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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事迹述评

发布时间:2024-06-23 16:18:49  作者:王曾瑜  来源:岳飞网
早在绍兴八年,一个小官范如圭曾写信斥骂秦桧,说他“丧心病狂”,“必遗臭万世矣”!这句名言才是真正地完全地应验了。

中国人民对秦桧是不陌生的。自宋以降的各朝各代,人民对他是唾骂的,但也有人为之鸣冤叫屈,评功说好。例如胡适先生就说:“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此外,过去某些外国史学家出于侵华需要,也吹捧秦桧。因此,对他一生的主要事迹作一实事求是的评述,无疑是有必要的。秦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反面人物,有很大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他对于宋代政治、经济、军事以至文化等各方面,曾经有相当大的影响。八百年后的今日,尽管我国境内兄弟民族之间不幸的流血冲突,已成历史陈迹,但批判秦桧的投降主义,也有助于我们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正气。

12世纪初,我国的女真民族脱离原始 社会不久,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金朝,灭辽破宋,揳入中原。“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金朝初期,对宋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小撮女真奴隶主贵族,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高度发展的租佃制文明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因而使战争具有强烈的野蛮性、残酷性和掠夺性。在烧杀抢掠之余,很多汉人被套上铁索,耳朵刺字,转售于某些落后地区。燕山府(今北京)等地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女真贵族还大量放债,迫使很多穷人沦为债务奴隶。面对着大批奴隶的逃亡,金朝发布严令,大肆搜捕,连隐藏者也要充官私奴隶。一支支的搜索队任意捶掠无辜的人民,迫令自诬或诬人为逃亡者。金军缺粮时,甚至杀戮奴隶作食,惨无人道到极点。

宋金战争本质上是汉族等各族人民与女真奴隶主的阶级斗争,是进步和倒退之争,是统一和分裂之争。我们翻开宋金战争的浩繁史籍,通过当时地主文人的手笔,还是鸟瞰了一个宋金统治者制造痛苦,而人民英勇奋斗的时代。从东北到华北,广大人民在苦海里挣扎,更在血泊中抗争,烽火连天,义帜遍地,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当时,这样的猛士何止成千上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无情的历史毕竟宣告了宋高宗赵构和秦桧投降、分裂、倒退路线的得逞,而使祖国陷入往后一百几十年分裂的痛苦。祖国的重新统一,汉、女真契丹、奚、渤海等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和融合,走上了曲折的道路,支付了惨重的代价。

爱国诗人陆游批判宋朝投降派说:“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宋朝地主阶级中最保守、最腐朽的一部分人,他们恪守对内防范,对外屈的赵宋家规,害怕战争,害怕人民抗金力量,害怕抗金将帅功盖天下,威胁皇权,而宁愿在残山剩水中行欢作乐。但秦桧尚不同于一般的投降派人物。他身上既长着宋朝投降派的奴骨,还输入女真奴隶主的浊血。他是时代的出产品,又给时代造成了大灾大难。

(一)从抗战派到“细作”

由于秦桧成了民族投降主义的代名词,人们逐渐忘却他早年的抗战派经历。现在揭出此段经历,似有助于加深对他的认识。

秦桧是建康(今南京)人,排行第三,于元祐五 年(公 元1090)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广南西路古县。其妻王氏系统的一些亲戚,包括岳父王仲山,都降金当败类。然而他在北宋末年,却是另一种表现。靖康元年(公元1126)初,秦桧上奏,认为对南犯的金军“不宜示怯,以自蹙削”。十一月,即金军攻破开封前夕,宋廷百官会议对策,秦桧仍然主战,反对割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金军占领开封,以武力劫持文武百官,强迫他们拥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监察御史马伸和吴给写一篇反对状,号召御史台官员签名。秦桧任御史中丞,作为一台之长,也居然署名上状。当时,骄躁的胜利者喜怒叵测,动辄用刀,干此事确是有点风险。

