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对秦桧是不陌生的。自宋以降的各朝各代，人民对他是唾骂的，但也有人为之鸣冤叫屈，评功说好。例如胡适先生就说：“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此外，过去某些外国史学家出于侵华需要，也吹捧秦桧。因此，对他一生的主要事迹作一实事求是的评述，无疑是有必要的。秦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反面人物，有很大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他对于宋代政治、经济、军事以至文化等各方面，曾经有相当大的影响。八百年后的今日，尽管我国境内兄弟民族之间不幸的流血冲突，已成历史陈迹，但批判秦桧的投降主义，也有助于我们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正气。

12世纪初，我国的女真民族脱离原始 社会不久，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金朝，灭辽破宋，揳入中原。“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金朝初期，对宋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小撮女真奴隶主贵族，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高度发展的租佃制文明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因而使战争具有强烈的野蛮性、残酷性和掠夺性。在烧杀抢掠之余，很多汉人被套上铁索，耳朵刺字，转售于某些落后地区。燕山府（今北京）等地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女真贵族还大量放债，迫使很多穷人沦为债务奴隶。面对着大批奴隶的逃亡，金朝发布严令，大肆搜捕，连隐藏者也要充官私奴隶。一支支的搜索队任意捶掠无辜的人民，迫令自诬或诬人为逃亡者。金军缺粮时，甚至杀戮奴隶作食，惨无人道到极点。

宋金战争本质上是汉族等各族人民与女真奴隶主的阶级斗争，是进步和倒退之争，是统一和分裂之争。我们翻开宋金战争的浩繁史籍，通过当时地主文人的手笔，还是鸟瞰了一个宋金统治者制造痛苦，而人民英勇奋斗的时代。从东北到华北，广大人民在苦海里挣扎，更在血泊中抗争，烽火连天，义帜遍地，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当时，这样的猛士何止成千上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无情的历史毕竟宣告了宋高宗赵构和秦桧投降、分裂、倒退路线的得逞，而使祖国陷入往后一百几十年分裂的痛苦。祖国的重新统一，汉、女真契丹、奚、渤海等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和融合，走上了曲折的道路，支付了惨重的代价。

爱国诗人陆游批判宋朝投降派说：“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宋朝地主阶级中最保守、最腐朽的一部分人，他们恪守对内防范，对外屈的赵宋家规，害怕战争，害怕人民抗金力量，害怕抗金将帅功盖天下，威胁皇权，而宁愿在残山剩水中行欢作乐。但秦桧尚不同于一般的投降派人物。他身上既长着宋朝投降派的奴骨，还输入女真奴隶主的浊血。他是时代的出产品，又给时代造成了大灾大难。

（一）从抗战派到“细作”

由于秦桧成了民族投降主义的代名词，人们逐渐忘却他早年的抗战派经历。现在揭出此段经历，似有助于加深对他的认识。

秦桧是建康（今南京）人，排行第三，于元祐五 年（公 元１０９０）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广南西路古县。其妻王氏系统的一些亲戚，包括岳父王仲山，都降金当败类。然而他在北宋末年，却是另一种表现。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初，秦桧上奏，认为对南犯的金军“不宜示怯，以自蹙削”。十一月，即金军攻破开封前夕，宋廷百官会议对策，秦桧仍然主战，反对割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金军占领开封，以武力劫持文武百官，强迫他们拥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监察御史马伸和吴给写一篇反对状，号召御史台官员签名。秦桧任御史中丞，作为一台之长，也居然署名上状。当时，骄躁的胜利者喜怒叵测，动辄用刀，干此事确是有点风险。

