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严妆》（下称《严妆》，蔡涵墨著，中华书局，2016年）是关于南宋史学史的论文结集，正如副题所示，全书聚焦的乃是“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除去附录关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书评，全书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秦桧研究”两篇论文，分别辨白了受道学改塑的秦桧形象，抉发了久被遮蔽的秦桧与道学的关联。第二部分“文本考古学”两篇论文，前一篇讨论蔡京传记的文本史，后一篇探究孙觌、朱熹对北宋亡国史的不同书写。第三部分“道学与历史”三篇论文，依次探讨了道学对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陈均的纲目体三部曲与李心传的《道命录》等史家与史著的深刻影响。纵观全书，议题丰富而论点出新。

尽管已见有多篇评论，读毕《严妆》，却仍感意犹未尽。这篇书评不拟逐一评骘其所有论题，仅以其秦桧研究为中心而略说管见。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这一部分份量最重，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足以成为独立的专著；二是最足以代表著者在方法上的尝试与结论上的立异；三是秦桧其人及其真相最能激发一般读者的兴趣。

《历史的严妆》，蔡涵墨著，中华书局，2016年

秦桧的历史实相

众所周知，秦桧蓄意地破坏过历史记录。这种破坏，在《严妆》看来，既使“真实”的秦桧成为“不再能讲出的故事”，也使其后来形象的“历史神话的创造成为可能”；这种“创造”，即如其主打论文正题所揭示的：“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严妆》2-4页。以下凡引《严妆》，仅标页码）秦桧形象的被型塑问题，下文另有分解；这里先讨论秦桧专政的历史实相。只有把握了这一实相，才能准确认识秦桧形象的自我型塑以及道学家与史学家对其专政形象再形塑之间的关系与差异。

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独相秦桧，定策议和。按刘子健说法，南宋君主政体自此开启了“专制（autocracy）模式”，即朝政决策由皇帝与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其他官僚无权折冲其间；而绍兴十二年体制（以下径称和议体制或体制）确立，则标志着南宋政权转入了刘子健所说的“独裁（absolutism）模式”，即宋高宗与其代理人秦桧大权独揽，无情压制乃至残酷迫害持异见的朝野官僚或士人（参见《中国转向内在》11、16页）。秦桧专权往宽里算，应从绍兴八年算起；但其相权臻于极盛，则在和议体制确立以后的十四年间。我们即以这一时段作为主要考察范围。

岳飞之死，既是供奉给和议体制的牺牲，也是宋高宗与秦桧为维护这一体制开始全面专政的信号。出于体制维稳的头等需要，作为皇帝的唯一代理人，秦桧只有动用专政的武器，来压制所有非议新体制的反对者。所谓秦桧专政，严格说来，应该是宋高宗与秦桧专政，之所以只提秦桧，乃基于《严妆》讨论的只是秦桧形象。

一般说，所谓历史实相，即历史上实存过的人与事的真相。由于历史的不可再逆性，历史学注定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无法直接对话，只能通过中介史料来认识，它追求的是尽最大努力复原历史。问题在于，秦桧对历史纪录的清洗与篡改，是否也让能证明其专政的实相“即便不是完全不存在，也是相当稀罕的物件”？《严妆》对此并不乐观，但借助历史记录与史界成果仍能勾勒出秦桧专政的基本实相。

秦桧献策议和，引来了一片声讨。尽管有宋高宗力挺，所有反对者无不遭到贬黜甚至放逐，但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却让这对君相严重缺乏安全感。对异见官僚士大夫的迫害之闸，在绍兴八年冬已经开启，但直到绍兴十一年岁暮，仍停留在罢黜贬谪的层级上。

自开国以来，对立国大政，北宋士大夫官僚已形成了议政论证的一代政风，这是君主官僚政治的一大进步。宋人自谓，“我宋之祖宗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辏，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西畴老人常言》），褒扬的正是这种风气。尽管经历蔡京专权的打压与摧折，官僚士大夫群体中以天下为己任者仍大有人在，议论朝政的刚劲风骨犹然劲挺，不断有官僚与士人发声上书，明确质疑和议体制，坚决抗议秦桧专政。

对秦桧在宋高宗支持下，通过杀岳飞，最终完成军队姓赵的大问题，藉此推动宋金和议，稳定偏安政局，已有史家从祖宗家法与地缘政治等角度作出辩护。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见解，笔者已有阐述（参见2017年7月10日《上海书评》拙文《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这里只对秦桧专政的历史实相略作概述。