建炎元年(公元1127)四月,金军驱虏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北上,把张叔夜、何﨓、孙 傅、秦桧、司马朴、陈过庭等都一并押走。到达北方后,孙傅等人都守节不屈,唯独秦桧屈服于威逼利诱,观风转舵。宋徽宗得到宋高宗即位的消息,叫秦桧起草一封信,向金酋完颜粘罕摇尾乞怜,表示愿派人通知儿子,“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后来,秦桧 对此事并不完全隐瞒,还进行自我吹嘘。宋徽宗的一纸卖身契,并未使他超脱阶下囚的困境,而秦桧却开始饱享女真贵族的残羹剩炙,“粘罕喜 之,赐钱万贯、绢万匹”。据说,秦桧通过厚赂,打通关节,此信才得以传送到完颜粘罕手中,真是一本万利的自卖。

金太宗把秦桧分赐给完颜挞懒。建炎元年十月,陈过庭等人都流放到东北的显州(今辽宁北镇县),唯独秦桧却在完颜挞懒的卵翼之下,留在燕山府,先充“任 用”,后 任“参谋军事”。有一回金酋完颜兀术还特地宴请秦桧,而“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建炎三、四年(公元1129-1130)间,完颜挞懒负责淮东战场。秦桧如何当“参谋”的详情,已不得而知,现在所知的,是他曾向被围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写过劝降书。楚州之战是当时最壮烈的保卫战之一,全城军民在赵立指挥下,尽管粮尽援绝,只吃树皮草根,仍死守不屈。城破之日,军民“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以英勇就义回答了劝降。

建炎四年(公元1130)十月,秦桧洗去手上沾满的鲜血,被豢养他三年的完颜挞懒放纵,投奔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方水寨,再乘船泛海归宋。秦桧由抗战派堕落为“细作”的思想转变过程,即使在宋时已成秘密,今人自然更不可能考其详,但亦并非无蛛丝马迹可寻。然而他辞别完颜挞懒之际,降金的立场无疑已是坚定不移。关于他如何归宋,各书的记述最为纷纭歧异,这些表面上的纷纭歧异,实质上不过是反映了秦桧谎言的不同版本。他不断地用新谎取代不 圆的旧谎,而自撰的《北征纪实》则是谎言 的最后定稿。

秦桧投奔水寨时,带有妻子王氏和小奴砚童、小婢兴儿等一整批随从,并满载着丰厚的财宝。“诸将多曰: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诛之,以绝后患!”由于水寨武将丁等人的保护,秦桧才免做刀下之鬼。他到宋廷后,也有人说,何﨓等人一个都回不来,秦桧居然自燕地安全地逃奔二千八百里,简直不可设想。秦桧做贼心虚,故在《北征纪实》中删去上述破绽百出的谎言,改为由楚州觅舟逃跑,而众将要杀他,是贪图其“囊橐”之财。

然而很多人惑于秦桧过去的表现,欢迎再世的“苏武”犹恐不及,根本没想去审查他三、四年中的政治经历。连老谋深算、明察是非的抗战派李纲,也写书启赞扬他“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直谅公忠,久孚中外”。过去一纸由马伸和吴给所写的议状,已成为秦桧不可剥夺的护身符,他对靖康末议状的文字作了全面的篡改,将原来简短的文字删除,另外写 成一篇长文伪作,原文建议另立赵氏宗室为帝,“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俾为藩臣”,伪作改为“复嗣君之位”,“不然,则有监国皇太子”,以作欺世盗名的资本。事实证明,一个曾以抗战派面目出现的投降派,比公开的一贯的投降派更富于欺骗性和危险性。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辨别能力比很多主张抗金的士大夫高得多。当后来秦桧上台,大搞降金乞和活动时,临安街上出现了醒目的榜帖:“秦相公是细作!”