建炎元年（公元１１２７）四月，金军驱虏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北上，把张叔夜、何﨓、孙 傅、秦桧、司马朴、陈过庭等都一并押走。到达北方后，孙傅等人都守节不屈，唯独秦桧屈服于威逼利诱，观风转舵。宋徽宗得到宋高宗即位的消息，叫秦桧起草一封信，向金酋完颜粘罕摇尾乞怜，表示愿派人通知儿子，“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后来，秦桧 对此事并不完全隐瞒，还进行自我吹嘘。宋徽宗的一纸卖身契，并未使他超脱阶下囚的困境，而秦桧却开始饱享女真贵族的残羹剩炙，“粘罕喜 之，赐钱万贯、绢万匹”。据说，秦桧通过厚赂，打通关节，此信才得以传送到完颜粘罕手中，真是一本万利的自卖。

金太宗把秦桧分赐给完颜挞懒。建炎元年十月，陈过庭等人都流放到东北的显州（今辽宁北镇县），唯独秦桧却在完颜挞懒的卵翼之下，留在燕山府，先充“任 用”，后 任“参谋军事”。有一回金酋完颜兀术还特地宴请秦桧，而“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建炎三、四年（公元１１２９－１１３０）间，完颜挞懒负责淮东战场。秦桧如何当“参谋”的详情，已不得而知，现在所知的，是他曾向被围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写过劝降书。楚州之战是当时最壮烈的保卫战之一，全城军民在赵立指挥下，尽管粮尽援绝，只吃树皮草根，仍死守不屈。城破之日，军民“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以英勇就义回答了劝降。

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十月，秦桧洗去手上沾满的鲜血，被豢养他三年的完颜挞懒放纵，投奔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方水寨，再乘船泛海归宋。秦桧由抗战派堕落为“细作”的思想转变过程，即使在宋时已成秘密，今人自然更不可能考其详，但亦并非无蛛丝马迹可寻。然而他辞别完颜挞懒之际，降金的立场无疑已是坚定不移。关于他如何归宋，各书的记述最为纷纭歧异，这些表面上的纷纭歧异，实质上不过是反映了秦桧谎言的不同版本。他不断地用新谎取代不 圆的旧谎，而自撰的《北征纪实》则是谎言 的最后定稿。

秦桧投奔水寨时，带有妻子王氏和小奴砚童、小婢兴儿等一整批随从，并满载着丰厚的财宝。“诸将多曰：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诛之，以绝后患！”由于水寨武将丁等人的保护，秦桧才免做刀下之鬼。他到宋廷后，也有人说，何﨓等人一个都回不来，秦桧居然自燕地安全地逃奔二千八百里，简直不可设想。秦桧做贼心虚，故在《北征纪实》中删去上述破绽百出的谎言，改为由楚州觅舟逃跑，而众将要杀他，是贪图其“囊橐”之财。

然而很多人惑于秦桧过去的表现，欢迎再世的“苏武”犹恐不及，根本没想去审查他三、四年中的政治经历。连老谋深算、明察是非的抗战派李纲，也写书启赞扬他“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直谅公忠，久孚中外”。过去一纸由马伸和吴给所写的议状，已成为秦桧不可剥夺的护身符，他对靖康末议状的文字作了全面的篡改，将原来简短的文字删除，另外写 成一篇长文伪作，原文建议另立赵氏宗室为帝，“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俾为藩臣”，伪作改为“复嗣君之位”，“不然，则有监国皇太子”，以作欺世盗名的资本。事实证明，一个曾以抗战派面目出现的投降派，比公开的一贯的投降派更富于欺骗性和危险性。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辨别能力比很多主张抗金的士大夫高得多。当后来秦桧上台，大搞降金乞和活动时，临安街上出现了醒目的榜帖：“秦相公是细作！”

（二）“南自南，北自北”的罪恶得逞

秦桧一见宋高宗，即鼓吹“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金军在北方穷于应付游击健儿的袭扰，在南线又接二连三地挫败，使完颜挞懒改变了单纯军事进攻的方针，重新捡起“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南自南，北自北”是完颜挞懒的南北朝方案，也是秦桧在南宋的政治活动指针。

