时代性、人民性的内容。

这种觉醒体现的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一个人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就会永生……民族一旦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管党派、阶级、阶层、团体、个体，都共同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这种觉醒的表现。尽管国共两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存歧见，但在共御外侮、挽救危亡的民族意识推动下，“化干戈为玉帛”，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战斗的集体。“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广泛自觉的抗战斗争。这与甲午战争只是“朝廷的战争”或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以北洋一隅之师搏击日本全国之师”的状况相比，真是有如天壤之别。

这种觉醒凝聚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民族意识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无论是中国的广大官兵，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业家，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海外侨胞，无不以各种方式，为救亡图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战到底，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坚强意志。正是这种觉醒的民族意识、定型的“国家感”，汇合成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财富，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不仅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而且是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这种觉醒奠定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基础。民族意识在抗战中的空前觉醒，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趋势。鸦片战争以来剧烈的社会变动和内外危机的激化，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历史场域和条件。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民族、国家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为民族的觉醒和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那种地广不足以为大、多不足以为众、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衰弱局面，已经被有效的政治动员和民族精神的凝聚所取代。这种由民族觉醒和政治进步而积累的精神能量，在民族危亡之际迸射出无比耀眼的光芒。

当年日本侵略者以少量兵力就敢欺凌中华大国，认定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均不敢抵抗，一个重要根据便是中国的分裂和内战不息，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甚至认为，四分五裂的中国“不过是在一个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像死猪一样容易对付。然而，历史辩证法无情地惩罚了侵略者。巨大的民族灾难唤起中国空前的民族觉醒和团结，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诚如抗战之初日本《朝日新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分析的，日本“并非是对付支那（对中国的蔑称）统一政权国民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而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战争的结局恰被尾崎所言中。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所形成的强大的抗日力量，正是侵略者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是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和奋起，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也是我们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

民族觉醒与民族精神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过，“民族精神是认识自己和希求自己的神物”，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推动着那个民族的一切行动和方向”。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既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又是民族精神的觉醒。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历经挫折而不倒，饱受磨难而不灭，正是因为有着百折不挠、坚韧不屈、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拼争，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国人民在14年艰难抗战中形成的抗战精神，既源于中国悠久文化和爱国传统的熏陶，也来自近代历史条件下新的民族觉醒的赋予。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抗战精神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优秀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一寸山河一寸血，四万万同胞千万兵”。在凶残的侵略者的杀戮面前，多少人前赴后继，碎首沙场；多少人沥血孤营，裂身银汉；多少人毁家纾难，以身殉国。从平型关大捷到台儿庄会战，从“刘老庄连”到“八百壮士”，从杨靖宇、左权到张自忠、戴安澜，千千万万同胞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回望抗战，我们怎不为民族气节的大弘扬而惊叹，为民族智慧的大迸发而自豪，为民族伟力的大释放而振奋？

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爱国主义精神。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以救亡图存为主导价值理念。在14年抗日历程中，救亡图存是中华儿女始终铭刻在心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发自深处的激情呐喊。它突破了以往“忠君报国”思想的局限，注入了近代以来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准则、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目标的时代思想精华；它冲破了以往闭关锁国观念的束缚，把追求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统一起来，把中国的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统一起来，实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结合。

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英雄主义精神。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饱受屈辱，但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向任何侵略者低下头颅。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种抗战精神突破了旧式英雄主义强调个人价值与作用的局限，形成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的英雄观；这种抗战精神摒弃了旧式英雄主义为个人利益打算，为统治者效力的愚昧落后思想，形成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并为之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

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民族团结精神。团结是铁，团结是钢。钢铁般的民族团结，是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无穷力量。抗日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它突破了强调“华夷之辨”的大汉族主义局限，克服了你争我夺、相互倾轧的内部纷争，各民族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和衷共济，并肩战斗，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成为全民族的自觉共识和共同意志。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抗战精神再一次昭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民族觉醒与民族复兴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不竭如江河，无穷如日月。

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充满智慧与生机的民族。五千年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义之大，兼有文章之华也”。故而，每当中华民族遭遇到困难挫折，华夏文明的基因总会凝聚起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去战胜千难万险，改变自己的命运。

抗战时期的民族觉醒，不仅增强了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而且激发了中国人对民族复兴的空前渴望。

正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贫弱落后，才导致河山被践踏，生灵遭涂炭。从甲午战争的旅顺大屠杀，到“九一八事变”次年的平顶山惨案，再到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是国家不够强大、受到外国欺辱的惨痛案例。落后就要挨打，贫弱必然受欺侮。唯有自强不息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民族复兴的希望，召唤着坚韧不拔的中国人民。

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的独立；一是追求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救亡图存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而只有促进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才能为救亡图存提供坚强支持和保证，真正实现民族独立。

抗战时期的民族觉醒，凸显出救亡与复兴的时代主题。

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最终把日本侵略者逐出了国土，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精神积弊和悲观阴霾。这种久违了的自尊与自信，使民族获得足够的信心去重新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从兴盛到衰败，再到复兴与崛起，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内生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生命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早已告别了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并以举世瞩目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实现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强国梦强军梦，不再是飘渺虚幻的期待。但在筑梦圆梦的征程中，重在永远保持“唤醒”、“警醒”、“醒来”的状态，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协开会商定国歌。画家徐悲鸿等委员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毛泽东当即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提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已经过时了。周恩来坚定地指出，要留下这句话，让我们耳边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安不忘危。

抚今追昔，70年前的血泪历史早已终结；痛定思痛，醒世警钟当须长鸣不止——经过了70年，我们国家是否已经能够足以抵御外侮？国人应以怎样的精神状态面对未来？

滔滔大浪总是挟沙而下。昔日抗战中那么多的汉奸、伪军，那么多的降兵、逃兵，在向我们敲响警钟。

浩浩大潮总有暗流涌动。今天世界霸权主义的阴霾不散，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也在向我们敲响警钟。

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强大的实力保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说到底，掌握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自己手中。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主席2014年3月在法国巴黎援引拿破仑的“睡狮论”，以形象精炼的概括，道出了中国由睡到醒、由弱到强的深刻变化，也阐明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之道。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不管任何时候，争取和维护和平，都离不开民族的觉醒和强大的实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只要始终保持民族觉醒的精神和力量，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解放军报》2015年1月7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