(二)“南自南,北自北”的罪恶得逞

秦桧一见宋高宗,即鼓吹“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金军在北方穷于应付游击健儿的袭扰,在南线又接二连三地挫败,使完颜挞懒改变了单纯军事进攻的方针,重新捡起“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南自南,北自北”是完颜挞懒的南北朝方案,也是秦桧在南宋的政治活动指针。

宋高宗自称得了这么个“佳士”,喜而不寐,不久即任命为参知政事和宰相。但是,完颜挞懒的和谈策略,尚不能为完颜粘罕、完颜兀术等人所接受,他们依然攻宋不止。绍兴初,秦桧正式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二策,群情大哗。宋高宗乞和不成,也显出怒气冲冲的样子:“朕是北人,将安归!”将他罢相,表示“终不复用”。其实,宋高宗当时的表现,不过是一个深通权术的两面派在假戏真唱。后来,他终于对秦桧说了些真话:

朕记卿初自金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 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方决。

即使这段话也不足全信。“梗于众论”是假,宋高宗搞屈膝求和,不乏独断专行、力排众议的勇气。“久而方决”是真,几年之后,完颜挞懒排挤完颜粘罕,掌握大政,向宋方发出和议之途“平达”“无壅”的信息,宋高宗便立即将这只与完颜挞懒共用的“卒子”推过河。

绍兴七年(公元1137),闲废数年的秦桧又出任枢密使,地位仅次于抗战派的宰相张浚。当时抗金形势空前良好,在宋廷罢免庸将刘光世之时,宋高宗决定授予岳飞对全国大部分军队的指挥权,说:“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这项决定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以往岳飞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等军不能协同配合的缺陷,岳飞一时兴高采烈,积极作直捣中原的准备。

秦桧看准张浚志大才疏,自命不凡,不满于兼空头都督的弱点,进行煽动。两人共同说服宋高宗,不应让岳飞掌握太大的兵柄,以免功盖天下,威略震主。皇帝当即收回成命,岳飞的北伐计划成了画饼。刘光世罢官后,淮西军因无良将统率,被郦琼裹胁四万人投敌,前沿四大军区之一,顿时成为防卫空虚之地。“淮西之变”震惊全国,张浚不得不引咎下台。秦桧其实也是祸首,却因深藏幕后,处处把张浚推在第一线,没挨着一支弹劾之箭。他伙同新相赵鼎,利用张浚的个人失策,对抗战路线搞落井下石。他们把“行在”由建康后撤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终止北伐的一切部署和准备,以示苟安一隅。

绍兴八年(公元1138),宋高宗得到完颜挞懒的和谈信息后,决意接受很屈辱的称臣、纳贡等条件,向杀父之仇下跪。他悍然不顾全国军民和大部分士大夫的反对,改组宰执班子,驱逐抗战派王庶,还有“首鼠两端”的赵鼎和刘大中,让秦桧再次拜相,执掌大政。秦桧有完颜挞懒与宋高宗双方撑腰,决定放肆蛮干,他扬言:“我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怨谤!”对无数义正辞严的谴责,都采取不屑一顾的神态,气焰万丈。正八品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挺身而出,上书言事。他近乎点着宋高宗的鼻子斥骂了:“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雠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胡铨坚决主张斩秦桧等人以谢天下,“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这篇讨伐民族投降主义的雄文很快被刊印出来,广为流传。整个临安城沸腾了,秦桧在万众的唾骂声中,吓得心惊肉跳,不得不上表“待罪”。嚣张的气焰扫地以尽,“宁避怨谤”的那股狂劲已无影无踪了。宋高宗气急败坏地下令放逐胡铨,才使秦桧勉强度过这次危机。他代替皇帝向金使行跪拜礼,草草地演完了称臣的丑剧。

绍兴十年(公元1140),完颜兀术在早先发动政变,杀掉完颜挞懒等主和派后,又撕毁和约。事变的发展,不出岳飞等人的预料,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女真贵族又“俄驱南牧之马”。按照惯例,既然和议破产,秦桧只能引咎下台。这个自许以诚待敌”的人,一时处境狼狈,精神紧张,他屡派亲信试探和劝说宋高宗。宋高宗的态度很鲜明,因降金路线的契合,他无意罢免秦桧。两人即使异梦,也得永远同床。这个老奸巨猾洞悉宋高宗的底蕴后,又摇身一变,立即成为神气十足的“抗战派”。抗金的招牌已不容不抢,也果然被他抢到手。秦桧搬出《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中“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一句话,作为护符和大棒。过去主和是善德,现在主战又是善德,他大言不惭、慷慨激昂地说:“愿先至江上,谕诸路帅同力招讨。”表面上,宋廷发布声讨诏文,出高价悬赏完颜兀术脑袋,好不热闹,骨子里,降金乞和的方针,始终贯彻在对各支大军的战略指挥之中。

