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崇拜与士大夫的政治心理

作者/张世银

近读徐规先生《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一文，非常赞同“岳飞的功业······无须后人替他锦上添花”的见解。慨叹之余，遂草此稿。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千百载庙祀血食，哀慕钦仰而无穷”。可是，人们传颂岳飞悲壮事迹的同时，难免对自己所敬仰的人物赋予溢美之词，甚至巧妙地夸大、改造和虚拟史实，以完美、突出他的形象。早在南宋，王自中就说：“岳公事，世所称说者甚多，然其言不雅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主观化的，与自身形象有一定距离的岳飞形象。《鄂王行实编年》、《宋史·岳飞传》等史书，对岳飞的功业有夸大或失实之处。在宋《东窗事犯》、元《秦太师东窗事犯》、明精忠旗》、《如是观》、清钱彩《说岳全传》等传奇、戏剧、故事、演义的文艺作品中，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某些记述，“既与历史事实相去太远，还夹杂了大量的封建糟粕”。塑造的岳飞是集千年来封建美德于一身的完美人物，状岳飞完美近乎神，带有神格化和神人合一的倾向，杂糅着明显的宗教情绪与迷信色彩。同时，随着岳飞形象的拔高，作为完美人物的偶像，也使人们对岳飞人格的尊崇升华为对神格化的岳飞的崇拜，甚至把他奉为与关公相齐的神祇。远在岳飞生前，人们就为他设立生祠，顶礼膜拜。绍兴三年，岳飞平虔州，几次上书抗旨，力拒屠城之祸，被百姓挂像奉祀，即使在秦桧凶焰煊赫时代也未间断。南昌武宁县民众视岳飞为神，建祠膜拜。认为：“城隍吾土之司命，而王（岳飞）吾人之司命也。”岳飞被害后，“江湖之民，至今绘其像，家家奉祀之”。明万历四十三年，神宗还特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册封为驱祟避鬼、扶正祛魔的天神。岳飞成了神的化身，得到社会民众特别是士大夫的崇拜。这种基于爱戴、景仰到崇拜的倾向，融入了人们的情感和愿望，是历史上人们善良意志的凝聚和体现，也是社会政治心理的折射。

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生活与战斗在一个急剧动荡的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突出。衰落的国势，使社会大众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一是强虏的肆意掠杀；一是赵宋皇帝的“自毁长城”，暗主、奸臣、悍将当道，置人们于任其宰杀的境地。险恶与无奈的现实，迫使人们只能把自己的命运维系在中兴将领身上。尽管岳飞当时抗金战功不是最卓著，但他一生以尽忠报国、恢复中原为己任，抗金的态度、行动最坚决，故赢得社会大众和士大夫的推崇，认同为自己的理想人物。因此，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是产生岳飞崇拜的温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时代，是岳飞崇拜最适宜的土壤。此后数百年，正统统治者始终处在两种矛盾冲突的环境中，历史悲剧接二连三地重演。先是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倾覆南宋小朝廷。后在岳飞被害三百年，历史又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王振擅政，和宋“靖康之难”一样，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刺军俘虏，民族英雄于谦被杀，这一切，活生生是南宋悲剧的重演。再后，严嵩、魏忠贤相继玩弄君王于股掌之上，李自成、张献忠驰骋中原，满族铁骑南下，其情景极似南宋内外交困的艰难局势。士大夫的亡国杀身之痛，更使岳飞形象刻骨铭心。八百年来，外来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元、清王朝），及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汉人长期的屈辱地位，就是岳飞崇拜的社会政治基础。在此期间，尽管出现了众多的民族英雄，但人们不仅没有泯灭对岳飞的崇拜，还把众多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加注在岳飞身上。岳飞崇拜成了士大夫发泄愤懑情绪，借以砥砺民族气节的风范。因此，岳飞崇拜的出现，与其说是岳飞事迹的感人，不如说是时代对岳飞的选择。

“若自己心中无神的话，怎能膜拜无上的神。”（歌德语）敬仰英雄，将理想人物奉若神明，离不开人们的政治心理。如果说关公的崇拜者大多是下层民众，那么岳飞的崇拜者既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也不乏上层的士大夫。但岳飞出身寒微，起自行伍，如何成了士大夫尊崇的偶像呢？若以武功而论，那其他中兴名将的功业不亚于岳飞许多，更不论后世的民族英雄；若以忠见长，人们为什么不信从三呼“过河”而卒的宗泽；若论岳飞文武兼备、儒雅俊逸，以文名世，那么辛弃疾武略战功稍逊岳飞，其文韬才气、儒将风雅远胜于岳飞。披览史鉴，我们不难发现，人们之所以尊崇岳飞，是因为岳飞是一悲剧人物，是被冤杀的。他以尽忠报国为人生圭臬，其志在“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宽天子宵旰之忧”、“誓将七尺酬明圣”，却不幸真被“圣主”所杀。大丈夫驱除外虏，战死疆场，犹可保全名节，流芳百世；而被“自己人”冤杀，忠而被戮、壮志难酬，夫何言哉！岳飞的遭遇不禁使士大夫涕泪横流，仰天长呼：“呜呼冤哉！呜呼冤哉！”仕途中没有比这场悲剧更让人“扼腕痛惜”、不胜愤恨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遭时暗蔽，功名最盛，而罹祸亦最惨”。才深刻引起士大夫的心灵共振。