出于体制维稳的头等需要，作为皇帝的独家代理人，秦桧清醒地知道，扼制舆论、排斥异己，与独居相位、专擅朝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权相深谙其道：只有动用专政的武器，才能彻底钳制朝野持异见者。

秦桧专政最关键的招数就是“择人为台谏”，让原来兼具监察职能与议政职能的台谏官沦为其私人鹰犬，指东不西，成为他打击政敌、左右舆论的忠实工具。台谏官只要甘当鹰犬，不出二三年，秦桧就让其位至执政，以“弹去执政，补以言官”一箭双雕的手法，既使执政不可能凯觎其独揽的相权，又将执政高位作为网罗台谏的诱饵。这样，秦桧便把独相之权和监察大权都牢牢操控在手。在用人之术上，不论台谏，还是执政，抑或其他要职，秦桧专用柔佞而无名望的小人。柔佞最适合做鹰犬；无名望就不能与之抗衡，旨在利于独相与专政。一旦谁有立异迹象，秦桧就毫不手软地汰除异己，包括万俟卨这样曾经最忠实的走狗。

在秦桧专政环节中，任人唯亲只是小菜一碟。绍兴十二年，其子秦熺殿试第二，仕途上一路飙升，仅三四年就迁至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讲。绍兴十八年，升知枢密院事，贵为执政，立朝仅在乃父一人之下，这种父子同朝共为宰执的殊荣，前朝唯蔡京父子差可一比。秦桧的长孙秦埙省试、殿试均为第一，道理你懂的：考试官都是秦桧提的名。次孙秦堪只管扶秦桧上朝，也让他直个龙图阁玩玩，但他还牛不过其弟秦坦，乳臭未干就直秘阁了。秦桧之兄秦梓官至翰林学士，其弟秦棣尽管是酷吏，也做到宣州知州。秦桧的妻兄弟中，王㬇官至临安知府，王会、王曮也都出任知州。岂止官二代、官三代，连妻子王氏的裙带上也都系着一串州府级的高官。至于那些不做官的妻兄弟，凭恃权势，恣为不法，夺人田宅，役使守令，也都有案可查的。

专政期间，秦桧把严禁私史、大兴文字狱与钳制思想、压制舆论、打击异己、迫害政敌结合起来，长达十余年。持异见而受迫害的官僚士大夫代表有赵鼎、李光、胡铨、张浚。其中赵鼎与李光最受秦桧嫉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赵鼎为免“祸及一家”绝食而死，李光的长子与次子随侍父亲死于贬所。因赵鼎案而牵连的知名人士有王庶、张戒、曾开、李弥逊、方滋、张九成、宗皋、解潜、高闶、李椿年、荣嶷、王佐等；因李光案而株连的，除其子孟博、孟醇、孟津与其弟李宽，还有邵大受、刘一止、周葵、朱倬、朱敦儒、胡寅、史才等。这串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更具体，每个姓名背后都殃及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

对元祐党籍、庆元党禁与秦桧专政中受迫害对象，美国学者囊括了三个事件关键年代前后各三十年所有现存宋人文集，对三大群体中所有人际关系进行了大数据的文本检测，发现元祐党人仅是小群体的松散结合，庆元党禁则是与一核心人群紧密联系的群体，而秦桧专政中受迫害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魏希德《唐宋史研究中的数字化语文学》，《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这一结论也有力反证：秦桧专政是对所有持异见的朝野士大夫官僚的全面专政。

对秦桧专政下肃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权相死后六年，有一位进士这样陈述亲历的感受：

顷自秦桧误国以来，奸臣相继専党擅权，无所不至，钳天下之口，结天下之舌，于今几年矣。国家利害人不得言，言之则祸不旋踵，大者殛于海隅，小者毙于囹圄。以致在朝则以讹言为禁捕，在学则以谤讪为屏罚，科举则以时忌为弃黜，遂令天下之忠臣义士，抚膺扼腕，相视切齿，髙举远引，甘心自弃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或佯狂于闾阎，或飘蓬于江海，或慷慨而悲歌，或如痴而似醉，至于郁郁而病，愤愤而死者多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七和州进士何廷英上书）

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对秦桧的定和议与杀岳飞作过有理据的剖辨，但仍认定，秦桧专政是“政治上的恐怖时代”，他“以恐怖手段来钳制思想，打击知识分子的尊严，虽然维护了自己一时的权位，却断送了南宋兴复之机，应当是秦桧被视为历史罪人的重要原因”（《秦桧与文字狱》）。

