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俊

岳飞时常深陷眼疾之苦，行军打仗时更是痛苦不堪，严重影响到他的战斗力，但他仍然坚毅勇敢，所向披靡。山东枣庄青檀寺附近有一座“岳飞养眼楼”，传说岳飞曾住过这里，请寺里高僧来帮忙治疗眼病。

岳飞视力不好，但远见卓识，能谋善断，表现出战略家的眼光与胆识。

譬如，他是第一个看到燕云十六州对大宋王朝、对中原战略重要性的战略家。燕云十六州是指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五代十国时期的公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举兵叛变，在契丹族辽国的扶持下建立后晋，并被契丹人册封为大晋皇帝。按照事先的约定，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了契丹辽国。从《晋献契丹全燕之图》看，这十六州是横亘北方的险要高地，地势高峙，易守难攻，是中原大地的天然屏障，失去这道防线，北京、天津、山西及河北北部直抵长城一线都处在契丹人的战刀之下，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雁门关等长城要塞岌岌可危。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统领赵匡胤在出兵北伐途中，策划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登基当了宋朝皇帝，随后发动了统一战争，先后消灭兼并了多个割据国，唯有燕云十六州坚如磐石难以攻取。宋朝后来的皇帝接着打，40年未果。燕云十六州宛如悬在头顶的巨石，始终威胁着大宋的安全。

公元1004年秋，辽朝萧太后同辽圣宗亲率辽军大举南下攻宋，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上阵督战，终克辽军，但得胜的宋朝为了宋、辽和平，与败者辽朝于公元1005年1月签订了和约，确定宋、辽两国为兄弟关系，勘定边界，建立贸易市场，并约定大宋朝廷每年给辽朝进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史称“澶渊之盟”。宋、辽两国友好相处百余年，边声宁静，经贸繁荣，为两朝两国创造了发展机遇和边境稳定。

公元1115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辽朝臣属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建立起大金王朝，10年后与宋联手灭辽，再过两年灭北宋。在长达近两百年的宋、辽、金先后对峙中，燕云十六州一直是被争夺对象，它们不仅是大宋的心患，也是大汉民族的牵挂——直到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蒙古人手里夺回，这片丢失了长达430多年的土地才重回大汉。这一地带的战与和、争与让、攻与守、汉化与胡化、拉拢与排斥，或暗流涌动，或惊心动魄，历代宋、辽、金的皇帝们精心运筹的政治算盘噼哩啪啦打个不停。战争状态影响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影响社会生态，这一地区的“燕云汉人”上从文武官吏、下到黎民百姓，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也一直在宋、辽、金之间摇摆，都不忠心，也不依附，更不独立。这一地域特征牵动三朝三国的爱恨情仇，主导着三朝三国的关系，左右着中国北方乃至天下的政治格局。

对北宋王朝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得得铁蹄声，如滚雷疾响，贯穿于九位皇帝、167年的梦魇，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招数，就是在汴京城附近拼命地种树，以期阻断可能在一夜之间疾驰而至、饮马黄河的辽金铁骑。但是，那脆若蝉翼、一捅即破的防护林只是一道好看的风景而已，林带挡不住风沙，岂能拦得住疾风般的铁骑。心患不除，威胁未已，建宋162年之后，仍然怵于“燕云十六州”之患的北宋政权，悄悄地派人到山东蓬莱一带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约金灭辽，甚至还畅想了新的行政机构。金人佯装支持，与宋联手灭辽，将部分洗劫殆尽的空城交给宋，燕云之地像一个永远无法赎回的抵押物，令宋朝怒不敢言。

金朝在盟约和灭辽过程中看清了宋朝的军事实力和政府腐朽无能、胆小怕事的本质，于公元1126年初向这位盟友发起全面进攻，兵分两路进入山西、河北，不但重新占领了燕云十六州，次年长驱直入灭掉北宋政权，劫走徽、钦二帝，易都北京（汴京）。史称宋朝的“靖康之变”。

新自立的宋高宗赵构不但无力反抗，反而派人到金朝乞和，将黄河以北拱手奉金，导致中原沦陷，自己还南逃江浙。这意味着大宋朝廷要放弃北方这一防线，即使派兵驻防，也不过是隔山放枪的稻草人，吓唬不到人。