宋高宗自称得了这么个“佳士”，喜而不寐，不久即任命为参知政事和宰相。但是，完颜挞懒的和谈策略，尚不能为完颜粘罕、完颜兀术等人所接受，他们依然攻宋不止。绍兴初，秦桧正式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二策，群情大哗。宋高宗乞和不成，也显出怒气冲冲的样子：“朕是北人，将安归！”将他罢相，表示“终不复用”。其实，宋高宗当时的表现，不过是一个深通权术的两面派在假戏真唱。后来，他终于对秦桧说了些真话：

朕记卿初自金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 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方决。

即使这段话也不足全信。“梗于众论”是假，宋高宗搞屈膝求和，不乏独断专行、力排众议的勇气。“久而方决”是真，几年之后，完颜挞懒排挤完颜粘罕，掌握大政，向宋方发出和议之途“平达”“无壅”的信息，宋高宗便立即将这只与完颜挞懒共用的“卒子”推过河。

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闲废数年的秦桧又出任枢密使，地位仅次于抗战派的宰相张浚。当时抗金形势空前良好，在宋廷罢免庸将刘光世之时，宋高宗决定授予岳飞对全国大部分军队的指挥权，说：“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这项决定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以往岳飞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等军不能协同配合的缺陷，岳飞一时兴高采烈，积极作直捣中原的准备。

秦桧看准张浚志大才疏，自命不凡，不满于兼空头都督的弱点，进行煽动。两人共同说服宋高宗，不应让岳飞掌握太大的兵柄，以免功盖天下，威略震主。皇帝当即收回成命，岳飞的北伐计划成了画饼。刘光世罢官后，淮西军因无良将统率，被郦琼裹胁四万人投敌，前沿四大军区之一，顿时成为防卫空虚之地。“淮西之变”震惊全国，张浚不得不引咎下台。秦桧其实也是祸首，却因深藏幕后，处处把张浚推在第一线，没挨着一支弹劾之箭。他伙同新相赵鼎，利用张浚的个人失策，对抗战路线搞落井下石。他们把“行在”由建康后撤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终止北伐的一切部署和准备，以示苟安一隅。

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宋高宗得到完颜挞懒的和谈信息后，决意接受很屈辱的称臣、纳贡等条件，向杀父之仇下跪。他悍然不顾全国军民和大部分士大夫的反对，改组宰执班子，驱逐抗战派王庶，还有“首鼠两端”的赵鼎和刘大中，让秦桧再次拜相，执掌大政。秦桧有完颜挞懒与宋高宗双方撑腰，决定放肆蛮干，他扬言：“我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怨谤！”对无数义正辞严的谴责，都采取不屑一顾的神态，气焰万丈。正八品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挺身而出，上书言事。他近乎点着宋高宗的鼻子斥骂了：“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雠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胡铨坚决主张斩秦桧等人以谢天下，“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这篇讨伐民族投降主义的雄文很快被刊印出来，广为流传。整个临安城沸腾了，秦桧在万众的唾骂声中，吓得心惊肉跳，不得不上表“待罪”。嚣张的气焰扫地以尽，“宁避怨谤”的那股狂劲已无影无踪了。宋高宗气急败坏地下令放逐胡铨，才使秦桧勉强度过这次危机。他代替皇帝向金使行跪拜礼，草草地演完了称臣的丑剧。

绍兴十年（公元１１４０），完颜兀术在早先发动政变，杀掉完颜挞懒等主和派后，又撕毁和约。事变的发展，不出岳飞等人的预料，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女真贵族又“俄驱南牧之马”。按照惯例，既然和议破产，秦桧只能引咎下台。这个自许以诚待敌”的人，一时处境狼狈，精神紧张，他屡派亲信试探和劝说宋高宗。宋高宗的态度很鲜明，因降金路线的契合，他无意罢免秦桧。两人即使异梦，也得永远同床。这个老奸巨猾洞悉宋高宗的底蕴后，又摇身一变，立即成为神气十足的“抗战派”。抗金的招牌已不容不抢，也果然被他抢到手。秦桧搬出《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中“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一句话，作为护符和大棒。过去主和是善德，现在主战又是善德，他大言不惭、慷慨激昂地说：“愿先至江上，谕诸路帅同力招讨。”表面上，宋廷发布声讨诏文，出高价悬赏完颜兀术脑袋，好不热闹，骨子里，降金乞和的方针，始终贯彻在对各支大军的战略指挥之中。