秦桧正面形象的自我型塑

自儒家史学确立了“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诛”的传统以后，反观中国历史，还少有无道暴君与乱臣贼子全然不畏惧倒行逆施“上史书”的。他们在位执政期间，尽管专政独裁，祸国殃民，却总有意地自我型塑成忧国爱民的贤君明相，处心积虑留一个高大上的形象，让当时子民拥戴，对后世历史撒谎。白俄罗斯学者德·阿宁指出，“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转引自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说的就是大权独揽者对正面形象的自我书写。秦桧与宋高宗也是如此，这里主要仍说秦桧，也必然牵涉到宋高宗。在维护与吹捧议和体制上，他们必须同舟共济：宋高宗对继统合法性的自我标榜与对中兴之主的定位向往，亟需秦桧参与炒作；秦桧对独相专政久暂的紧张与此生功罪臧否的担忧，更取决于宋高宗的用舍与意向。

在正面形象的自我形塑上，秦桧费尽心机在三方面下足了功夫。

秦桧最重要的招数是，挟皇帝以自重，赖御评而标榜。这招主要表现在宋高宗对他的封拜制词与赐额题赞上。如前所述，出于利益攸关，他俩必须抱团取暖，这些皇帝制词也可视为秦桧另类的自我型塑。

绍兴十一年，秦桧由右相晋升左相，仍独居宰相之位。在拜相制词里，宋高宗首先揄扬他的学问、德行、节概与威名：“学穷六艺之蕴，行全九德之纯。气节冠于古今，声名震乎夷夏”；然后表彰他对国家、生民、君上、治绩的贡献：“忠惟社禝之安，志切生灵之念。耻君不及尧舜，有言可稽；致治庶几成康，惟力是竭”；最后将他媲美汉唐两大名相：“用兵行师，则頼指踪于萧何，解纷维艰，则寄安危于裴度。”

次年，秦桧加封太师，在制词里，宋高宗再次以帝师、贤人与真宰相为其定位：“三公论道，莫隆帝者之师；一德格天，乃大贤人之业。睠时眞宰，为世宗臣。”然后，将其才能、大任、节义与忠信分别比之孟子、伊尹、程婴与苏武：“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节义著于艰难，正程婴存赵孤之比；平生仗于忠信，见子卿持汉节而还。”最后，力挺他们君相一体的亲密关系：“险夷一致，首尾七年；谋皆同予，国无异政。”

绍兴十五年，宋高宗赐第秦桧，御书“一德格天”阁名，依然比之为伊尹，以“天民之先觉”辅佐成汤（宋高宗隐喻自己）造就不朽功业。绍兴十九年，宋高宗特命为秦桧画像，并御笔题赞道：“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䇿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题毕遍示朝臣，然后藏于秘阁。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自知来日无多，上疏要求与儿子秦熺一起致仕，宋高宗仪式性地下诏不允，仍不忘表彰他“独运庙堂，再安社稷”的贡献。秦桧去世前不久，进封为建康郡王，制词依旧将其称为匡佐中兴的一代名相，所谓“眷予不召之臣，光辅中兴之运”；全面推重他一生的事迹与功业：“早坚不夺之节，力拯无穷之基。自登冠于宰司，首定盟于邻好。大䇿非凡所见，咸胥动以浮言。元老克壮其犹，独秉持于素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养，下以成尔万姓之安居。不矜功业之光明，复立规摹之宏远。劝农桑而臻冨庻，兴礼乐以道中和。国制旣成，天休来萃。”最后两个四字句，把规摹一代体制与取得安定局面都与秦桧挂上钩，正面形象树立也得够崇高的。

秦桧死后，非议蜂起，宋高宗仍坚决维护其形象：“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秦熺也为乃父争取到神道碑上的御题碑额“决策元功，精忠全德”，企望其正面形象永不倒，只可惜已无士人肯为这位“元功”撰写碑文了。

秦桧最常用的招数是，以专政为大棒，以利禄为钓饵，诱使趋附奔竞的帮闲文丐为他大树特树正面形象。

绍兴十一年岁末，利州通判程敦厚致函称颂秦桧：“见几似颜子，任重似伊尹”；作为回报，秦桧让他还朝改任秘书省校书郎。尝到了甜头，事隔十年，这个绝不“敦厚”的士林败类再献《绍兴圣德诗》，吹捧秦桧“诞生圣相扶王室”，果然又迁直徽猷阁。十二年殿试，士子杨邦弼在策论中歌颂今上同时不落秦桧：“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遂以第三名而题名金榜。黄州知州曽惇拥护议和体制，献诗秦桧，歌功颂德：“裴度只今眞圣相，勒碑千载可无人？”“问谁整顿乾坤了，学语儿童道相公。”比之为平定藩镇的唐代名相，连黄口小儿都称道他整顿乾坤的功业。

