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崇拜与士大夫的政治心理
作者/张世银
近读徐规先生《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一文,非常赞同“岳飞的功业······无须后人替他锦上添花”的见解。慨叹之余,遂草此稿。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千百载庙祀血食,哀慕钦仰而无穷”。可是,人们传颂岳飞悲壮事迹的同时,难免对自己所敬仰的人物赋予溢美之词,甚至巧妙地夸大、改造和虚拟史实,以完美、突出他的形象。早在南宋,王自中就说:“岳公事,世所称说者甚多,然其言不雅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主观化的,与自身形象有一定距离的岳飞形象。《鄂王行实编年》、《宋史·岳飞传》等史书,对岳飞的功业有夸大或失实之处。在宋《东窗事犯》、元《秦太师东窗事犯》、明精忠旗》、《如是观》、清钱彩《说岳全传》等传奇、戏剧、故事、演义的文艺作品中,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某些记述,“既与历史事实相去太远,还夹杂了大量的封建糟粕”。塑造的岳飞是集千年来封建美德于一身的完美人物,状岳飞完美近乎神,带有神格化和神人合一的倾向,杂糅着明显的宗教情绪与迷信色彩。同时,随着岳飞形象的拔高,作为完美人物的偶像,也使人们对岳飞人格的尊崇升华为对神格化的岳飞的崇拜,甚至把他奉为与关公相齐的神祇。远在岳飞生前,人们就为他设立生祠,顶礼膜拜。绍兴三年,岳飞平虔州,几次上书抗旨,力拒屠城之祸,被百姓挂像奉祀,即使在秦桧凶焰煊赫时代也未间断。南昌武宁县民众视岳飞为神,建祠膜拜。认为:“城隍吾土之司命,而王(岳飞)吾人之司命也。”岳飞被害后,“江湖之民,至今绘其像,家家奉祀之”。明万历四十三年,神宗还特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册封为驱祟避鬼、扶正祛魔的天神。岳飞成了神的化身,得到社会民众特别是士大夫的崇拜。这种基于爱戴、景仰到崇拜的倾向,融入了人们的情感和愿望,是历史上人们善良意志的凝聚和体现,也是社会政治心理的折射。
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生活与战斗在一个急剧动荡的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突出。衰落的国势,使社会大众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一是强虏的肆意掠杀;一是赵宋皇帝的“自毁长城”,暗主、奸臣、悍将当道,置人们于任其宰杀的境地。险恶与无奈的现实,迫使人们只能把自己的命运维系在中兴将领身上。尽管岳飞当时抗金战功不是最卓著,但他一生以尽忠报国、恢复中原为己任,抗金的态度、行动最坚决,故赢得社会大众和士大夫的推崇,认同为自己的理想人物。因此,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是产生岳飞崇拜的温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时代,是岳飞崇拜最适宜的土壤。此后数百年,正统统治者始终处在两种矛盾冲突的环境中,历史悲剧接二连三地重演。先是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倾覆南宋小朝廷。后在岳飞被害三百年,历史又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王振擅政,和宋“靖康之难”一样,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刺军俘虏,民族英雄于谦被杀,这一切,活生生是南宋悲剧的重演。再后,严嵩、魏忠贤相继玩弄君王于股掌之上,李自成、张献忠驰骋中原,满族铁骑南下,其情景极似南宋内外交困的艰难局势。士大夫的亡国杀身之痛,更使岳飞形象刻骨铭心。八百年来,外来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元、清王朝),及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汉人长期的屈辱地位,就是岳飞崇拜的社会政治基础。在此期间,尽管出现了众多的民族英雄,但人们不仅没有泯灭对岳飞的崇拜,还把众多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加注在岳飞身上。岳飞崇拜成了士大夫发泄愤懑情绪,借以砥砺民族气节的风范。因此,岳飞崇拜的出现,与其说是岳飞事迹的感人,不如说是时代对岳飞的选择。
“若自己心中无神的话,怎能膜拜无上的神。”(歌德语)敬仰英雄,将理想人物奉若神明,离不开人们的政治心理。如果说关公的崇拜者大多是下层民众,那么岳飞的崇拜者既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也不乏上层的士大夫。但岳飞出身寒微,起自行伍,如何成了士大夫尊崇的偶像呢?若以武功而论,那其他中兴名将的功业不亚于岳飞许多,更不论后世的民族英雄;若以忠见长,人们为什么不信从三呼“过河”而卒的宗泽;若论岳飞文武兼备、儒雅俊逸,以文名世,那么辛弃疾武略战功稍逊岳飞,其文韬才气、儒将风雅远胜于岳飞。披览史鉴,我们不难发现,人们之所以尊崇岳飞,是因为岳飞是一悲剧人物,是被冤杀的。他以尽忠报国为人生圭臬,其志在“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宽天子宵旰之忧”、“誓将七尺酬明圣”,却不幸真被“圣主”所杀。大丈夫驱除外虏,战死疆场,犹可保全名节,流芳百世;而被“自己人”冤杀,忠而被戮、壮志难酬,夫何言哉!岳飞的遭遇不禁使士大夫涕泪横流,仰天长呼:“呜呼冤哉!呜呼冤哉!”仕途中没有比这场悲剧更让人“扼腕痛惜”、不胜愤恨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遭时暗蔽,功名最盛,而罹祸亦最惨”。才深刻引起士大夫的心灵共振。