当时，各个战场都取得进展，特别是中线的岳飞，违令出师，战果辉煌。他在得不到张俊等部协同配合的情况下，以正规军长驱中原，克复广大地区，又以游击军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民众，袭扰金军。完颜兀术利用岳飞孤军独进、兵力分散的困难，大举反扑。英勇的岳家军以少击众，以哀师抗悍敌，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关键性的大战中，大败完颜兀术精锐主力。岳飞乘胜进逼朱仙镇，再次破敌重兵，完颜兀术不得不撤离开封。秦桧利用宋高宗一怕大败、二怕全胜的心理，以十二道金字牌，迫令岳家军班师，使宋代的中国丧失了重新统一的良机。

完颜兀术受到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后，被迫转变策略，写信给秦桧求和，并提出杀害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宋高宗对岳飞本已十分猜忌，认为岳飞的军权对自己皇权构成威胁。他决定接受金方的和议条件，与秦桧、张俊等人经过一系列紧张策划，先罢岳飞兵权，又唆使王俊诬告岳家军的重要将领、鄂州大军副都统制张宪谋叛，将岳飞和岳雲投入冤狱。尽管宋太祖赵 匡胤传下 “不诛大臣”的誓约，秦桧和张俊千方百计搜剔来的罪状又极其可怜，毫无说服力，宋高宗和秦桧仍以“莫须有”的罪名下毒手。秦桧通过万俟?和周三畏上报刑部和大理寺状，提议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雲处徒刑。宋高宗改为岳飞赐死，张宪和岳雲在临安的市中处死，也就是说，岳雲判徒刑尚不能满这个独夫民贼的意。三个出入枪林箭雨，许身民族战场的猛士，终于惨死在宋高宗、秦桧之流的屠刀之下。

在杀岳飞的一个月前，宋金双方正式媾和。除了称臣、纳贡等旧条款外，完颜兀术赢得了战场上抢不到的胜果。岳飞克复的唐、邓、商、虢等州，吴玠大破金军的和尚原要塞等处，都划归金朝。人民抗金武装首领出身的邵隆，因坚决反对割地，被秦桧毒死。宋高宗以“臣构”的名义进献誓表，“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金朝依据誓表，“册康王为宋帝”。办完了当奴才的正式手续后，宋高宗和秦桧才称心满意，高枕无忧了。后来，宋高宗给秦桧写画像赞说：“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凊，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

历史的大悲剧，即使在千百年后，也尚有余痛。广大南北各族人民渴求进步和统一，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开展独立和有效的斗争。一些抗战派虽有很高的声誉，颇大的号召力，相当的组织和指挥才干，但在反对投降路线的斗争中，表现得软弱和动摇。因此，女真贵族和宋朝投降派得以实现其“南自南，北自北”的分裂祖国的罪恶。

（三）长期专擅大政

宋朝地主阶级投降派的得势，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日子真能舒心快意。一方面，他们得事事处提防人民的反抗，抗战派的再起。另一方面，投降派内部也必然发生无穷尽的倾轧。张俊是个军事才能低劣而政治野心不小的人物，他满以为杀害岳飞，罢免韩世忠后，可独掌全国的兵柄。那知秦桧唆使殿中侍御史江邈出面弹劾，说他图谋不轨。宋高宗保他“无谋反之事”，却又乘机让他退闲。这一出事先商量或未经商量而心照不宣的双簧，演出十分成功。执柯伐柯，斫伐岳韩的任务一旦完成，张俊这个斧头柄也随之被扔弃。