北方防线失守，江南底线脆弱，岳飞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张收复中原、力图燕云。公元1127年6月，24岁的岳飞上书指陈皇帝“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呼吁皇帝要“亲帅六军，迤逦北渡，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还把矛头直指黄潜善、汪伯彦等朝廷权臣的投降行径。岳飞的上书行为被指是“大忤用事”“越职”“非所宜言”行为，导致了被“夺官归田里”。

听说监察御史张所主张抗金，便前往北京投奔张所。张所早就知道岳飞的武功，十分赏识岳飞对军事形势的判断，尤其是对河北、河东、燕云十六州重要性的分析，认定岳飞“殆非行伍中人也”，遂把岳飞留在“帐前使唤”，使得岳飞有了一展报国之志的机会。张所的欣赏使岳飞增添了自信，只可惜后来张所为朝廷投降派弹劾，被劫杀于流放岭南的途中。岳飞对燕云十六州战略形势的认识与判断，以及兵压北方、四次北伐，一直令金人忌惮。他的北伐之战，虽最终武功尽废，但打出了大宋王朝的威风，令金人寒怵。

譬如，他看到襄阳六郡对大宋朝廷安全的重要性，是南宋立朝八年来第一个收复大片失地的功臣。公元1133年冬，金兵向宋守军发起进攻，侵占了襄阳府、邓州（今河南邓州）、随州（今湖北随州）、郢州（今湖北钟祥）、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等六个州郡。这片土地联接关中平原、江汉平原、豫东平原、长江中下游流域，是接通东西南北陆路水路的咽喉之地，是守护湖湘之地、收复中原的前沿据点。但是，这一地区也是情势最复杂的地带，金兵占领、伪齐抢据，且相互争斗，宋军残余演变成的武装势力、土匪占山为王，各种势力较量争斗、暗通勾结。兵荒马乱之下，这一带民生凋敝，“或被驱虏，或遭杀戮”“残破为甚”“城郭隳废，邑屋荡尽”，“长涂莽莽，杳无居民”“百里绝人，荆榛塞路”“墟落尤萧条”“虎狼肆暴”。由于襄阳六郡主要被金兵占领，大宋王朝的长江防线在中游被撕开一个巨大缺口，如果金兵从这里沿江东下，攻入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腹地，失去江南屏障的南宋朝廷就如瓮中之鳖。公元1134年，岳飞奉命收复襄阳六郡，但宋高宗赵构命令“不须远追”，更不得“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意谓着这是一场欲纵还收、很难拿捏的军事行动，分寸稍有不当就容易成为政治问题。事实上从岳飞的结局看，北伐成了金人和宋高宗赵构、秦桧共诛除之的隐因。岳飞从江州起兵，以三万之兵迎战十万之敌，先后收复郢州、攻占襄阳、拿下随州、抢占邓州、占领唐州、收回信阳军，苦战两个多月，襄阳六郡终于全部收复归宋，这是南宋八年间第一次全面大捷，当时令宋高宗赵构喜出望外，说：“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收复襄阳六郡之战，也是岳飞发起的第一次北伐战争，它的胜利结束了南宋被拦腰截断、首尾难顾的被动局面。收复襄阳六郡之后，岳飞致力恢复民生、发展经济，很快使这里成为南宋立足江南的北部屏障和立国的基本地盘，是北御金兵、势逼中原的前沿阵地。守住襄阳中线，意味着南宋朝廷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东可守护江南朝廷，西可扼制西北金兵，南可震慑湖广游寇，北可随时进兵中原。守住襄阳六郡，就守住了长江，三年前金兵的铁蹄尖刀正是从长江撕开一道口子，扫荡北宋汴京，逼得宋廷南逃，又沿长江一路追击，建康屠城，扬州血洗，把宋廷赶到了临安。岳飞收复襄阳六郡139年之后，蒙元帝国大汗忽必烈亲率元军铁骑，也是在襄阳苦战，六年打开缺口，刀指长江中下游和长三角，进逼南宋行在临安，导致大宋王朝的最终覆灭。襄阳，是南宋的命门。岳飞的收复襄阳六郡，阻滞了金人南下的步伐，延长了南宋的寿命。