绍兴十八年，敷文阁待制张嵲献诗，阿谀秦桧“道冠伊、皋，功逾周、召”。周紫芝也多次献颂寿诗，先是“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继而“时相论功固自贤，真儒一出定千年”。谄媚不断升温，不啻是林彪那颂圣名言的南宋版：秦桧这样的真儒、圣贤，历史上五百年乃至上千年才出一个啊！中书舍人刘才劭吹捧秦桧“道义接丘、轲之传，勋名真伊、吕之佐”，把孔子、孟子、伊尹、吕尚都用上了。陈元裕称颂他：“天欲治平，使我公归；时方艰虞。为苍生起。”

自宋高宗御题“一德格天”后，逢迎拍马的诗篇书启雪片般地送入相府，最获秦桧嘉许的启文是“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祍”，这是权相自比伊尹、管仲，对自己形象做的历史定位。大获其青睐的诗句则是“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犹看寒士文”，他显然有意自塑为关心寒士的君子与宵旰达旦的贤相。据赵甡之《遗史》说：“自桧擅权，凡投书启者，以皋、䕫、稷、卨为不足，比拟必曰元圣，或曰圣相。”

秦桧最露骨的招数是，亲自操刀上场，打造正面形象。

和议体制确立不久，为维护体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秦桧及时有力地配合宋高宗启动了一个形象宣传工程。次年，他为宋高宗御书《绍兴石经·诗经》写了题跋，毫不含糊地为今上型塑了身兼君师的伟大形象。他首先论证：“自古圣王在上，则君师之任，归于一致”；随即歌颂“主上以天锡勇智，拨乱世反之正”，所谓拨乱反正，显然兼指对外与金议和，对内再夺兵权。紧接着，秦桧阿谀奉承“尧舜君师之任，乃幸获亲见之”，肉麻吹捧到无以复加，潜台词呼之欲出：今上作为“君”继承了尧舜（据《严妆》说，“尧舜”这里隐喻宋太祖与宋太宗），作为“师”则继承了孔子。当然，最重要的是为和议体制抹粉贴金：“乾坤之清夷，世道之兴起，一人专任其责，所为经纶于心，表仪于身，勤亦至矣。”最后，秦桧没忘表忠心：“所望于丕应者岂浅哉！《诗》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臣愿与学者勉之。”意思说，伟大的君师对丕然响应者寄予的希望还少吗？《诗经》不是说：美哉，这众多的贤士，生活在这个王国，这样的王国才能够贤士辈出，成为周代的骨干之臣。我愿意与你们学者共勉之。在题跋里，秦桧不忘自塑形象，隐然自诩国之干城的同时，也把自己树为君师寄望的第一追随者。总之，热捧体制也罢，吹嘘今上也罢，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标榜自己在辅佐皇帝与缔造体制上的丰功伟绩。

绍兴十四年，宋高宗视察太学（由籍没的岳飞府第改建而成），颁赐先圣孔子赞。其后十余年里，他为七十二弟子陆续作像赞，直到秦桧去世前，御制《先圣先贤图赞》最终全部完成。宋高宗御制了序文，籍以自我表彰“其于治道，心庶几矣”。在序文里，他接过秦桧十余年前的说辞，自诩“帝王之式，古今之师”，毫不谦让地以身兼“君”“师”的双重地位将自己与孔子混而为一；至于“贤于尧舜，日月其誉”的自我点赞，正如《严妆》所揭示，旨在让南宋臣民潜移默化地接受这样的评价：“高宗缔造的文化与政治复兴，‘贤于’王朝建立者宋太祖与宋太宗的成就。”（122页）其时，秦桧已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仍勉力为御制图赞与序文写了题跋，次年，在他死后，这篇题跋连同高宗的图赞与序文一起勒石太学，历时十二年的宣传工程这才大功告成，而高宗序文与秦桧题跋，无疑在为这一宣传工程相互背书。

