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驾机起义的前前后后(图)》 口述：岳哲安 撰文：丁佳文 司晓丹

历史既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远赴他乡投身飞行训练

1921年，我出生在湖南邵阳市。我很小就听说过毛主席了，我们都是湖南人，1925年湖南开始革命时我4岁，我就已经听过这个名字了。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就是史称为“长沙会战”，情况非常危急，炮火不断。我的家乡邵阳离长沙不远，虽然在山里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也能听到战争的消息。

1942年，我考上湖南大学机械工程系，作为进步学生，我时刻担忧祖国命运，深知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需要通过行动来救国。

那时候，为了抗击日寇，按照当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其中有一项是帮助中国建立1000架飞机的空军队伍，即首先要培训100名飞行员。那时中国没有飞机，没有汽油，没有培训的环境，只能选送人员出国学习。同时由于国民生活艰辛，营养不良，飞行人员的选拔比例千分之几。实际上只有万分之四左右，招考留美飞行学员需要一定文化知识，需要一定的英文基础。同时，对身体要求非常严苛。

虽然这是国民党的队伍，我心想，只要能赶走侵略者，我为什么不试试呢，4000多人又怎么样，我还是一样有机会啊。最后就招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这种万里挑一的机会落到我身上，肯定会好好珍惜的。就这样，我就成了1942年选中的幸运儿。

1943年春天，在昆明我接受了再次入伍的训练，等待时机出国进行飞行培训。我年轻脾气非常大，当训练员学习期间，因为看不惯上级的做法，给了他一拳，当时没有任何处分，只是罚站一个小时。我以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但万万没想到被当时的教官在档案上记上了一笔。我内心对于国民党的不满大概从那时就开始了。

由于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加紧进攻东南亚，占领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和拉绒，切断了中国西南唯一一条国际通道中缅公路、航油进口中断，航校也只好全部停飞。根据中印两国协议，准备送我们这批飞行生去当时的印度拉哈尔机场继续飞行。１９43年6月我们到达拉哈尔，那里是原来英国空军的一个机场。为此改建为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初级班训练基地，对我们进行初级飞行训练。

到了十月份，我通过了美国军官的带飞检查，那时我记得只有80个人合格，完成了初级训练。结业后，我们继续去美国深造。学校组织我们坐一艘大型运输舰回到美国，没有装什么物资，搭乘人员主要就是飞行员。舰上工作人员少，飞行生也得帮忙值勤，每天还得轮流到厨房帮勤。我们不仅是乘员，也是半个海员。

那时，日本的潜水艇在印度洋非常猖獗，我们乘坐的军舰需要严密护航，前方左右各有一艘驱逐舰，后面有一艘万吨级的巡逻舰压阵，以曲线式的航线向前驶进。这些都是为了躲避敌方潜水艇的突然袭击。为了避开复杂的战况，军舰经过好望角向西驶进大西洋，渐渐地离战火中的祖国越来越远。

记得好多个在船上生活的夜晚，我都难以入睡，站在船头，海浪滔滔，海风习习，不禁思绪万千。回想到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日本飞机到处狂轰滥炸，祖国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经过这么严格的训练，承受远离家乡父母的痛苦，我只希望能够掌握好飞行本领，尽快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驱逐日寇。

几天后，我们到达纽约港口，上岸后改乘火车从东到西，到了洛杉矶附近山他安那基地，接受预备飞行训练。现在回想，在初级飞行训练阶段我经过长期的练习，飞行技能有了相当好的基础。

在那时，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得了中耳炎，不能在高空飞行。当时招生时有规定，凡是逃避飞行的都会被押送回国。但是领导知道我飞行技术不错，不是为了逃避飞行，就没有把我押送回国。我顺应安排去了美国东岸的耶鲁大学学习航空军械。我在那里做地勤的工作，就是为保障飞行服务的，工作就是准备飞机上的装备，像炸弹、机枪什么的。

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途

1945年5月，我们这一批飞行生在美国学习结业回国，分配在空军第一大队三中队任军械员，参加了抗日战争，当时部队在四川。这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100多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首次胜利。那时我满怀希望以为能够重建祖国和家园，却没想到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内战，使全国重新陷入炮火连天的境地。另一方面，从美国回来时，领队和翻译告诉我，当年年轻气盛和上级发生冲突为自己档案记上了“出国查看”这一处分，无论我后来怎么努力这一记录都没办法撤销。我很气愤当时的国民党官员怎么会气度胸襟如此之小。同时，我也深深担心自己未来的发展前途。我对于国民党的怨气日益加重。