譬如，他是抗金意志最坚定、战斗时间最长、抗金决心从一而终的南宋大臣。当年金兵在岳飞家乡制造的灾难令他铭刻在心，使他萌生了从军抗金，为抗金而生、为抗金而死的决心。金朝统治者在与宋联合灭辽的过程中，看到了宋朝的政治上的腐败、统治者的怯懦和军事上的软弱，而岳飞在与金兵的多次较量中，认识到金人的强悍凶狠，认清了金朝势欲吞灭宋朝的本质，因而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坚定意志。

细数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除岳飞之外，还有李纲、宗泽、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张浚、刘锜、吴玠等人。从战功和军事才能来看，无论是前面几位重臣老将，还是后面几位新锐猛将，都各有功勋和建树，但结局、下场、晚景均不好。

老将宗泽年纪最长，早年受到赏识，但后来坐了35年冷板凳。公元1126年8月，金兵大举攻宋之际，宗泽以68岁之龄临危受命。在众多河北官员纷纷借故推托不敢赴任的情况下，宗泽慨然出任已被金兵包围的河北磁州知州，组织了有效防御。宗泽是最早识破宋高宗赵构畏敌避战心理和退避求和政策的大臣，面对金兵强敌、宋军的不堪一击，宗泽仍然孤军奋战，决不退让。在金人劫走徽、钦二帝，另立张邦昌伪楚政权，且奸臣黄潜善、汪伯彦弄权的情形下，宗泽上书向康王赵构提出五条建议，一曰近刚正而远柔邪，二曰纳谏诤而拒谀佞，三曰尚恭俭而抑骄侈，四曰体忧勤而忘逸乐，五曰进公实而退私伪。这一番“血诚痛切”之言表达了宗泽的忠诚和对康王的规劝，是需要勇气的，非良将不敢言，非忠臣不敢为。赵构登基后，宗泽入朝觐见时，“气哽不能语，涕泗交颐”；与同为抗金忠臣李纲会面时，“忠义慷慨，愤发至流涕”。他尖锐地抨击黄潜善、汪伯彦的奸贼卖国行为，批评宋高宗赵构的软弱无能和虚情假义，对国运军势忧虞深沉。在金人兵临城下，连皇帝都不敢回京都的情况下，经过时任宰相李纲的力荐，宗泽受命担任了开封知府，而后任开封尹、东京留守等职务，一位从未领兵打仗的文臣，在非常时刻担任起抗金最前沿的军事统领，建立起一支抗金铁军，并非武功，全凭忠心。但是不久李纲遭贬，宗泽失去朝廷内援，上有黄、汪奸佞国贼百般打压，外有强敌难挡，但年逾古稀的老将宗泽依然坚贞不屈，以风烛残年之躯战斗到底，致使金兵始终难以进逼开封城。宗泽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连续上报二十四份奏表，请求宋高宗赵构还都，主持北伐大计。公元1128年5月，心力交瘁、心灰意冷的一代抗金名将、老将宗泽上了平生最后一份请求圣驾回銮的奏折后，“积忧成疾，疽发于背”，一病不起，临终前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后连呼“过河！过河！过河！”宗泽之死，举国悲戚，宋朝小朝廷失去了支撑危局之独木，李纲撰挽诗曰：“梁摧大厦倾，谁与扶穹窿”。之后，宋军节节败退，金兵大面积攻占了两河的一片州县，“失天下者大半”。