当时,各个战场都取得进展,特别是中线的岳飞,违令出师,战果辉煌。他在得不到张俊等部协同配合的情况下,以正规军长驱中原,克复广大地区,又以游击军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民众,袭扰金军。完颜兀术利用岳飞孤军独进、兵力分散的困难,大举反扑。英勇的岳家军以少击众,以哀师抗悍敌,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关键性的大战中,大败完颜兀术精锐主力。岳飞乘胜进逼朱仙镇,再次破敌重兵,完颜兀术不得不撤离开封。秦桧利用宋高宗一怕大败、二怕全胜的心理,以十二道金字牌,迫令岳家军班师,使宋代的中国丧失了重新统一的良机。

完颜兀术受到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后,被迫转变策略,写信给秦桧求和,并提出杀害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宋高宗对岳飞本已十分猜忌,认为岳飞的军权对自己皇权构成威胁。他决定接受金方的和议条件,与秦桧、张俊等人经过一系列紧张策划,先罢岳飞兵权,又唆使王俊诬告岳家军的重要将领、鄂州大军副都统制张宪谋叛,将岳飞和岳雲投入冤狱。尽管宋太祖赵 匡胤传下 “不诛大臣”的誓约,秦桧和张俊千方百计搜剔来的罪状又极其可怜,毫无说服力,宋高宗和秦桧仍以“莫须有”的罪名下毒手。秦桧通过万俟?和周三畏上报刑部和大理寺状,提议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雲处徒刑。宋高宗改为岳飞赐死,张宪和岳雲在临安的市中处死,也就是说,岳雲判徒刑尚不能满这个独夫民贼的意。三个出入枪林箭雨,许身民族战场的猛士,终于惨死在宋高宗、秦桧之流的屠刀之下。

在杀岳飞的一个月前,宋金双方正式媾和。除了称臣、纳贡等旧条款外,完颜兀术赢得了战场上抢不到的胜果。岳飞克复的唐、邓、商、虢等州,吴玠大破金军的和尚原要塞等处,都划归金朝。人民抗金武装首领出身的邵隆,因坚决反对割地,被秦桧毒死。宋高宗以“臣构”的名义进献誓表,“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金朝依据誓表,“册康王为宋帝”。办完了当奴才的正式手续后,宋高宗和秦桧才称心满意,高枕无忧了。后来,宋高宗给秦桧写画像赞说:“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凊,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

历史的大悲剧,即使在千百年后,也尚有余痛。广大南北各族人民渴求进步和统一,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开展独立和有效的斗争。一些抗战派虽有很高的声誉,颇大的号召力,相当的组织和指挥才干,但在反对投降路线的斗争中,表现得软弱和动摇。因此,女真贵族和宋朝投降派得以实现其“南自南,北自北”的分裂祖国的罪恶。

(三)长期专擅大政

宋朝地主阶级投降派的得势,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日子真能舒心快意。一方面,他们得事事处提防人民的反抗,抗战派的再起。另一方面,投降派内部也必然发生无穷尽的倾轧。张俊是个军事才能低劣而政治野心不小的人物,他满以为杀害岳飞,罢免韩世忠后,可独掌全国的兵柄。那知秦桧唆使殿中侍御史江邈出面弹劾,说他图谋不轨。宋高宗保他“无谋反之事”,却又乘机让他退闲。这一出事先商量或未经商量而心照不宣的双簧,演出十分成功。执柯伐柯,斫伐岳韩的任务一旦完成,张俊这个斧头柄也随之被扔弃。