宋高宗画像

秦桧死前两个月才告完成的题跋碑记，既是这一宣传大工程的点睛之笔，也是他自我形塑正面形象的收官之作。在这篇碑记里，秦桧浓墨重彩地型塑了自己的形象。他开笔就说，“王者位天地之中，作人民之主”，“王者之道与儒同宗”，明确界定了宋高宗的地位，将帝统与儒统合二为一。紧接着就为“王佐”定位，“出治者为纯王，赞治者为王佐，直上下之位异耳”，不言而喻，今上是“纯王”，他就是赞治的“王佐”。“纯王”与“王佐”拥有相同的本质，只是地位与职守有上下差异而已，这一论证与北宋倡导的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梦想巧妙地绾结起来。他然后强调：“共成一王之业，必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也”，“而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秦桧抨击所有反对者“邪杂背违”、“狙诈权谲”，都是背离或有害“共成一王之业”的人，为自己在独相以后镇压所有政治异见者作了合法性论证。他继而着重指出，“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这样一来，宋高宗及其钦定的和议体制就寻找到了“道统”的思想资源。秦桧笔下的“道统”，不仅将政统与学统合而为一，即宋高宗在政治上继承文王，在文化上直接孔子；而且在为宋高宗提升崇高地位的同时，也为自己预留了历史的定位。正如《严妆》所说，“秦桧无疑宣称（高宗默认此宣称）这是北宋道学家所提出的‘共治’理念的完成”，只有宋高宗作为“纯王”与他秦桧作为“王佐”，“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107页）。秦桧最后重申：“今氛曀已廓，由于正路者，盍一隆所宗，上以佐佑纯文之收功，下以先后秉文之多士。国治身修，毫发无恨”，“而模范奎画，其必有所得矣”。这段结语不啻宣布，绍兴十二年体制才是唯一的“正路”，与前文指斥的“邪杂背违”的“邪路”划清了界线；同也向所谓的“秉文多士”抛出了诱惑性的许诺，你们只要“一隆所宗”，拥护这一体制，沿着“正路”而不走“邪路”，所得回报必定可观。诚如《严妆》所指出，“隐藏在辞藻华丽的结论背后，是语带威胁地警告那些不打算选择‘正路’的人”（116页）。

尽管北宋晚年已有“方今圣人以道统有天下”的说法（《演山集·鄂州白云阁记》），但道统的内涵仅局限于从古至今帝王之间的继承统绪，也就是所谓的“帝统”（或“政统”）。学界原先认为，直到朱熹手里，“道统”才改铸成道学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严妆》梳理了秦桧与道统说之间长期沉埋的历史，提示了对南宋政治史与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新见。其一，“道学绝非在政治真空中发展，道学努力争取在宋朝政府既有的政治结构中保有一席之地”。其二，秦桧的道统说“将界定与贯彻大道内涵的重责大任赋予君王，也就是道统的继承人”。其三，从秦桧到其后的史弥远，从朱熹到其后的李心传，对“道统”内涵与统系都有各自不同的言说，“可见道学家与国家竞相控制一套惯用的修辞，这也型塑了宋朝和随后几个王朝的理学特色”（151、158-159页）。这些提示颇有启发性。然而，有必要指出，其一，秦桧的道统说，要害在于让政统代领学统（或者说，让帝统主领道统），落脚点在政统（或帝统）上；说到底，是对儒学道统说的利用，仍在汉武帝以来利用儒术的延长线上。其二，朱熹着手对“道统”内涵的转移，将这一大任归于道学家，旨在标举道统高于政统，主张以道统制约政统。在秦桧与朱熹那里，用的尽管都是“道统”概念，但内涵与指向却完全不同的。类似这种不同政治派别对同一政治术语作出南辕北辙解读的例证，在中国古今政治思想史上并不鲜见。

临终遗表是秦桧的垂死作秀。他提醒高宗，议和体制“虽渊衷之素定，在愚虑之实深”，“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这无疑是其政治遗言。他最终陈诉：“臣形留神往，泪尽辞穷。忧国有心，敢忘城郢之䇿；报君无路，尚怀结草之忠”，告别人世前仍念念不忘地自我形塑为鞠躬尽瘁的贤相，忧国忠君的名臣。

综观秦桧的自我型塑，用到的评语有真儒、王佐、贤相、圣相、元圣等等，用以比拟的历史名人，仅上文提及的就有皋、䕫、稷、卨、伊尹、周公、召公、姜尚、管仲、孔子、颜渊、孟子、程婴、萧何、苏武、裴度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历史能以秦桧自我型塑的正面形象来为他盖棺定论吗？

秦桧专权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