正在这时，我随部队从四川移防到武汉王家墩机场。经过同学的介绍在汉口认识了一位当时的进步青年，叫盛中衍，我从他那借了不少进步书籍。１９46年年初，我随中队移驻北平，不久盛中衍也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借读。我们经常见面，盛常和我谈论一些国内形势，并向我推荐《晋察冀日报》等进步报刊阅读，使我对解放区开始有了些印象。在这期间，他曾经劝说我去解放区，最好能驾机飞向解放区，中间我做过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

１９48年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国民党军队败退。我所在的飞行大队撤退到武汉，中间我又曾经想驾机起义，可是时间太仓促，一是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只能随国民党空军离开祖国大陆飞向台湾，驻守台中机场。

那时候到达台湾，周围环境美丽恬静而我们的心却躁动不安，根本无心看风景。“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途”，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在祖国大陆的亲人，惦记着祖国家乡人民的安危。那时，国民党内部非常凄凉。记得那年中秋节，大家聚在一起借酒消愁，谈论着对家乡的思念，惊恐、疑惧、陌生、惆怅、思归的情绪在这些背井离乡的人群中弥漫。很多人都想冲破藩篱，脱离那个孤岛。我算是当中最早下定决心的一个，时间越长，我渴望起义的心情更加迫切。

故乡，我回来了

我开始留心观察整个机场的情况。当时，台中机场控制得非常严格，四周警戒森严，但我发现在机场的一角，另有一个小停机坪，停放着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两架座机和其他几架初级教练机。由于停放的都是些轻型飞机，警戒稍松一些。几天前我检修飞机时，有意识地去那里闲聊，了解到两架教练机已新换了发动机，而且已加满了油，于是决定就在这里下手。

我本来计划定在１９4９年12月25日那天，因为那天是圣诞节，按照美国空军的习惯，照例休假。整个机场静悄悄，很多人去喝酒跳舞了，停机坪空无一人。我就绕着飞机观察，发现似乎增加了警卫，我觉得时机不对，容易引人注意，就推迟一天下手。

26日中午，台中机场显得非常寂静，飞行人员和地勤保障人员都离开机场吃午饭去了，指挥塔的值班员也因暂时没有飞机起落而闭目养神，只有几个哨兵在无精打采地游动着。

快要上班时，我戴上鸭嘴工作帽，穿上绿色军用夹克，提着工作包，带着一支只有四颗子弹的手枪，进入小停机坪。见没有警卫，便选择了一架PT-17型教练机，迅速用小刀割断三根绳索，踢开轮挡，取下夹板，掀起蒙布，进入座舱，刹好车，打开电磁开关，然后取出摇把，站到左轮的摇车位置上，按规定注油摇车。够转数后，拉动开车手柄，一次开车成功。我立即跃进座舱，加大油门，使发动机加温，随即松开刹车，推大油门，飞机腾空而起。离地后，我才扣上安全保险带，极度紧张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

你要知道，我当时从事很多年军械员工作，很久没有实际驾驶飞机了。可是我对自己也有信心，想当年培训时，不是吹牛，我就是小组里最优秀的那个，也是最快独自飞行的那个。虽然有段时间没飞，我对自己的飞行技术很有信心。

为了避免被雷达发现，我对准南日岛采用三角航线。一个多小时后，安全降落在福州机场。回来的时候怕被发现就低空飞行，当时离地面只有15米左右。后来国民党驾飞机来追我，由于我飞得低，他们根本找不到我，还以为我到了福州机场，其实那时我还在路上呢。低空飞行是要有很高的技术才能驾驭的。

虽然心中充满了紧张和不安，但当飞机飞越台湾海峡之时，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亲人啊，我终于回来了！

后来就顺利降落福州机场。由于之前没有跟共产党联络过，他们也不知我驾机起义的事。我刚走出飞机，就发现有机关枪正在瞄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很惊异，后来那个连长跟我说完才发现自己命真大，解放军看到有飞机飞过，不知是什么情况，只知道是国民党的飞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要射击我，赶巧的是那个子弹卡壳了，没有发射出来，我也就捡了一条命，不然的话，不仅活不到现在，还很可能被打成筛子。当脚踏在福州机场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终于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故乡，这才是应该生活和奋斗的地方。（本文来源 天津网）

编辑：岳飞网 增省