秦桧第二次拜相之初,地位并不稳固,他从执掌大政到专擅大政,有一个发展过程。宋金和议时,女真贵族给宋高宗规定:“不许以无罪去首相。”在皇权大为加强的宋代,一个宰相挟震主之威,长期专政,还是没有先例的。然而宋高宗还不像他的后辈那样,能甘心于史弥远、贾似道之流的专政。宋高宗眼睁睁看着秦桧稳当终身宰相,骄横跋扈,虽忧心兼之寒心,也无可奈何,只能依靠亲信杨沂中掌管临安府的殿前司大军,借以防止政变。

秦桧独揽朝政的办法还有三条。

第一,任人唯亲,凡沾亲带故者,一律窃据要津。一人得道,不仅鸡犬升天,甚至连鸡虱子和狗跳蚤也遨游云霄。

第二,只用“柔佞易制”的应声虫当执政,而这些副手也须经常撤换,不得久居其位。

第三,控制台谏部门。当时的台官和谏官具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性质,可以纠劾百官,评议时政得失。不少宰相,包括绍兴二年时任相的秦桧本人,就是被台谏官们轰下台的。现在台谏官成了由秦桧牵线的一批恶狗,随时根据他的发纵指示,出来狂吠乱咬,以排击异己。

秦桧的特点是翻脸不认人,不管某人过去和自己多么相好亲热,一旦发生哪怕半点小小磨擦,就立即予以无情打击,毫不手软。在他第二次任相的十几年中,一批又一批的党羽,走马灯似地被贬斥放逐。《容斋续笔》卷15《李林甫秦桧》载,叩头虫杨愿当了近一年执政,秦桧命御史劾他下 台。因杨愿最善谄媚,为格外表示恩惠,特地事先通知。杨愿泪流满面,说:“受太师生成,恩过于父母,一旦别去,何时复 望 车 尘 马 足 邪?”秦桧看他可怜,就安排一个美差。李若谷罢执政后,别人劝他:“胡不效杨原仲之泣。”他说句笑话:“便打杀我,亦撰眼泪不出。”秦桧大怒,即予贬斥重罚。

秦桧很重视舆论,他愈是干尽坏事和丑事,就愈需要乞灵于儒道。宋高宗向杀父之仇下跪的遮羞布,正是儒家的孝德。他不厌其烦地作声泪俱下的表演,“朕北望庭闱”,“几于无泪可挥,无肠可断”。所以“不惮屈己”,单单是为了死爹一副棺材,再加活妈韦氏 。果然“圣孝感通神明,敌国归 仁”,女真族帮他演出了“皇太后回銮”的闹剧。秦桧养子熺炮制《皇太后回銮本 末》一书,吹捧他“孝悌绝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

宋高宗自“睦邻息兵”之后,“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秦桧为太学作石刻题记说:“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只有搞投降、倒退和分裂,才是纯而又纯的儒术,谁要主张抗金、进步 和 统 一,一 顶“背 违”“儒道”的铁帽子就会立即飞来,又大又重,简直可把人压死。

秦桧很重视历史,他命秦熺主编宋高宗在位时的主要官史———《日历》。秦熺等人肆无忌惮地篡改官史,百般诋毁岳飞,抹煞岳家军的战绩。秦桧力图在官史中给自己贴金,而绍兴二年的罢相记录却最使他伤心。綦崇礼写的罢相制词,揭露其奸诈的嘴脸,词厉而责严,是够他出乖露丑的。秦桧经宋高宗批准,向綦崇礼的女婿家索取罢相制的御笔,将一切涉及自己罢相的记载,包括业已广为流传的《宰臣拜罢录》,统统没收销毁。经秦熺等人篡改之余,官史上连篇累牍的,“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臣僚颂皇帝,则“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秦熺赞父亲,则“大节孤忠,奇谋远识”。