岳飞悲剧的意义是深远的,士大夫在对岳飞深深地寄予同情之外,从岳飞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岳飞命运的悲剧正是自己命运的写照。这场历史的悲剧也正是现实的悲剧。忠而被谤,功成身死;权臣专权,庸主昏暗;君臣猜忌,仕途险恶;“一桧虽死,百桧尚存”。故士大夫一谈岳飞,就把他比附屈原、伍子胥等忠臣良将。“愚尝历考史传,俯仰千古,其间贤而诎辱,不肖而尊显,罪而蒙赏,功而受诛,不可胜纪也。”可见,岳飞的悲剧,几乎就是专制制度下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悲剧。“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其失望与无奈的情境,只有士大夫能够深切体味。因此,士大夫对岳飞命运的叹息,实际是对自己命运的叹息;对秦桧之流的唾弃,实际是对庸主佞臣的抗议。岳飞崇拜是某些士大夫被压抑心灵的呼唤与呐喊。可以说,他们对岳飞的关怀就是对自己的关怀,对岳飞的崇拜就是对自己的崇拜。
正由于这样,后世有关岳飞的文艺作品中,总是刺奸骂世,对秦桧一伙极尽诅咒诟骂之能事,甚至对戏剧中出现的秦桧演员,也怒不可遏,“起而捶打,中其要害而毙”,犯了人命。可笑的是,“官怜其义,得从未减”。有时连刺带骂之中还捎带上赵构,“赵家天子可怜虫”,谴责他“遂忘逆胡不共戴天之仇,忘父兄俘因窘辱之耻······倚枭獍为腹心,视孝子为仇敌”。借岳飞之事发泄自己的不满与愤恨。在《精忠旗》、《如是观》、《说岳全传》等文艺作品中,还不惜背离历史和客观事实,设计大结局,让忠臣显圣,秦桧冥诛,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论传奇何拘假真,借此聊将冤愤伸”,为岳飞同时也为自己设计完满的退路,求得内心的安宁。一方面,“好使英雄开笑口”;另一方面使自己得以精神上的平衡,“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⑥,在构想岳飞形象的幻想世界中得到精神上的补偿与满足。
既然士大夫意识到岳飞的命运同时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犯上抗争,而还要对岳飞加以崇拜呢!这是因为民族矛盾大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岳飞虽是南来抗金名将,但他的精神是超越时空的,他是整个民族利益的代表,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典范。岳飞身上所蕴蓄的意义,正是士大夫所关注和感兴趣的。长期受到儒家文化陶冶的士大夫,恪守着儒学关于中外夏夷问题上的大一统思想。“王者欲一平天下”,在他们看来,以夏变夷是正义合理的。因此,当面临民族危机时,强调“尊王攘夷”、“不与夷狄执中国”,对祖国安危有强烈的使命感,绝不屈服外来压力,必要时为抵御外侮杀身成仁。而岳飞的抗金斗争意识和民族气节,无疑契合了士大夫们的理想。“扫清胡虏,复归故国”,“斩除元恶还车驾”,“金酋席卷尽擒归”,雪靖康之耻,灭国人之恨。这是岳飞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儒家思想的底蕴和士大夫的心声。所以,岳飞精神也是士大夫激励其斗争意志的精神武器。纵观历史,越是内忧外患之际,岳飞崇拜就越盛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南宋末、明季岳飞崇拜步步升级,不断晋级封神,就与岳飞精神有关。一曲《满江红》在抗战时期也成了民族抗争的号角。由此可见,岳飞崇拜绝不是偶然的,是社会政治心理选择了岳飞作为崇拜的偶像,以夏变夷的文化特征,是士大夫构造岳飞崇拜最深层的渊源。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人格的魅力是无限的。岳飞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都具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在重德行的儒家正统思想中,岳飞集忠孝节义于一身,忠仁、质直、单纯、坚定、强项,他的品德可“立教化之端,励人臣之节,使忠良知所勤,而乱贼知所惩”。因此,岳飞崇高的人格决定着士大夫对他的敬仰与尊崇。同时,历代统治者的典册加封(清乾隆帝也不例外),无疑对岳飞崇拜起着舆论导向与推波助澜的作用。恐惧与爱都会产生类似宗教的崇拜意识,有爱必须先有认同。岳飞虽是武将,却志趣颇与士大夫契和。其人“出处进退,粹然儒者气象”,有入世之豪气,又兼出世之情怀。有道则现,汲汲于“功业要刊燕石上”,“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道则隐,陶然于“不问登坛万户侯”,“归休终伴赤松游”。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溶于一体,有着儒士的处世原则和生活情趣,故会赢得众多士大夫的推许与尊敬。并且,岳飞也具儒士风雅,书生意气,“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与文人学士情投意合,深得士人之心,绝不像同时代的一介武夫刘光世、韩世忠辈。因此连极少赞许武人的朱熹也说:岳侯“识道理”。可见,岳飞本人的素养与气质也是得到士大夫崇拜的重要因素。
今天士大夫阶层已成为历史,但岳飞精神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岳飞崇拜在人们心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岳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已化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与敬仰的民族英雄。
《岳飛研究论文集》录入:岳飞网工作室 增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