早期抗金名将中，官阶最大的当数李纲，当了75天宰相。国难当头之时，李纲担任亲征行营使，负责开封的防御，率领开封军民积极防御，亲自登城督战，击退金兵。宋钦宗赵桓登基后，命李纲担任右相之职。宋、金对抗中，金帅完颜宗望见开封强攻不下，遂施行诱降之计，但被李纲一一识破、挫败。李纲力主抗金，竭力支持宗泽的抗金主张和在前线的战事，“绥集旧邦，非泽不可”，坚决反对向金割地求和，因而被宋钦宗免官。由于开封军民愤怒示威，迫使宋钦宗收回成命，李纲这才又被起用。在李纲领导下，开封守卫战获得胜利，但是，金兵一撤，李纲即遭到朝廷投降派的诋毁，被一贬再贬。公元1126年底，金兵再犯开封，宋钦宗想用李纲，但时机已晚、战机错失。公元1127年5月，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启用李纲，命李纲为右相。李纲赴任途中，即着手考虑重整朝纲，向皇帝上十议，研究对金政策，组织力量抗金，他坚决反对投降，提出“一切罢和议”，“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主张严惩张邦昌等为金兵效劳的宋朝变节官员，以整风气；提出矫治时弊、加强战备的举措；力荐老将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张所担任河北西路招抚使，重整抗金队伍；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但是李纲的一系利国之举与意欲同金和议的宋高宗赵构想法相左，黄潜善、汪伯彦趁机阻挠和破坏，他们怂恿宋高宗赵构排斥异己、打击忠良，多方牵制李纲，破坏李纲的抗金部署，逼迫李纲辞职。万般无奈，一代忠良李纲只好“再章求去”，宋高宗赵构自召礼部侍郎起草了罢相制词，编织罪名将李纲流放到海南岛。不仅如此，还诛杀了敢于上书提议挽留李纲、罢免黄潜善和汪伯彦的爱国志士陈东等人。公元1139年，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李纲积忧成疾，宋高宗赵构欲再次起用李纲，李纲坚辞不受，翌年病逝于福州仓前山。

张俊、刘光世、韩世忠与岳飞一同列为南宋抗金“中兴四将”，但他们最后“同途殊归”。韩世忠曾任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官至枢密使。他力主抗金，反对乞和，曾救过宋高宗赵构的命，指挥了两场最著名的战斗，第一场是公元1130年的黄天荡之战，韩世忠在建康之北，创造了以八千之宋兵围堵十万之金兵48天的战绩，虽然最后金兵在汉奸的帮助下凿江而逃，但韩世忠成功地阻击并将金兵赶出江南，使之不敢轻易渡江，为全面战场赢得了战略主动。如今江苏的丹徒、江阴、常熟、宜兴、张家港等沿长江的古河道、古井中，时有陶罐“韩瓶”出土，据说“韩瓶”就是当年韩世忠部队的军用水壶，当地以“韩瓶”之称来纪念抗金名将；第二场是公元1134年的大仪镇之战，韩世忠在扬州、镇江一带，以十几万人之兵战金兵统帅兀术和金将聂儿孛堇及伪齐刘豫的五十万之敌，成功地伏击了金兵的骑兵部队，俘金将士200多人。韩世忠也因此被誉为“中兴武功第一”，但是后来的几次北伐，他没有取得重要战果，得而复失、进而又退，被宋高宗赵构罢兵权的最后一役是淮西濠州城之战，还吃了败仗，最后罢官赋闲，闭门谢客，绝不再谈兵事政事。

