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锡东 岳东云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近日，邓光华所著《秦桧大传》及其相关言论和消息刊布，该书称秦桧是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外交家、文学家、救时宰相，称颂秦桧“为造福苍生、结束战乱做出卓越贡献。”更荒谬的是，他还连篇累牍的污蔑、否定岳飞。此论一出，舆论哗然，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在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秦桧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卖国贼，岳飞是“精忠报国”的一面旗帜和中华民族的著名英雄。

其实，存在邓光华这种观点或类似看法者并非一两个人，在秦桧权势熏天时特别多，现代史上也偶有所见，只不过像邓光华这样极端、这样绝对、这样偏颇的现代人确实罕见。很多读者对邓光华此论义愤填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从学术上来看，邓光华曲解史料和事实的错误确实应该予以批评。更重要更关键的是，应该就南宋与金朝的“和”、“战”问题，分清是非。具体一点来说，南宋人追求和平对不对？是追求真和平还是假和平？金朝最高统治者停止残酷的侵宋战争、愿意坐下来“议和”究竟是谁的功劳？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人希望和平，不希望战乱。特别是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宋朝广大人民来说，更是渴望和平。这一点，相信大家没有异议。

问题在于，要区分清楚历史上的真和平与假和平。假和平不是和平。宋高宗和秦桧等人与金朝达成的“绍兴和议”，根本不是真正的平等的和平协议，而是历史上非常少有的屈辱协议、卖国协议。在“绍兴和议”中，宋高宗不敢要回自己被俘虏的父兄、亲属，不敢要回自己被歧视压迫的众多臣民，不敢要回被强占的祖宗故土，反而要向金称臣、每年缴纳银绢各25万（两匹）。宋高宗的这种行径，于家，是大不孝；于国，是卖国贼；于民，是历史罪人。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不会赞成这种非常屈辱的卖国协议，韩世忠、岳飞等文官武将都曾经激烈的公开反对，而秦桧却是这一屈辱卖国协议的最大帮凶。居高临下的金朝最高统治者，也没有把“绍兴和议”当成真正的和平协议。金主完颜亮上台后撕毁协议，大举攻宋，要彻底灭掉南宋。完颜亮攻宋，充分暴露了宋高宗和秦桧之流的“主和派”、投降派屈辱求和卖国的战略错误，再一次证明了岳飞和韩世忠等主战派绝不妥协、斗争到底的战略正确。

退一步来看，如果宋金之间实力相差确实悬殊，宋朝不是不可以暂时妥协，但要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众志成城，以追求真正的平等的和平。然而，“绍兴和议”前的七八年间，宋军已经在战争中扭转了动辄溃败的劣势，已经足以守住长江防线，并且多次向北反攻，收复部分失地，岳飞和韩世忠等著名将领也具有打过黄河、收复失地的坚强斗志。在这种比较有利的形势下，宋高宗本无必要求和，更没有必要屈辱求和。“绍兴和议”后，宋高宗和秦桧并没有知耻而后勇，并没有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却是大肆迫害岳飞等主战派，大兴“文字狱”，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剥削，贪图个人私利、个人享受、穷奢极欲。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不值得肯定，更不值得歌颂，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金朝统治者暂时停止对南宋的战略进攻，这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当然是好事情。但必须分辨清楚，这种局面究竟是怎么来的？究竟是谁的功劳？一些人认为，这是宋高宗、秦桧等人屈辱的乞求来的，宋高宗有功，秦桧是“外交家”“救时宰相”。我们认为，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历史事实是，在金朝最高统治者自认为己强宋弱的时候，宋高宗多次派人去屈辱的“求和”，金朝并不答应。后来当金朝感觉到己弱宋强的时候，金朝就主动派人去向宋朝求和。这再次证明了一条古今贯通的规律：国家实力是外交的基础，是和平的基础；没有足够的国家实力的外交，难免沦为不平等的外交。“绍兴和议”前，金军暂时停止战略进攻，绝不是宋高宗和秦桧等人乞求来的，是韩世忠、岳飞和吴玠等为代表的抗战将士们在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浴血奋战打出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和功臣！对这些真正的英雄和功臣不予肯定，不去赞颂，反而肆意否定、抹黑、污蔑，确实应该受到严肃批评。

金军暂时停止战略进攻后，南宋有三种选择：战，守，屈辱投降。作为臣子，真正的要爱护皇帝，就应该像抗战派岳飞、韩世忠等人一样，整顿军务，组织民众，连接河朔，挥兵北伐，恢复故土，迎回二圣（高宗的父兄），解救沦陷区广大的百姓，这才是真正的爱护皇帝，爱护国家。而不是丧权辱国害皇帝，让皇帝留下千古骂名。实际上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才是害皇帝，害国家。在这个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上分辨不清，在思想根源上失误，就难免一错再错，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谬论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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