岳飞悲剧的意义是深远的，士大夫在对岳飞深深地寄予同情之外，从岳飞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岳飞命运的悲剧正是自己命运的写照。这场历史的悲剧也正是现实的悲剧。忠而被谤，功成身死；权臣专权，庸主昏暗；君臣猜忌，仕途险恶；“一桧虽死，百桧尚存”。故士大夫一谈岳飞，就把他比附屈原、伍子胥等忠臣良将。“愚尝历考史传，俯仰千古，其间贤而诎辱，不肖而尊显，罪而蒙赏，功而受诛，不可胜纪也。”可见，岳飞的悲剧，几乎就是专制制度下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悲剧。“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其失望与无奈的情境，只有士大夫能够深切体味。因此，士大夫对岳飞命运的叹息，实际是对自己命运的叹息；对秦桧之流的唾弃，实际是对庸主佞臣的抗议。岳飞崇拜是某些士大夫被压抑心灵的呼唤与呐喊。可以说，他们对岳飞的关怀就是对自己的关怀，对岳飞的崇拜就是对自己的崇拜。

正由于这样，后世有关岳飞的文艺作品中，总是刺奸骂世，对秦桧一伙极尽诅咒诟骂之能事，甚至对戏剧中出现的秦桧演员，也怒不可遏，“起而捶打，中其要害而毙”，犯了人命。可笑的是，“官怜其义，得从未减”。有时连刺带骂之中还捎带上赵构，“赵家天子可怜虫”，谴责他“遂忘逆胡不共戴天之仇，忘父兄俘因窘辱之耻······倚枭獍为腹心，视孝子为仇敌”。借岳飞之事发泄自己的不满与愤恨。在《精忠旗》、《如是观》、《说岳全传》等文艺作品中，还不惜背离历史和客观事实，设计大结局，让忠臣显圣，秦桧冥诛，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论传奇何拘假真，借此聊将冤愤伸”，为岳飞同时也为自己设计完满的退路，求得内心的安宁。一方面，“好使英雄开笑口”；另一方面使自己得以精神上的平衡，“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⑥，在构想岳飞形象的幻想世界中得到精神上的补偿与满足。

既然士大夫意识到岳飞的命运同时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犯上抗争，而还要对岳飞加以崇拜呢！这是因为民族矛盾大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岳飞虽是南来抗金名将，但他的精神是超越时空的，他是整个民族利益的代表，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典范。岳飞身上所蕴蓄的意义，正是士大夫所关注和感兴趣的。长期受到儒家文化陶冶的士大夫，恪守着儒学关于中外夏夷问题上的大一统思想。“王者欲一平天下”，在他们看来，以夏变夷是正义合理的。因此，当面临民族危机时，强调“尊王攘夷”、“不与夷狄执中国”，对祖国安危有强烈的使命感，绝不屈服外来压力，必要时为抵御外侮杀身成仁。而岳飞的抗金斗争意识和民族气节，无疑契合了士大夫们的理想。“扫清胡虏，复归故国”，“斩除元恶还车驾”，“金酋席卷尽擒归”，雪靖康之耻，灭国人之恨。这是岳飞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儒家思想的底蕴和士大夫的心声。所以，岳飞精神也是士大夫激励其斗争意志的精神武器。纵观历史，越是内忧外患之际，岳飞崇拜就越盛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南宋末、明季岳飞崇拜步步升级，不断晋级封神，就与岳飞精神有关。一曲《满江红》在抗战时期也成了民族抗争的号角。由此可见，岳飞崇拜绝不是偶然的，是社会政治心理选择了岳飞作为崇拜的偶像，以夏变夷的文化特征，是士大夫构造岳飞崇拜最深层的渊源。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人格的魅力是无限的。岳飞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都具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在重德行的儒家正统思想中，岳飞集忠孝节义于一身，忠仁、质直、单纯、坚定、强项，他的品德可“立教化之端，励人臣之节，使忠良知所勤，而乱贼知所惩”。因此，岳飞崇高的人格决定着士大夫对他的敬仰与尊崇。同时，历代统治者的典册加封（清乾隆帝也不例外），无疑对岳飞崇拜起着舆论导向与推波助澜的作用。恐惧与爱都会产生类似宗教的崇拜意识，有爱必须先有认同。岳飞虽是武将，却志趣颇与士大夫契和。其人“出处进退，粹然儒者气象”，有入世之豪气，又兼出世之情怀。有道则现，汲汲于“功业要刊燕石上”，“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道则隐，陶然于“不问登坛万户侯”，“归休终伴赤松游”。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溶于一体，有着儒士的处世原则和生活情趣，故会赢得众多士大夫的推许与尊敬。并且，岳飞也具儒士风雅，书生意气，“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与文人学士情投意合，深得士人之心，绝不像同时代的一介武夫刘光世、韩世忠辈。因此连极少赞许武人的朱熹也说：岳侯“识道理”。可见，岳飞本人的素养与气质也是得到士大夫崇拜的重要因素。

今天士大夫阶层已成为历史，但岳飞精神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岳飞崇拜在人们心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岳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已化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与敬仰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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