作为“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和张俊，起初的抗金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但随着宋高宗赵构怕战求和、压战保和态度的日益明显，金兵军事上的凶猛、政治上的高压，两人脚跟生软、心底生变，或屯兵不出，或倒向变节。刘光世参与平定苗、刘兵变有功，但一贯畏惧金兵、贪生怕死，奉诏不前、骄惰不战，还多次虚报军额、多占军费，“沉酣酒色，不恤国事”。官至枢密使的张俊因为支持宋高宗赵构的降金求和政策而深得宠信。在岳飞冤案中，张俊先后陷害韩世忠、岳飞，成为宋高宗赵构、秦桧冤杀忠良的帮凶；官至宰相的张浚主战心高，曾令金兵统帅粘罕、兀术，金主完颜亮闻风丧胆。在陕州富平保卫战中，他领兵血战，但由于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听不进军事幕僚们的建议，最终失去陕西战区，使整个南宋顿时面临危局。张浚后来还指挥过淮西之战、符离之战，均以失败而告终。在朝廷内主和派的挤兑下渐渐失势，北伐失败后被罢相，病死途中；抗金名将刘锜指挥顺昌之战，以不足万人之兵牵制金兀术的几十万人马，威震全国，但后来在完颜亮等金将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最后缩守江南；吴玠是一位战功卓著的猛将，富平之战后成功地指挥了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用劲弓强弩与健骑重甲的金兵血战，死守陕川咽喉，连续取得大捷，以宋、金之间当时唯一的战场而撑起南宋朝廷的半壁江山。起初吴玠的威名是盛于岳飞的，但他攻不如守，尤其是在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方面不如岳飞，有人认为吴玠是南宋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的军事家。所以当世有人列“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吴玠、岳飞”为南宋绍兴时期“五大帅”，誉“韩世忠、张俊、岳飞、刘光世”为南宋“四大中兴名将”，还有人将韩、岳并称，陆游诗曰“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这说明在南宋抗金历史中，唯岳飞的成就首屈一指，此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譬如，他是第一个敢于建言大宋皇帝立嗣的武将。宋高宗赵构生有五女一子，但女儿们都被金兵所害，或虏或死或失踪，一个儿子在战乱中夭亡，皇帝本人在南逃途中惊慌失措丧失了生育能力。一代承担着北宋、南宋传宗接代重任的皇帝赵构，面临断档之患。后继无人，对于一个皇室、王朝来说，不止是家族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一直心存希望，但无奈力不从心。皇帝隐痛，宫禁秘闻，社会蜚语，但朝上噤若寒蝉，没人敢言。后来赵构听人之言，从宋太祖而不是宋太宗这一系的后裔中挑选了两个孩子入宫按皇子培养，分别改名为赵瑗、赵璩，但宋高宗赵构又迟迟不明言立嗣之事，引发朝臣议论，文官中有多人建言，但武将中只有岳飞一人主张。他还在专供皇子们读书的资善堂，与后来成为大宋第十一任、南宋第二任皇帝的宋孝宗赵瑗有过一面之交，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这为他后来力举立皇储增添了信心，也为后来宋孝宗下诏为岳飞平反打下了基础，但岳飞的建言，在宋高宗那里埋下了祸根。绍兴七年，即公元1133年，岳飞在上朝觐见宋高宗赵构时，当面提出立储的建议，遭到皇帝斥责，吓得“面如死灰”，但岳飞的进谏是“为朝廷计”的大事，一是当时岳飞根据谍报得知，金人有可能立虏去的宋钦宗之子赵谌取代伪齐皇帝，一旦这个傀儡政府成立，南宋朝廷的合法性会大打折扣；二是皇储不立，朝廷不稳，宫斗不休，政治格局充满变数，不利于天下安定；三是如果皇子不尽早参与政事，得不到历练，就很难积累政治经验和智慧。岳飞似乎言之在理，但在重文轻武、扬文抑武，猜忌武将、贬低武将的宋朝，岳飞作为武将议政干政是有风险的，没有一位武将敢言，也没有一人敢附言岳飞。因此，岳飞此举被宋高宗赵构不待见，遭当面呵斥，认为岳飞是别有用心，同僚甚至也认为“鹏为大将，而越职及此，其取死宜哉！”岳飞建储一事，也成为后来宋高宗赵构、秦桧谋害岳飞的导火索之一。立储之事，虽经宋高宗赵构再三犹豫、秦桧再三阻挠，但终于办成，对稳定南宋社会起到“定心丸”作用。岳飞的眼光和胆识也是凡夫俗子们所不能及的。

生为抗金，死为抗金，保家卫国血战到底，遍数朝廷唯有岳飞。只有岳飞，才是抗金斗争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继承人。

岳飞以敏锐而深远的目光，看到了宋、金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看到了金朝图宋的本质不是一疆一域而是全疆全域，看到了南宋的前途在于以战促强、以武保大。然而，岳飞目力有余而心力不足。在朝廷昏聩与奸诈、愚昧与短视、胆怯与心狠相交织的统治下，岳飞只能是“怒发冲冠”“空悲切”，但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卓越超人的胆识、敢打敢拼的勇气，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弗能为，成为大宋王朝将倾之大厦一柱独支的栋梁。

千年一柱，立而不倒，倒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