更有一帮利欲熏心的文丐,专靠这类文字升官发财。黄州知州曾惇向秦桧 献十首绝 句:“和戎诏下破群疑”,“吾君见事若通神”;“裴度只今真圣相,勒碑十丈可无人”;“问谁整顿乾坤了,学语儿童道相公”;“沔鄂蕲黄一千里,更无人说岳家军”。秦桧呈报宋高宗,曾惇立即升官。于是大家都搜索枯肠,进行吹牛拍马的竞争,使这种政治商品的价格不断地上涨。到了后来,“凡献投书启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比拟必曰元圣,或曰圣云”。连这些儒教作为辅弼大臣典范的传说人物,还不能使秦桧满足,一定要与孔子并肩,才算过瘾。

宋高宗和秦桧搞降金乞和,还有一块美妙动人的招牌,叫做“爱养生灵”。其实,“爱养”的范围仅限于这一小撮人。宋金和议后,秦桧等人的甲第大宅,一座一座建造起来,穷奢极丽。宋高宗把著名的永丰圩赐他,每年收租达三万石。有一回,圩岸被大水冲坏,竟差四个州的民夫三万人,为秦桧修筑。秦桧最喜用贪官,要捞个美差,就得向他行贿几万贯。由于官员们竞相进献,使秦府库存的财宝,超过了宋高宗的左藏库几倍,连宫掖的稀缺品,他家也应有尽有。秦桧孙女丢失一只狮猫,居然在临安全城限期追获,府尹也险些受处分。秦桧死后,家道式微,他的孙子每年仍可收租十万石。

为了点缀宋朝的所谓“中兴”,宋高宗内宫给秦桧起了个雅号,叫“太平 翁 翁”。既当太平翁翁,岂能有不太平的消息。于是,“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连反映点民间疾苦,上报自然灾害,都触犯大忌。“严、衢、信、处、婺、建等州皆大水,士民溺死数万,桧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秦桧 还“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 困,饿死者众”。糟糠不厌,饿殍盈野,这就是人民受投降派“爱养”的写照。

秦桧采取高压手段钳制抗金舆论。他三令五申严禁私史,大兴文字狱,厉行特务统治。宋朝特务机关皇城司的逻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 治,中以深 文”。有个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立即受到“杖脊”、“刺配”的毒刑。这仅是无数冤狱的一例。

剥肤椎髓般的剥削,暴虐的镇压,也绝不能压抑人民的愤怒。在令人窒息的高压之下,反抗事件依然层出不穷。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发生了著名的施全行刺事件。他不幸被捕后,秦桧亲自审问:“你莫是心风否?”施全傲然回答:“我不是心风,举天下都要去杀番人,你独不肯杀番人,我便要杀你!”施全是殿前司的后军使臣(小武官)。人们悼念这位猛士,并自然而然把他与岳飞联系起来,说他是“岳侯旧卒”。秦桧心碎胆裂,从此出门增卫兵五十人,平时独居一阁,连奴仆都不许擅自进入。他过了不几年,便一病呜呼了,时为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十月二十二日。秦桧在病危之际,依然贪权恋势,不让秦熺接任宰相,死不瞑目。宋高宗乘机收回对宰相的任免权,让秦桧祖孙三代统统“致仕”退闲。秦桧万般无奈,只好进遗表,与势同水火 的皇帝话别。他要宋高宗“五兵不试”,“益坚邻国之欢盟”,“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这表明他的降金立场,堪称是至死不渝的。也只有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他与宋高宗并无丝毫龃龉。

秦桧自认为抓了舆论,就可坏事做绝,而又美名长存。岂知他的舆论工作的唯一结果,只是更加激起广大民众的无比憎恨。秦桧尸骨未寒,一大堆歌颂民族投降主义,歌颂他本人的肉麻无比的“名诗佳句”,便成了“满地黄花堆积”,“如今有谁堪摘”。它们流传后世的唯一作用,是使中国古代这个最无耻、最凶狠、最奸险、最疯狂的民族投降派臭上加臭。早在绍兴八年,一个小官范如圭曾写信斥骂秦桧,说他“丧心病狂”,“必遗臭万世矣”!这句名言才是真正地完全地应验了。


作者/王曾瑜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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