秦桧第二次拜相之初，地位并不稳固，他从执掌大政到专擅大政，有一个发展过程。宋金和议时，女真贵族给宋高宗规定：“不许以无罪去首相。”在皇权大为加强的宋代，一个宰相挟震主之威，长期专政，还是没有先例的。然而宋高宗还不像他的后辈那样，能甘心于史弥远、贾似道之流的专政。宋高宗眼睁睁看着秦桧稳当终身宰相，骄横跋扈，虽忧心兼之寒心，也无可奈何，只能依靠亲信杨沂中掌管临安府的殿前司大军，借以防止政变。

秦桧独揽朝政的办法还有三条。

第一，任人唯亲，凡沾亲带故者，一律窃据要津。一人得道，不仅鸡犬升天，甚至连鸡虱子和狗跳蚤也遨游云霄。

第二，只用“柔佞易制”的应声虫当执政，而这些副手也须经常撤换，不得久居其位。

第三，控制台谏部门。当时的台官和谏官具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性质，可以纠劾百官，评议时政得失。不少宰相，包括绍兴二年时任相的秦桧本人，就是被台谏官们轰下台的。现在台谏官成了由秦桧牵线的一批恶狗，随时根据他的发纵指示，出来狂吠乱咬，以排击异己。

秦桧的特点是翻脸不认人，不管某人过去和自己多么相好亲热，一旦发生哪怕半点小小磨擦，就立即予以无情打击，毫不手软。在他第二次任相的十几年中，一批又一批的党羽，走马灯似地被贬斥放逐。《容斋续笔》卷１５《李林甫秦桧》载，叩头虫杨愿当了近一年执政，秦桧命御史劾他下 台。因杨愿最善谄媚，为格外表示恩惠，特地事先通知。杨愿泪流满面，说：“受太师生成，恩过于父母，一旦别去，何时复 望 车 尘 马 足 邪？”秦桧看他可怜，就安排一个美差。李若谷罢执政后，别人劝他：“胡不效杨原仲之泣。”他说句笑话：“便打杀我，亦撰眼泪不出。”秦桧大怒，即予贬斥重罚。

秦桧很重视舆论，他愈是干尽坏事和丑事，就愈需要乞灵于儒道。宋高宗向杀父之仇下跪的遮羞布，正是儒家的孝德。他不厌其烦地作声泪俱下的表演，“朕北望庭闱”，“几于无泪可挥，无肠可断”。所以“不惮屈己”，单单是为了死爹一副棺材，再加活妈韦氏 。果然“圣孝感通神明，敌国归 仁”，女真族帮他演出了“皇太后回銮”的闹剧。秦桧养子熺炮制《皇太后回銮本 末》一书，吹捧他“孝悌绝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

宋高宗自“睦邻息兵”之后，“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秦桧为太学作石刻题记说：“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只有搞投降、倒退和分裂，才是纯而又纯的儒术，谁要主张抗金、进步 和 统 一，一 顶“背 违”“儒道”的铁帽子就会立即飞来，又大又重，简直可把人压死。

秦桧很重视历史，他命秦熺主编宋高宗在位时的主要官史———《日历》。秦熺等人肆无忌惮地篡改官史，百般诋毁岳飞，抹煞岳家军的战绩。秦桧力图在官史中给自己贴金，而绍兴二年的罢相记录却最使他伤心。綦崇礼写的罢相制词，揭露其奸诈的嘴脸，词厉而责严，是够他出乖露丑的。秦桧经宋高宗批准，向綦崇礼的女婿家索取罢相制的御笔，将一切涉及自己罢相的记载，包括业已广为流传的《宰臣拜罢录》，统统没收销毁。经秦熺等人篡改之余，官史上连篇累牍的，“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臣僚颂皇帝，则“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秦熺赞父亲，则“大节孤忠，奇谋远识”。

更有一帮利欲熏心的文丐，专靠这类文字升官发财。黄州知州曾惇向秦桧 献十首绝 句：“和戎诏下破群疑”，“吾君见事若通神”；“裴度只今真圣相，勒碑十丈可无人”；“问谁整顿乾坤了，学语儿童道相公”；“沔鄂蕲黄一千里，更无人说岳家军”。秦桧呈报宋高宗，曾惇立即升官。于是大家都搜索枯肠，进行吹牛拍马的竞争，使这种政治商品的价格不断地上涨。到了后来，“凡献投书启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比拟必曰元圣，或曰圣云”。连这些儒教作为辅弼大臣典范的传说人物，还不能使秦桧满足，一定要与孔子并肩，才算过瘾。

宋高宗和秦桧搞降金乞和，还有一块美妙动人的招牌，叫做“爱养生灵”。其实，“爱养”的范围仅限于这一小撮人。宋金和议后，秦桧等人的甲第大宅，一座一座建造起来，穷奢极丽。宋高宗把著名的永丰圩赐他，每年收租达三万石。有一回，圩岸被大水冲坏，竟差四个州的民夫三万人，为秦桧修筑。秦桧最喜用贪官，要捞个美差，就得向他行贿几万贯。由于官员们竞相进献，使秦府库存的财宝，超过了宋高宗的左藏库几倍，连宫掖的稀缺品，他家也应有尽有。秦桧孙女丢失一只狮猫，居然在临安全城限期追获，府尹也险些受处分。秦桧死后，家道式微，他的孙子每年仍可收租十万石。

为了点缀宋朝的所谓“中兴”，宋高宗内宫给秦桧起了个雅号，叫“太平 翁 翁”。既当太平翁翁，岂能有不太平的消息。于是，“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连反映点民间疾苦，上报自然灾害，都触犯大忌。“严、衢、信、处、婺、建等州皆大水，士民溺死数万，桧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秦桧 还“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 困，饿死者众”。糟糠不厌，饿殍盈野，这就是人民受投降派“爱养”的写照。

秦桧采取高压手段钳制抗金舆论。他三令五申严禁私史，大兴文字狱，厉行特务统治。宋朝特务机关皇城司的逻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 治，中以深 文”。有个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立即受到“杖脊”、“刺配”的毒刑。这仅是无数冤狱的一例。

剥肤椎髓般的剥削，暴虐的镇压，也绝不能压抑人民的愤怒。在令人窒息的高压之下，反抗事件依然层出不穷。绍兴二十年（公元１１５０），发生了著名的施全行刺事件。他不幸被捕后，秦桧亲自审问：“你莫是心风否？”施全傲然回答：“我不是心风，举天下都要去杀番人，你独不肯杀番人，我便要杀你！”施全是殿前司的后军使臣（小武官）。人们悼念这位猛士，并自然而然把他与岳飞联系起来，说他是“岳侯旧卒”。秦桧心碎胆裂，从此出门增卫兵五十人，平时独居一阁，连奴仆都不许擅自进入。他过了不几年，便一病呜呼了，时为绍兴二十五年（公元１１５５）十月二十二日。秦桧在病危之际，依然贪权恋势，不让秦熺接任宰相，死不瞑目。宋高宗乘机收回对宰相的任免权，让秦桧祖孙三代统统“致仕”退闲。秦桧万般无奈，只好进遗表，与势同水火 的皇帝话别。他要宋高宗“五兵不试”，“益坚邻国之欢盟”，“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这表明他的降金立场，堪称是至死不渝的。也只有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他与宋高宗并无丝毫龃龉。

秦桧自认为抓了舆论，就可坏事做绝，而又美名长存。岂知他的舆论工作的唯一结果，只是更加激起广大民众的无比憎恨。秦桧尸骨未寒，一大堆歌颂民族投降主义，歌颂他本人的肉麻无比的“名诗佳句”，便成了“满地黄花堆积”，“如今有谁堪摘”。它们流传后世的唯一作用，是使中国古代这个最无耻、最凶狠、最奸险、最疯狂的民族投降派臭上加臭。早在绍兴八年，一个小官范如圭曾写信斥骂秦桧，说他“丧心病狂”，“必遗臭万世矣”！这句名言才是真正地完全地应验了。

作者/王曾瑜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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